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林
聞名全國的“改革開放第一村”在1978年末率先嚐試“大包乾”的時候，只是一個名叫小崗的生產隊，僅有20戶人家，還不是一個行政意義上的“村”。
那年發生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詳：在安徽省鳳陽縣，18位小崗村民為了吃飽飯，秉著“就是殺了頭，也要當一回飽死鬼”的想法，摁下“包乾到戶”的紅手印，把田地和牲口分到每家每戶。這一舉動打響了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億萬中國人告別了飢餓。
在後來的40年歲月中，“改革開放第一村”的稱號可謂是一把“雙刃劍”，既給小崗村帶來了更多的財政資源、政策紅利，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她的發展。
如何在21世紀再趟出一條路來，不僅僅是小崗人思考的問題，更是當下鄉村振興的現實挑戰。
紅色旅遊，有喜有憂
小崗村出名了，調研者、參觀者接踵而來。在這些來訪者當中，最受矚目的是最近三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他們分別於1998年9月22日、2008年9月30日和2016年4月25日到小崗村視察。
據小崗村委透露，每年單單來小崗村採訪的記者就有上千名之多。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預計將有超過3000名記者來訪。
就在剛過去的6月，世界左翼政黨幹部考察團、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調研組、北京大學國發院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先後來小崗調研考察。也是在6月，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在小崗舉行了第十九屆萬壽論壇，中組部、農業農村部今年首期農業農村電子商務專題培訓在小崗開班上課，安徽財經大學與鳳陽縣小崗村社區治理創新實驗共建基地簽約揭牌儀式暨小崗村鄉村振興講習所揭牌儀式也在小崗村舉行。
此外，農業農村部、中共中央組織部、安徽省人民政府等黨政機關還在小崗設立了培訓教育基地。2017年，小崗幹部學院培訓各級幹部4800人次，小崗創發公司、小崗村培訓中心培訓農村實用人才等2.1萬人次。
來的人多了，逐漸帶起了當地的餐飲、住宿等產業。2005年，時任小崗村黨支部書記沈浩為小崗確立了紅色旅遊的發展方向。2008年，改革開放30週年時，小崗村啟動申報國家4A級旅遊景區，並在2009年初獲批。此後，小崗村陸續獲得全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全國特色景觀旅遊名鎮名村、安徽省農家樂旅遊示範點、中國美麗休閒鄉村等稱號。2017年，小崗村遊客量達74萬人次，旅遊總收入約5600萬元，帶動農民增收200多萬元。近期，小崗村正在加速推進國家5A級旅遊景區，爭取在今年年內創建成功。
旅遊業的發展讓部分小崗人有了在家門前就業的機會。在培訓中心、遊客中心、大包乾紀念館、沈浩紀念館的工作人員，以及在景點附近擺攤的農民，大多是小崗的居民。
“以前也在外面打工，到了年紀，家裡讓結婚就回來了，現在有了孩子，更出不去了，”一位遊客中心的工作人員說。
旅遊業的發展也推動了當地以“崗二代”（18位帶頭人的兒女）為主體的農家樂的興起。
“我在90年代也出去打過工，後來發現來老家參觀培訓旅遊的人越來越多，就回來開餐館，到2006年開始做農家樂，算是這一片最早的。現在一年純收入大概有20萬。”大包乾農家菜館總經理關正景對界面新聞說。
關正景兄弟姐妹四人，其他均在外工作安居多年，只有他在小崗村和父母同住，他的父親關友江是當年“大包乾”18位帶頭人之一。2008年，胡錦濤曾經在他家的院子裡與小崗村民交談。
關正景非常看好小崗旅遊業的發展，他正在籌劃擴張他的農家樂，準備在現址對面的自家宅基地上再起一棟樓用於住宿。
不過，遊客停留時間過短是小崗村旅遊業面臨的最大問題。因為缺少旖旎的自然風光，遊客只需半日就可以結束行程，動作快一點的，兩小時就可以走完。行程短促，遊客大多隻在當地餐廳吃一頓飯，很少會留宿。
