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於長清區雙泉鎮的河東崖村，是賈莊行政村所屬的一個自然村，不到150口人，有290多畝山坡地。這個古老的村落，植被繁茂，風景優美，同時又不乏現代化的生態景區，呈現一派新氣象。河東崖村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標籤——濟南農村土地改革“第一村”。
早在1972年，河東崖村村民為了治窮，就已經冒著風險，偷偷分地搞起了“小包工”，這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雛形，比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土地改革還早六年。“搞‘小包工’前，家家戶戶捱餓;搞‘小包工’後，成了遠近聞名的富裕村。”那段敢為人先、驚心動魄的歷史，也成為許多河東崖村老人美好的集體回憶。
與飢餓有關的日子
74歲的崔守良是完整經歷過忍飢挨餓時期的那代人。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三年困難時期，在崔守良的記憶中，只剩下與“飢餓”二字有關。
當時，河東崖村所屬的紅廟大隊一共有24個生產隊，因為以“生產隊大集體”的方式經營管理土地，生產方式落後，再加上自然災害頻發，每到糧食成熟的時候，玉米麵一家只能分十幾斤二十幾斤，根本填不飽肚子。“那時候都是人民公社社員，所有的土地都歸生產隊，集體出工幹活掙工分，產出的糧食要先上交給隊裡之後才能分得口糧。大夥兒早晨天剛亮就出發，幹一會兒回來吃早飯，吃完再繼續下地，下午幹到天黑，下力氣倒是不少，還是吃不飽飯。” 崔守良回憶說。
而在村民張洪印看來，當時還有一個普遍現象導致糧食產量上不去——磨洋工。當時，21歲的張洪印是河東崖村生產隊長，每天跑到屋頂上喊人下地幹活，鄉親們到了地裡以後，卻出工不出力，嚴重缺乏積極性。“幹少點幹多點都是那些工分，分到手糧食差不多，很多人都不願意賣力。”張洪印說。
“張大膽”與“小包工”
為了治窮，也為了活命，在1972年的時候，年輕氣盛的張洪印突發奇想，做了一個頗為大膽的決定——小包工。沒想到，這個“歪點子”徹底改變了河東崖村村民的命運。
“就是偷偷給鄉親們分地，最開始先是給村裡餵豬的分一點。好比說那個時候誰喂一頭豬，隊裡給他二分飼料地，這個飼料地個人種著個人收，到時候光給生產隊交一百挑子糞就行。這樣餵豬的就有了積極性，糞上交後又能肥地，兩全其美。” 張洪印解釋說，後來他把大部分耕地也拿出來分了，漸漸地基本每家按照人口都分一點。不過，雖然每家每戶都分到地了，但收成也不是全歸自家所有，還要上交大部分給生產隊。“比如一畝地產了300斤糧食，要拿出200斤公糧交隊裡，剩下的100斤就可以歸自己所有了。剛分地的時候,村民的心氣比在隊上計工強得多了。他們到點就自己就上坡了,沒早沒晚地去幹活，勞動強度和積極性也就上來了。”
當時，張洪印偷偷搞“小包工”，就令紅廟大隊翟科村生產隊長高緒玉羨慕不已，“他那時候外號叫‘張大膽’，生產隊搞得挺紅火，但是俺們那會兒都不敢學他，害怕犯錯誤。”
配齊“三大件”的富裕村
在河東崖村實行“小包工”的幾年裡，村民生產積極性高了，也看不到荒地，糧食迅速增產，隊裡一畝地糧食從三四百斤，一下增產到了七八百斤。“別人吃十幾斤二十幾斤玉米麵的時候，我們隊一人一年就能吃到上百斤了。” 張洪印說。
“那時候俺們村富到什麼程度呢?—結婚必須配齊的‘三大件’(手錶、自行車、縫紉機)，每家每戶都有，村裡的自行車比全鎮三四十個村加起來都多，騎車一出去排成一長排，別人都羨慕得不行。”張洪印頗為得意地說。
1978年的一個冬夜，安徽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冒著風險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邁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第一步”，小崗村在全國率先分田到戶，由此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標誌。同樣地，有了幾年分地經驗的河東崖村，也是濟南市最先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村子，在1979年，村裡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分地了。隨後，濟南300餘萬畝農田相繼在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如今，河東崖村的土地“身份”又發生了變化。幾年前，河東崖村實行土地確權制度。這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種“升級”，讓農民手中的土地更有保障。土地的“身份”越來越確定，土地上種下的花樣也越來越多，不再只是糧食，還有核桃樹、果數、蔬菜……“以往全家都守著土地，現在青壯年都外出打工，村裡基本都是老人種地了，村裡這幾年也有了承包大戶，守著土地的人變少了，好在地沒荒。”過去四十多年來，張洪印一直在種地，這“一畝畝地”上承載了他的夢想，也見證了河東崖村農民之變。 (新時報記者郭吉剛 周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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