小崗村，位於安徽省鳳陽縣小溪河鎮，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1978年，小崗村的十八位農民以“託孤”的方式，不惜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按下了鮮紅的手印，將原本屬於村集體的土地“分田到戶”。這一按不但改變了小崗村村民的命運，更是影響了中國農村此後數十年的發展，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
小崗村的故事，要從人民公社時期說起。
1958年7月1日，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在河南誕生，此後很短的時間裡，全國農村就都實現了公社化。“一曰大，二曰公”是人民公社的特點。
那時小崗是梨園公社嚴崗大隊的一個生產隊，由於吃“大鍋飯”的分配方式無法激發村民們的勞動熱情，小崗村越來越窮，村民們連最基礎的溫飽都難以保障。
雪上加霜的是，1978年安徽鳳陽遭遇了重大旱災，許多農民不得不離開世代賴以生存的土地出門乞討。
1978年夏收時，受鳳陽災情影響，小崗村的每個勞動力只分到3.5公斤麥子，全隊18戶人家都面臨著斷炊的危機。
這一年收過秋糧後，小崗生產隊副隊長是當時還不滿三十歲的曾經在外闖蕩並且頗有成就的村民嚴宏昌。小崗村受災，全村人都指望著嚴宏昌能帶領大家渡過難關。
看著滿目瘡痍的村莊、看著被貧窮和飢餓折磨得形銷骨立的村民們，嚴宏昌暗中發誓：一定要帶大家吃飽肚子。嚴宏昌明白，造成小崗村多年貧窮的根本原因，正是生產隊這種吃“大鍋飯”的分配方式。
他向公社提交了報告，希望將小崗生產隊劃分為幾個作業組進行勞作。
為了讓全社最窮的小崗隊早日改變現狀，公社勉強同意了嚴宏昌的提議。然而，分組之後，在一個作業組中的不是父子、兄弟，就是鄰居，可即便如此，幾家人對如何出勤、如何計算工分等問題依然沒法達成共識，還是沒法從根本上解決小崗村的問題。
面對現實問題，在和同村老人關庭珠私下商量後，嚴宏昌終於下定了決心：這田地必須分，分到每家每戶！
終於，改變小崗村以及全中國歷史的一天到來了。1978年11月24日，一個寒冷的冬夜，小崗村的農民們聚集在村民嚴立華家中開會。這一晚的會議共有十八人出席，村中外出要飯的嚴國昌、關友德二人分別由嚴立坤和關庭珠代表，這樣一來，小崗村全部二十戶人家都到齊了。
就是在這個會上，小崗村的村民簽訂了那個著名的協定：
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年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坐）牢殺頭也幹（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
全部二十戶人家的代表在這個拉開中國農村改革序幕的協定上籤上了名字、按下了手印。
簽下分田到戶的協定後，小崗村的村民們分田單幹、責任到人，生產熱情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1979年，小崗村迎來農業上的大豐收，
糧食總產量由往年的3萬多斤猛增到13萬多斤，相當於前五年糧食產量的總和；
油料3.5萬斤，相當於前二十年產量的總和。村民的人均口糧由180斤增加到700斤，人均收入由22元增加到400元。
這一年，小崗隊交售糧食6.5萬斤、油料2萬多斤，歸還國家貸款800元。
這種“大包乾”模式下，小崗村的村民們迅速解決了自己的溫飽問題。
小崗村的改革並不是一帆風順的，1979年9月，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堅持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管理體制，嚴格限制分田單幹、包產到戶的做法。在國家政策的要求下，梨園公社黨委書記張明樓帶頭反對小崗村的生產模式，縣裡領導越來越頻繁的約談以及外界越來越緊的風聲，都讓小崗村的村民們感到恐慌，更覺得憋屈和不解。
就在村民們彷徨無措時，一位大人物忽然造訪了小崗村。他，就是時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
萬里初到安徽工作時曾經多次到農村進行深度調查研究，多天走訪的見聞讓他意識到，安徽農村的貧窮現狀必須改變。他組織召開會議，將發展農業列為當前安徽省的首要任務：“首先得想辦法讓農民有飯吃！否則連肚子也吃不飽，一切無從談起。”並且在萬里的主持下，安徽省委出臺了《中共安徽省委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規定，簡稱“六條”。
1979年2月初安徽召開的省委工作會議上，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深知小崗村的生產模式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於是主動向萬里彙報了小崗村包乾到戶的情況，使萬里瞭解到了小崗村實行的“大包乾”。
向萬里彙報後，陳庭元又派縣委秘書吳庭美到小崗村進行詳細的調查，隨後寫出一份七千餘字的調查報告：《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包乾到戶的調查》，帶給萬里和新華社記者張廣友。張廣友在閱讀調查報告後激動地表示：這正是一份《中國農村改革宣言書》！
調查報告出爐後不久，在1980年初，萬里親自來到小崗村。
萬里到了小崗村後，第一件事就是詢問嚴宏昌：你們的村子我能隨便看嗎？這一句親切而尊重的問話讓嚴宏昌感到難以置信，省委第一書記竟然如此沒有架子。
在挨家挨戶地看完村民家中情況後，萬里又聽嚴宏昌從頭到尾講了小崗村這一年來的故事。他動情地說，自己過去也是農民，看到小崗村能在短短一年時間裡發生這麼大的變化，他打心眼兒裡感到高興。
萬里問嚴宏昌，村民們現在還有沒有要求？嚴宏昌說，只希望能讓小崗村接著幹下去，至少幹個三五年。萬里當即向他承諾：我批准你們幹五年！
有了書記的保證，小崗村的村民們久懸的心終於落回了肚子裡。臨走時，萬里叮囑嚴宏昌和村民們一定要搞好副業、實事求是，並保證會把他們的要求向中央反映。
在萬里的支持下，小崗村的經驗在安徽全境推廣，“要吃米，找萬里”成為了當時一句流行的民謠。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同中央負責人就農村問題發表了重要談話，他說：
“農村政策放寬以後，
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搞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會後，中央了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1982年1月1日，被稱為“中央一號”文件的《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充分肯定了“包產到戶”、“包乾到戶”在內的各種生產責任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
就這樣，在鄧小平、萬里等領導的支持下，“家庭聯產承包制”在全國迅速推廣，農村改革的星火迅速從小崗村傳向中國大地。
2016年4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去往安徽小崗村考察，感慨道：
“小崗村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是我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縮影，看了讓人感慨萬千。實踐證明，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要常講常新。”
重溫這一段歷史，“敢於創造、敢於擔當、敢於奮鬥” 的“小崗精神”依然震撼著我們每個人的心。在中華大地上，這種精神將歷久彌新，代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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