停留時間短意味著消費少，對當地經濟拉動有限。而且，小崗旅遊資源的特殊性，使得前來參觀的遊客更喜歡去國家領導人訪問過的“農家樂”。比如，18位帶頭人之一嚴金昌的兩個兒子住宅相接，都開了農家樂，其中，國家領導人視察過的哥哥家，生意可以說是整條街上最好的，無論早晚，吃飯的人都絡繹不絕，而隔壁的弟弟家，記者曾在那裡吃過一頓午飯，從點餐到用餐結束，唯記者一人。
此外，和其他熱門景點相比，小崗村吸引的遊客數量並不多，近年來參觀人數也並未隨著全國旅遊趨熱而有顯著增長。2011年，小崗的旅遊人次已達71萬，與2017年的74萬相差無幾。
為了改變這種局面，鳳陽縣計劃在小崗村新建11處景點，包括小崗幹部學院、天荒紅街、研學基地、當年小崗、鄉愁院子、漫享田園、國家農業公園、中國紅樂園、梨園公社、麥田大地藝術園、石馬文化園等，重點突出農村改革和美好生活。
光榮歷史可能也是包袱
紅色旅遊僅僅是政府對小崗村眾多扶持項目的一部分。隨著關注度的不斷增加，小崗村從各級政府與社會各界獲得的財政與社會資金遠遠超過一般農村，這使其在道路、環境、住房、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建設水平比一般農村高出一大截。
1993年，小崗生產隊合併了相鄰的大嚴隊，成立了行政村，此後不斷擴容，如今下轄23個村民組，1028戶、4288人。2006年，小崗村村支部升級為村黨委，這在村一級黨組織中較為罕見。在小崗村的領導班子中，村黨委第一書記和村黨委書記均為上面委任，前者由安徽省財政廳派駐，後者由鳳陽縣任命。
現在的小崗村像極了城市的一角：乾淨整潔的街道、大型的住宅小區、統一的徽派建築風格、現代化的便民服務中心。在當地消費，無論住宿、餐飲、超市，還是路邊售賣自家農產品的流動攤販，都可以用手機支付。
從鳳陽縣的公開信息看，過去一年，有一系列的項目計劃或正在小崗村實施，如人民法庭裝飾工程、居家養老服務中心裝飾改造、小崗村衛生院外牆與綠化工程以及手術設備採購、小崗學校道路改造工程及機器人競賽設備採購、小崗村西外環路建設工程、小崗幹部學院二期建設工程、小崗村馬家壩水庫和四面塘壩清淤擴挖棄土運輸工程、石馬和嚴崗二期基礎設施工程等。
4月27日，滁州市財政局下達鳳陽縣1000萬元，用於小崗村“三年大提升”行動。6月5日，鳳陽縣局為小崗各餐飲經營戶免費配送了消毒櫃、滅蠅燈、切菜臺、貨架、排氣扇等設備，此舉意在創建餐飲示範一條街，進而推進小崗村5A景區的建設。
不過，小崗人在獲得政府大力支持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發展的選擇權。
自改革開放以來，小崗村被樹立為農村改革的標杆，她的發展道路就被鎖定在“農”上。1980年，小崗村產糧22萬斤，人均收入420元。1990年，小崗村產糧48萬斤，人均收入630元。上世紀90年代當地不斷調整種植結構，種過花生養過豬，均因商品率太低而無法形成優勢產業。
“沒有什麼廠子，只能種地，農業又掙不了什麼錢。”記者在走訪小崗村時，這種想法在村民們口中出現的頻率很高。
根據《小崗村的故事》一書記載，1984年，小崗村18位帶頭人之一嚴宏昌辦起塑料製品加工廠，時任鳳陽縣委書記為此專門找他談話，他說，“不能因為這樣一個工廠，鬧得上上下下都以為小崗出了問題。”據該書記載，這位書記上一年還在為嚴宏昌夭折了的輪窯廠構想跑貸款，希望能借此推動小崗集體經濟的發展。1993年，嚴宏昌再次嘗試辦廠，他聯合外部資金創辦的三家工廠，都最終關門。
2005年左右，以“改革開放第一村”為主題的“大包乾”紅色旅遊在小崗村興起。旅遊業成為小崗的主要產業之一，工業也退出了小崗村發展的官方選項。根據2010年12月發佈的《鳳陽縣小崗村總體規劃》，鳳陽要將小崗建設成為一個新農村建設、現代農業發展、旅遊觀光的示範村。
目前，無論是在小崗村超市中售賣的，還是在大包乾紀念館區展示的冠有小崗之名的加工食品，加工企業都不在小崗村，已知的三家，一個在鳳陽縣小溪河鎮，一個在滁州市，一個遠在天津。近幾年，小崗村廣受關注的4300畝高標準農田、土地確權登記和流轉、“資源變股權、資金變股金、村民變股民”的“三變”改革都不是由小崗首發推動的。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守英對界面新聞表示，小崗村已經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一個符號，這一光環既為它贏得了許多其他村莊無法得到的政策支持和關照，也讓這個普普通通的村莊背上了難以承受的包袱。
小崗背後的中國農村問題
儘管頭頂“改革開放第一村”的光環，小崗村在過去40年裡仍然和全國農村一樣起起落落，同樣在80年代初快速發展，同樣在90年代面臨重重攤派，現在又同樣面臨老齡化、空心化的問題。
