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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导读
明代人李贽编写的《续藏书》卷十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明代第四任皇帝朱高炽召见少傅大学士，吏部侍郎杨士奇，对他说：我希望你能再兼任礼部尚书一职。杨士奇怼道：臣已经兼职华盖大学士，吏部侍郎，同僚们对此已经有很大的意见了，如果再兼职尚书一职，恐怕别人会说闲话啊！上厉色曰（原文）：黄淮、金幼孜皆三职, 卿独二职, 人将谓何?杨士奇回道：尚书一职月俸60石，可以养活60个人了，臣现在已经拿了双份的月薪，尚书的那份工资我就不要了。上曰（原文）:朕成卿志。乃听辞。随后黄淮、金幼孜都“主动”奏请放弃第三份兼职的月薪，皇帝均奏准。
杨士奇
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这个故事，谈艺用现代社会的老板和员工的场景再来模拟一次当时的情况。某公司老板对身兼秘书、人事主管职务的小杨说：现在公司业务发展的很快，许多岗位人手都不够，我希望你再把宣传部的工作也承担下来。小杨说：老板，公司让我在秘书、人事两个岗位担任领导工作，已经引起了其他许多同事的羡慕嫉妒恨，我感觉挺为难的（言外之意：我都忙死了）。
老板很不高兴的回道：人家小黄、小金，不都是身兼三职吗？你兼了两个职还怕别人说（言外之意：你还想不想干）？小杨一看气场不对，立即回道：既然老板对我这么信任，那我就尽力试试，但兼职的那份工资我可不要，（话外音：不拿这份工资，干不好你也别怪我。）老板满意得拍拍小杨的肩膀说道：“既然你有这样高的觉悟，证明我没看错你，看在你这么坚持的份上，我就勉强答应你，但是有言在先啊，这份工资我给你先存在公司的账上，等你将来退休了再补发给你”。听到风声的小黄，小金也都主动向老板表态，愿意主动放弃第三份兼职的工资。老板均爽快的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参考图1
鲁迅先生在《与曹聚仁先生通信》中说: “古人告诉我唐如何盛, 明如何佳, 其实, 唐室大有胡气, 明则无赖儿郎。
老朱家和官僚集团的恩怨情仇
朱元璋对官员的那股子狠辣劲早已享誉中外，驰名古今了。洪武年间，任何官员如果贪污六十两银子，就够得上被剥皮的重刑（是真的剥）。高绍先的《中国刑法史精要》里就有对这种酷刑的介绍：剥皮者, 从头至尻, 一缕列之, 张于前, 如鸟展翅, 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 行刑之人坐死。在其他的史料如欧阳直的《蜀乱》、《明史·魏忠贤传》、夏允彝所著的《幸存录》中均有各种剥皮酷刑的细节介绍，本文不做累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去查阅。
参考图2
明代皇帝为什么对大臣如此残酷呢？朱元璋晚年大兴诏狱清洗有功之臣，被牵连的各种关系户总人数达到了二十万以上，甚至是像蓝玉这样高规格的功臣，也是死于剥皮这种酷刑之下，对此，谈艺认为，朱元璋如此苛刻对待官僚阶层的愿意主要归结在以下三个方面：1，元末明初，历经天下大乱的社会，急需要用严刑峻法来整顿秩序，严惩社会上层的官僚集团能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2，建国之初，各项法律制度都未曾趋于完善，最高统治层往往用主观情绪来处理个别案例，这种不成熟的施政方法，归根到底还是明政府对自身统治不自信的一种表现，平民皇帝和他的幕僚们，依然没有脱离小农思想的藩篱，偏向感性的善恶观以及底层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并不能解决整个社会自上而下的各种矛盾。迫使最高统治者集团采取野蛮粗暴的方式来为自己解困。3，朱元璋对官员贪腐暴虐有着切身体会，自己的父母哥哥姐姐均是直接或间接死于无能贪婪的官员手上，朱元璋用残忍的手段对待这些贪腐的官员，其实也带着一定的报复情绪。
一场悲剧
除了以上三个原因之外，谈艺还有一个较为另类的看法：从朱元璋和他的早期执政集团的领导班子组成来看，大多数人并没有在元政府统治集团内担任过高级职务，他们普遍缺乏社会大局观和管理整个国家的经验，早期明政府的大多数政治制度都是直接照搬元时期的旧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朱元璋的早期政府其实是平民政治的产物，他们与官僚政治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甚至是水火不容的。在朱元璋给周边国家的外交文件中曾提出这样的看法：愿意和藩属国共享太平富贵，这种缺乏进取精神的平民思想，是与唐宋之前儒家的积极进取的态度有着根本上的差异。当对外在失去进取的动力时，必然会加大控制内部的力量，代表儒家精英阶层的官僚集团，自然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打压。
