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它忽略了股份在公司法上的属性，而仅仅专注于股份的财产法层面。判断股份所在地的规则就其理论基础而言，与体现股东在公司中各项权利的股份性质截然不同。如此一来，同为一个公司的股份，记名股份和无记名股份之间、无记名股份之间都很可能位于不同的地方而受不同法律的支配。这样，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反而会造成股东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差异，这无疑有悖于公司法上同股同权的股东平等原则。其二，股份所在地的确定是人为的拟制，一方面，其适用的前提是“无体物”的所在地(situs)位于其能够被有效处分的场所;而另一方面，无体物的处分可能在几个地方都能够得以有效地实施，这样就会出现一个悖论——无体物位于几个场所。对此，学者早有批判。
(72)而且，在判例法中确定股份的所在地通常也只是基于具体案情的权衡。实践中，常常为了不同的冲突法目的，而对股份确定不同的所在地。如戴西和莫里斯所言，“涉及诉讼产的大多数判例与冲突法并无关系，而且，假如某一特定种类的诉讼产就某种目的而言被视为位于某一特定国家，则为另一国的该诉讼产并不一定会被视为位于该国”。(73)其三，退一步讲，即使是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往往也会牵涉到公司属人法的适用问题，使物之所在地法成为一个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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