“我記得包產到戶以後的頭幾年回家，老百姓還勁頭不減，使滿馬力向前奔，他們每晚到了深夜都不願離開，和我討論除了種地還能幹點啥。”從湖北洪湖走出來的劉守英在《我們一家子教我的“改革”》一文中寫道。
但是，根據劉守英的回憶，從1980年代中後期開始，賣糧難的情況出現了，化肥農藥價格翻番上漲，就不見糧價升。到了上世紀90年代前後，老百姓種地負擔沉重，一畝地收成就是400多元，但各種提留攤派加起來居然高達500多元，有些農民甚至靠貸款完成上交。
“從那時開始，一部分農民開始出村謀生，出不去的農民留在土地上掙扎，鄉村不再是希望的田野，農民不再相信在農業上能尋到出路，儘管後來陸續取消糧食統購訂購，再後來取消沿襲了兩千年的皇糧國稅，但我村鄉親臉上從此沒有再現80年代那樣的燦爛。”劉守英感嘆道。
“種得越多，虧的越多。”如今雖然現在有了糧食補貼、綜合補貼、良種補貼以及農業的政策和商業性保險，但還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種糧掙錢難的問題。
從友誼大道入口處費孝通題字的“鳳陽縣小崗村”牌坊步行出發不久，就能見到連片的莊稼地。初夏時分，本是收穫時節，但5月24日晚間開始的一場大雨，徹底終結了小崗今夏的小麥豐收夢。
“今年麥子災害大，水多的麥田，減產一半都不止。”一位大爺站在自家的麥田旁看著顏色發黑的麥子嘆息著，“小麥赤黴病嚴重，麥頭死了半截，長了芽。”
在拉著麥粒回家的路上，另一位姓繆的大爺估算了一下自家的收成，“今年麥子曬乾了不到1000斤，大概能賣得700元，其中，使用收割機大概200元、打地機200元，農藥和肥料200元，今年算是白忙了。”
“很想把土地流轉出去，但沒有人接手，又不能荒著，只能自己種。”很多在田間勞作的村民表達了想將土地流轉出去的意思。
從數字上看，2018年初，小崗村已流轉土地8885.6畝，佔全村耕地面積的61.2%，遠高於全國約33%的平均水平（注：農業部只公佈到2016年6月）。其中4300畝是2016年9月安徽農墾集團有限公司為扶持當地經濟與鳳陽縣簽署的承包協議，2017年租金每畝600元。
當承租人出價低於村內現有的土地租金時，一些村民就會抱著再等等看的心態。在農村，即便是同一個家庭的耕地大多也是分散的，各家耕地犬齒交錯，但凡有一家不同意，都會對土地規模化經營形成阻礙。而且，小崗村的地理條件在發展農業上並不具有明顯優勢，其所在的丘陵地帶高低不平，灌溉成本和土地一次性平整費用相對較高。
小崗村也沒能逃脫老齡化的命運。走在小崗的街道上，碰到的多是老人家。小崗的各村民小組大多已經拆遷，集中入住石馬、嚴崗兩大住宅區，但新小區顯得有些空空蕩蕩，有的房子一看就沒人住過，甚至已變得破敗。
記者隨機拜訪了幾家院子，基本都是帶著孫輩的留守老人，偶爾會有在家帶小孩的年輕媳婦。一位帶小孩的年輕爸爸對記者說：“我家住的這兩排，前後八個院子，就我們一家常住。我也是因為沒人帶孩子，等小孩大一點，還得出去。”
在地裡收割麥粒、彎腰拔秧插秧的也大多是老人家。一位在梨園工作的大爺說，梨樹掛果後要套袋，現在套袋的工人都是從河南請來的，一天120元，而且不少也是六七十歲的老年人。
“在小崗，過去十年，跟著我們一路幹到現在的，原來五六十歲，現在也有六七十了，而且沒有新的血液進來。”梨園公社種植專業合作社創始人黃慶昶對界面新聞說，“未來，誰種田？這是農業的產中環節面臨的最大問題。”
小崗村面臨的這些問題——農業風險高、土地難流轉、老齡化和空心化，在劉守英看來，都是傳統農區的共性問題。
這些問題也是鄉村產業振興面臨的現實挑戰。安徽大學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常偉認為，新型城鎮化帶來人口大量流出、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農業生產成本上升較快、農業生產風險性因素凸現，農業規模經營在提高集約化程度的同時，也帶來了風險因素的集中，都是鄉村產業振興需要解決的問題。
鄉村振興路在何方？
40年前，被飢餓、窘境所逼的18位農民無意之間闖出了一條具有歷史意義的新路，帶動了全國農村的發展。但“一年邁過溫飽坎、四十年邁不進富裕門”，在取得突破之後，小崗村遲遲沒有進一步的發展。
2017年，小崗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06元，比1978年全國農民人均151元的純收入增長近120倍。但若橫向比較，小崗村的收入不僅遠遠低於華西村、長江村等，也低於全國居民25974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這既有政策束縛的緣故，也有城鄉社會發展嚴重不平衡對農村造成傷害的客觀原因，還和小崗村自身的稟賦條件有關。