被逼上“梁山”的明朝官员
历代最高官员俸禄对比：粮食（石）
明代官员的待遇之差，真是旷古绝今，明人张萱在《西园闻见录》卷七十六中说:“ 国家承平日久, 武职凌夷, 至不能给衣食, 每岁俸银仅一舆隶雇直耳。明代基层官员一年的俸禄和普通打工者的年薪差不多，以至于很多官员入不敷出，连自己家人都无法养活。除了低廉的俸禄外，明政府还会用其他方式来盘剥官员，看过谈艺之前文章的朋友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当时藩属国朝贡明政府的一些礼品，如琉球国的苏木，明政府会高于市场价20倍左右的价格收购，约一斤苏木10贯钱，而这些收购回来的苏木，皇帝又会在收购价格的基础上再加5倍的价格即50贯折为工资发给官员。
除此之外，明政府还会克扣官员的工资。明内阁大学士李贤更说:“ 指挥使月俸三十五石, 实支仅一石, 塞外降人反支十七石五斗, 是一降人当京官十七员半矣。另外一种克扣方式就是本色俸禄和折色俸禄的工资制度了，明政府给官员发的工资组成中有本色和折色两部分，本色部分就是实打实的粮米布匹银两等，折色部分就是用纸钞代替粮米布匹和银两，而纸钞的购买力是十分低的，明代成化年间，标为1贯的纸钞，在市场上只能购买10文钱的货物（王琼《双溪杂记》），而且民间还十分抵制使用纸钞，官员即使想花还不一定能花出去。也就是说，官员们领取了工资时，先要经政府盘剥一次，而纸钞或者实物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其他物品时，又要经受商人的二次盘剥，许多普通官员的生活是十分凄苦的。
海瑞
李贽《续藏书》记载：成化时, 曾任南京副都御史、南京兵部侍郎、南京刑部尚书, 历官四十年之久的江西新淦县人陈寿, “廉名最著” , 结果老无所归, 死后家人至无力安葬;曾任汝州学正、御史、山西佥事提学的王錡, 天顺年间“竟以饥寒(而)卒” ;成化时河南参政陕西临潼人李仑,“卒之日, 贫不能葬, 妻郝不免饥寒”。这些两袖清风的好官，虽然恪尽职守，一心为民，但他们的下场却不免让人心酸。
不过，明朝的清官虽然不少，但贪官更多。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明朝官员的腐败程度之烈，规模体系之成熟，是前无古人的。自永乐皇帝开始，贪腐现象甚至还得到了皇帝的默许，明宣宗曾就内阁大臣杨荣收受贿赂该如何处置的问题向杨士奇咨询时，杨士奇就回答道：杨荣对边疆防务十分熟悉，皇帝不应该因为贪污这样的小事而处理杨荣。宣宗果然采纳了杨士奇的意见，可见，到了明中期后，贪污已经成为一种自上而下潜规则。就连杨士奇本人都接受皂吏银。
而杨士奇的皂吏银，就是部分清廉官员改善生活的折中手段。明代规定：只要是入品的官员，至少配20名到2名不等的皂吏以供官员免费驱使。官员们则将这些皂吏安排到社会上参与劳动生产，依靠这种方式赚取的劳务费就落入了官员的私人腰包。这种打擦边球的手段也只是那些有原则底线官员的无奈之举，而那些没有原则底线的官员，则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谋取不法收益了。
参考
以明政府六部举例，吏部官员借考察官员政绩的方式来盘剥地方官员。礼部以科场舞弊的方式来收受贿赂。兵部主要和武将联合克扣粮饷，虚报军兵人数吃空饷。以地方为例，地方官和吏员互相勾连，利用吏员处理具体事务的便利条件，盘索民间财物。明代地方官员都不是当地人，而且任期往往只有6年，那些吏员则大部分由当地人长期充任，为了搜刮民财，官员往往向吏员妥协，吏员实际上成为了地方的实际控制者。形成了明代独特的官弱吏强的官场氛围。吏员因为不需要背负士大夫的道德包袱，对民间盘剥之残酷程度比朱元璋当乞丐的时候还要严重。
结语
参考图3
谈艺认为：在古代，无论是平民和官员都应该有各自的道德操守，但这种道德操守是建立在满足了自身生存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的。当明政府完全把官员当成了奴隶，他们甚至连捍卫自己生存尊严的机会都丧失了，那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此时的士大夫情操又能换来什么呢？再看看那些两袖清风的官员退休后，甚至会因为饥寒而死，这哪里是在控制官员？简直就是促使他们犯罪。
感谢耐心阅读
针对官弱吏强的官场氛围，曾有官员向明朝皇帝上书，希望能够让官员在地方上长期任职来解决这个危机，减轻民间受吏员盘剥的苦难，但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稳固，压缩地方官员的权力，最终放弃了民间的福祉，终明一代，地方官员始终是外地人就职，且任期短暂。看似地方官员的权力小了，但吏员的崛起却让明政府最终失去了控制地方的能力，失去了民心。这样的得失后果，又是谁能预料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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