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征程。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而後到城市的，而農村的改革首先是以推進提高生產積極性、產權清晰界定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標誌。面對當時“集體出工、集體勞動、集體分配”的“大鍋飯”模式，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冒著極大的風險來“分田到戶”。那個時候，陽江一些農村也積極開展了“分田到組”的探索。其中，位於東部沿海的蓮北大隊，就是探索的“先行者”，後來被譽為陽江的“小崗村”。
近日，記者多次走訪陽江早期分田到組分田到戶的蓮北村幹部群眾和當年親歷這項改革的老同志，通過他們點點滴滴的回憶，重溫陽江“小崗村”那段不平凡的歷史。
“大鍋飯”吃不飽， 村民生活貧困
長期以來，受“左”的思想影響，農村實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高度集中的體制，農民沒有生產、出工、銷售等自主權，生產積極性受挫，陽江縣大部分地區的水稻收成都很低，農村生產隊超支戶多，勞動日值低，農民生活普遍十分貧困。
原陽江縣農業局局長、今年88歲的老黨史工作者曾昭群向記者提供資料顯示：作為產糧大縣的陽江縣，每年水稻播種面積150多萬畝，但產量增長緩慢，從1967年至1977年10年中，水稻年均畝產由357斤僅增至374斤，平均每年僅增1.7斤。農村人均分配收入為負增長，1976年是74元，1977年降至65元。
今年63歲的原陽江縣新洲公社蓮北大隊黨支部書記李國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回憶，1975年，當時20歲的他被上級任命為蓮北大隊黨支部書記，這個“娃娃書記”雄心勃勃，準備大幹一場，為父老鄉親做點實事。
然而，當年晚造，正當水稻揚花時，來了場“寒露風”，新洲公社晚造嚴重減產，蓮北大隊也未能倖免，公購糧無法完成，群眾家裡沒有餘糧，只能靠大隊分配的河南番薯幹湊合著。看著老人們啃著硬邦邦的番薯幹，時隔多年，回憶起當時情形，李國合曆歷在目，說話時幾度哽咽。
“當時一上任，我就一心想把生產搞上去，但不管我怎麼做思想工作，佈置生產任務，水稻產量仍不高，畝產三四百斤，收效甚微。” 李國合說，當時很多人有了這種心態：“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
李國合說，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勞動力報酬過低，當時每個勞力日報酬不到3毛錢，一年下來，一個社員累死累活收入約100元，這直接導致了生產隊社員積極性不高，責任心不強，出工拖拉，生產常違農時。
在當時的環境下，生產隊長沒人肯當，每年春節過後每個生產隊都為選隊長犯愁。李國合回憶，沒了積極性，生產隊集體收入越來越少。有些家庭老人小孩多，工分少，核算下來還要向生產隊繳納超出勞動價值所得的糧食款，所以每年核算時，出現一些“超支戶”，導致年年欠錢，農戶越來越窮。大部分農戶每輪圩(5天)圩日才吃上一頓乾飯，其餘時間吃粥。
好多次，李國合看到村裡的老人和小孩，跟著吃很稀的粥水，望著他們一雙雙渴望的眼睛，心裡很不是滋味，他暗下決心一定要改善群眾的生活。
尋求出路，做陽江的“小崗村”
1977年秋後，李國合與大隊治保主任、退伍軍人梁尤業到北政3隊時，發現該隊正在悄悄地“分田到組”。一些農民說，分田到組肯定能吃飽飯，這比逃荒要好得多，其實，解放初農村三四戶人家成立互助組，農戶積極性高，生產連年豐收。
老農的話令李國閤眼前一亮，這或許是條出路。
1978年春節過後，李國合召開大隊7人支委會，把自己的想法在會上說了。一個副大隊長說：“這樣搞是會犯錯誤的，上面會來抓人的。”李國合說，當時大隊支委7人，有4人反對。
李國合提出了一個暗中分田到組的計劃，就是將全大隊實行分田到組，三四個農戶為一組，自願組合，農戶完成公購糧等公派任務後，餘糧由組裡自行分配。對外不要張揚，仍稱為生產隊，生產隊仍設隊長、副隊長、會計、出納、保管員、記分員。他同時加了一句話：“如果上級追究，我個人負全部責任。我本來是農民的兒子，回去種地也不想再看到大家捱餓。”此後，反對的人少逐漸變少了。
“我是1955年出生的，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自己還很小的時候就嘗夠了餓的滋味。我們分田到組就是為了吃飽飯。”談起當初這一要冒巨大風險的做法，李國合激動地說。
走進蓮北村，幾位經歷過分田到組、分田到戶的老人向記者說起了這段激動人心的往事……
李創良（原蓮北大隊蓮浪4隊社員）：接到大隊通知可以分田到組後，群眾十分擁護，立即行動起來，蓮浪4隊農戶自願組成了3個生產組。我們6戶人家組成第一組，生產隊將水田旱地分到了3個生產組，我們一組分得2大1小共3頭黃牛，犁耙各2張。
羅光照（原那黑第二生產隊隊長）：不到10天，全大隊5條自然村14個生產隊共2100多畝水旱地，按人頭分到了1600多人手裡，人均水田0.8畝，全部完成了“分田到組”。
將田、牛、農具分到組後，群眾熱情高漲，自行購農資，辦田開展春耕，田野一片繁忙。可惜喜悅還未持續太久，消息就走漏風聲了，公社書記、縣委書記、地委書記，齊齊入村要求李國合彙報情況。
■公社書記：“為什麼要分田單幹？”
■李國合：“我們這是分田到組，不是分田單幹，要求社員完成所有公糧派購任務後，才可分餘糧。我們這裡的生產隊每個勞動日分別只有8分、1毛2分和2毛5分，農民日常吃不飽，生活極度貧困，不分確實不行了。”
■地委書記很嚴厲地說：“垮了，垮了，垮了，這地方組織垮了。這是變相單幹，你膽子這麼大，是誰給了你這權力？”
■當時公社書記在做記錄，縣委書記臉色很難看。李國合覺得，上級領導怎麼批評他都可以接受，但瞬間覺得這樣做連累了公社書記和縣委書記，他感到很難過。
■正在這時，蓮北大隊副大隊長梁大明走了進來，坐在穿著很樸素的地委書記身邊。他不知道對方是哪一級的幹部，竟然用手輕輕推了一下地委書記肩膀說：“同志，你不知道我們這裡的情況，現在群眾累死累活還是吃不飽飯，我們最基層的幹部已經很難幹了，要不你們來噹噹試試？”