“小崗遠離中心城鎮，缺乏資金，沒有發展二三產業的天然優勢，”4月25日，“小崗精神與鄉村振興”研討會在安徽省鳳陽縣召開，安徽省滁州市委常委、副市長趙鯤在會上表示，“小崗村長期以來人才等資源匱乏，無法廣泛積聚人才。這使其成為發展難度較大的基礎薄弱村莊的典型代表。”
作為“改革開放第一村”，如果小崗能夠再次趟出一條路來，在鄉村振興戰略剛剛起步的背景下，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時代意義。
小崗村已經按照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關於鄉村振興的頂層設計制定了振興方案。小崗村的方案與中央的時間表同步，也分“三步走”：第一步，到2020年，小崗村鄉村振興相關制度框架基本形成，發展思路明確，重點任務取得突破性進展；第二步，到2035年，小崗村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成為美麗鄉村先行區；第三步，到2050年，全面實現小崗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目標。
根據方案，未來幾年，小崗村將在夯實農業生產基礎上，實施產業興農戰略，推進一二三產融合發展。作為改革排頭兵，小崗村還將進一步加強社會管理，構建鄉村治理新體系。
不過，多年來小崗村的發展規劃並不是一以貫之的。2010年發佈的《鳳陽縣小崗村總體規劃》提出的目標之一是不斷提升當地的城鎮化水平，實現小崗村由改革知名型村莊向改革發展知名型新市鎮的跨越。2017年，在特色小鎮發展風潮下，安徽省又要將小崗村發展為特色小鎮。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後，小崗的發展規劃再次調整。
專門養殖仔豬和肥豬的小崗致富帶頭人殷玉榮目前正在著手籌備她的現代化新豬場。根據她的設想，將會採取認養方式，通過互聯網，讓客戶能全程監測到養殖的過程，讓客戶吃到放心豬。
安徽農墾集團正在小崗建設生態農業綜合服務中心，項目以“科技服務、農旅結合”為核心，配套建設綜合服務區、農機展示區、烘乾倉儲服務區、科技農業產學研生產區、現代農業展示區、育秧工廠區，推廣農業全程社會化服務。
“安徽農墾集團正在推動農業全程社會化服務的‘331’模式”，安徽農墾小崗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張磊對界面新聞說，所謂“331模式”，即政府提供技術、資金和烘乾倉儲三項服務，建立一支專業的農業經紀人隊伍，幫助農民規避自然、經營責任和市場三項風險。
而黃慶昶在經過十年的摸索後，開始走出小崗，在全國範圍內整合農莊，發展生產型生態農莊，以生產為主，以餐飲和住宿為輔。
在他看來，投資農莊應該有一個順序，先有穩定的一產，再做二產，最後才是三產。“現在有很多農莊是反過來的，先發展休閒產業，短期看很紅火，卻沒有長期的可持續的收益。”過去十年，這位曾經的無錫傢俱協會會長在小崗村非常堅定地按照這一順序發展他的農場，不僅將種植發展為種植、養殖、水產多位一體的微循環農業，還將梨花、梨子等進一步加工成衍生產品。
“我們的合作伙伴會先種上梨樹，等到梨樹有穩定收益以後，再啟動休閒產業。”黃慶昶說，“如果整合起來，相互之間可以共享需求和供給。你當地的農產品，可以賣到全國各地，全國各地的農產品可以在你那邊銷售。”
“要尊重廣大農民意願，激發廣大農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活鄉村振興內生動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出了重要指示。
“自上而下必錯。”劉守英認為，政策的形成必須要自下而上，必須要有來自底層的充分信息，必須要以符合農民利益為根本出發點，要尊重農民的自主權。
中國鄉建院院長、中國體改研究會研究員李昌平也對界面新聞表示，中央可以定好底線，比如守住糧食安全、集體所有制不能變等等，然後放手讓農民自己幹，形成內生動力。
40年前，正是小崗人自主推動了“大包乾”，從而走上了溫飽的道路。而今，鄉村要振興，仍然需要廣大農民發揮主觀能動性。這也是包括小崗村在內的中國廣大農村必須要趟出的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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