■“梁大明，這是地委書記，你說話要有分寸。”李國合提醒說。
■聽了李國合的話，梁大明害怕得臉色都變了，說道：“真的是地委書記？”同時連說了幾個“對不起”。
蓮北村村民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分田到組”大勢所趨
隨後，在新洲公社召開三級幹部的會議上，李國合作了檢討。會後，北桂大隊書記趙汝文、雙安大隊書記李基和找到李國合，對他的做法表示贊同，並說：
“你在會上說的情況我們那裡普遍存在，一直在苦尋良策。這不是檢討會，是經驗交流會，你做得對，啟發了我們，我們也要分田到組，讓群眾吃飽飯。”檢討會後，縣和公社派出一個30多人的聯合工作隊，來到蓮北大隊各生產隊督促合隊，制止單幹。各生產隊分到組的牛被工作隊收繳到大隊部門前一塊空地，村民要簽了合隊保證書才可將牛領回。
一天，一名隊員在蓮浪二隊看見一個農民獨自一人牽牛準備耙田，連忙制止他，還勸他到隊集體去耙田。該農民一聽，便火冒三丈地說，你是幹部有工資領，我是農民不耕田會餓死的。爭執之中，隊員被農民推落田中，一身泥漿，十分狼狽。
壓力之下，蓮北大隊群眾耍起了太極，表面上表示服從“合隊”，等聯合工作隊一走，仍按照事先約好的“對內分田到組，對外稱生產隊”。
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上面想制止都制止不了。分田到組後的農民兄弟，不用人喊開工，就積極投身春耕生產，親戚鄰里互幫互助，每天早出晚歸，三四天就完成了以前要一個多月才能完成的插秧任務。
1978年早造，蓮北大隊農戶畝產普遍超過600斤，獲得了大豐收，既完成了公糧，又有餘糧，保證家家戶戶吃飽飯。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還根據實際種植了花生、果蔗、香芋等經濟作物。1978年晚造，蓮北大隊又獲得了大豐收，家家有餘糧，雞鵝鴨成群，群眾生活明顯改善。
農民收穫有餘糧，生活逐漸改善
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提出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1979年晚造收穫後，經過近兩年的實踐，群眾覺得分田到戶比分田到組能更好地安排生產時間，發揮人的積極性，更能促進生產發展，也就是那個時候，蓮北大隊陸續完成了分田到戶。
小插曲
蓮北大隊通過分田到組，促進了生產發展和生活改善的消息不脛而走，其他大隊乃至公社外的大隊也跟著學了起來。分田到戶後，鄰縣恩平和台山有群眾到新洲圩趁圩獲知消息，回去後，群眾也嚷著要分田到戶。沒多久，在325國道陽江與恩平交界處，江臺公路陽江與台山交界處，分別豎起大牌子，上面寫著“堅決抵制陽江分田單幹風”。
長期以來，受“左”的思想影響，每逢說到“包產到戶”，就如洪水猛獸，談之色變。原廣東省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恩成在接受黨史學者採訪時介紹，當時各地農民在“吃不飽”的情況下，衝破禁區，搞起了“包產到戶”，下面的這個做法引起了上面很大的爭論和壓力，各級幹部認識分歧很大，只有少數人支持，廣東曾有一個縣正式作出反對包產到戶決議。
儘管過程很艱辛，甚至受到聯合抵制，蓮北大隊也未退讓半步，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為之點贊。
羅光照：事實上，分田到戶後，生產發展得更好，特別是推廣種植雜優水稻後，畝產達到了800斤到1000斤。吃不用愁了，一些群眾平時還在家裡做起了以前只有節日才做的糕點享用，農村人的衣著也開始光鮮起來。農民開始到陽江、中山、深圳和廣州等地找活幹或做生意，農民收入不斷增加，農民眼界也開闊了。
1982年1月1日，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關於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臺，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乾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後來又概括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並且這一政策一直得到很好的延續。
從那以後，蓮北大隊與全國農村一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村裡新建洋樓一年比一年多，莊稼豐收，雞鴨成群，如今小汽車也進入農民家裡。
40年前的包產到戶給農村帶來了根本性的轉變，推動了城市的改革，開創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之路。今天，我們又面臨著農村進一步改革和鄉村振興的任務，40年前的分田到組、包產到戶對我們有哪些啟示？
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副教授李聯德認為，當年農村由“合”到“分”，是解放生產力的必然要求。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關係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在農村的工作提出了許多全新的要求。鄧小平在26年前的南方談話中，就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我們深化農村改革、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需要繼續解放思想，以問題為導向，對症下藥，降低生產製度性成本，發展現代農業，提升農業的質量、效益和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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