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炭砿所属千金寨新市街二条通
宣统三年（1911年）闰六月廿七日，抚顺县正堂（知县）程廷恒致县警务长全瑛一封信，其中称“子璋仁兄大人阁下，昨据日人山上吉藏来署请求‘拟在千金寨旧市街日人商店安设电灯，警务长公所如欲装电，均为照办’等语，当以我国商民如无异议，自可照准。应请台端查明该处安设电灯有无窒碍商民人等，如果乐从，即可允其照办。惟须向日人商妥安置电杆宜在隙地，不得任意竖立，致滋事端至要。贵所如愿装电，本无不可，惟杂费有限，不能多装。”同年八月十八日，县警务长全瑛向程廷恒呈文，称“昨日查见日本炭坑电气科派人带领工人，由铁道用地自千金寨街关帝庙前各巷，忽似埋电杆二十余根，详加访查，系电灯所用事关交涉，未敢隐延，理合具文呈报等情。据此，（职）所当派巡官杨永新往查，旋称该日人率领华工多名，已在我国居民街巷安设电灯杆十七根属实。伏思案关交涉，应否阻止安设之处，未敢擅便，理合备由呈报宪台鉴核施行，须至呈者。”在所附清单上标注了日人安设电灯杆地址，包括：兴隆大街四根、西大街三根、顺道街二根、中兴街一根、华兴街三根、二道街四根。
虽经县衙与警务公所、千金寨商务分所、日本警察署之间反复协商交涉，又向奉天交涉司呈报，但没有定论。在未经中方批准的情况下，日本炭矿于九月又在多处安设了八根电灯杆，包括：庙胡同口一根、三升园门首一根、福兴隆门首一根、源记衣床门首一根、邵家坟一根、孙床子门首一根、邵永年门首一根、三盛店门首一根。在民国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日方又在十五处安设了电灯杆，包括：铁道南的商户庆磨房门前、三顺堂门前北边、万丰源门前、增益泉门前东边、永意当门前南边、德胜发门前，铁道北商户义盛成衣局门前、新发炉门前西边、义顺堂门前、裕顺兴门前、张善福伙房南边，住户邵福臣门前、寇祥门前、魏殿举房后，妓馆忍乐堂门前。
从档案中可以看出，尽管千金寨百家长邵葆琛、乡正陈荣、乡副雅琳、董事陈玺、粮户邵维久、邵恒全、邵葆清、邵锡文于民国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向县公署呈文，以日方安设电灯阻碍车行、贻害居民宅院等理由表示反对，但中方仍有部分商户有安设电灯的需求，中方最终还是向日方做出了让步，这在警务长全瑛于四月一日向邵葆琛等的回函中这样写到：“......兹查日人督率苦力多名，将挖坑地点一律埋杆挂线，安设电灯，不久放光。知关廑念，肃此奉闻，藉请勋安。”还批示：“请可先电询日警署。”
在民国元年七月六日（壬子年五月二十二日），警务长全瑛又向县正堂程廷恒报告：“日方又钉立短木椿预埋电灯杆，包括四合店门首一棵、余盛长东边一棵、永发东门首一棵、福盛合东边一棵、义合成东边一棵、全盛合门前一棵、三义堂门前一棵。”程批示：“此案屡经请示并无正当覆批，俟日后进省面谒司宪再作计议可也。前据炭坑阪口新圃次长面称，如贵国自立电灯，彼即将已设之电杆一律拆去，云云。”
从上面程廷恒批示中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程廷恒有不依靠日人而自立电灯的打算。在民国元年八月，程廷恒联系奉天电灯厂总办蒋，商议在抚装设电灯事宜。奉天电灯厂原为东三省银元总局于1908年建立的民族企业，其打击了日本人企图垄断奉天电灯的不良图谋。1909年10月电灯厂开始供电，1910年8月厂名改为奉天省电灯厂，划归省署直接管辖。电灯厂开办之初，即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一时间，奉天省城以电灯为时髦，达官贵人、商贾人家，莫不以用电灯为荣耀。所以，电灯厂发展迅猛，迅速实现赢利。经数次扩张，电灯厂渐成规模，至1919年，资本总额达到52万大洋，发电量1000千瓦，安装电灯5万盏，营业区域达40平方公里。
民国元年八月底，奉天电灯厂蒋总办派技师美国人泊巴及翻译苏炳铎来抚顺调查，调查内容有如下几项：一、县城南关如设立分厂，有地可购，该处有水沟，放水亦便；二、城内外均有井水，至深三丈三尺，浅者一丈五尺；三、县属小瓢尔屯煤矿，每斤售小洋二角五分，每大车一辆可装煤二千斤，如由小瓢尔屯远往县城，车价每辆约三元；四、石门寨煤矿现在无人采煤，该处距城东约四十里，中隔一关岭，该岭不甚高，在浑河北岸，约距河二里，距千金寨约有五十里，此路均系平坦，当可铺设轻便铁轨；五、电杆上六寸，下八寸，之木价约在三四元之数，按兴京木料运至抚顺，其价较奉天稍廉；六、抚城商民四百五十九户，路灯可装十处，衙门、局所、商户约可装电灯二百盏；七、千金寨旧市街可装路灯七八十处，局所商民以及戏馆、妓馆、澡塘九百六十四户，预计可装电灯三四百盏，如果将旧市街日本商家之电灯一律交涉撤去，换我电灯，则装设可多数倍。
由上可知，程廷恒请奉天电灯厂派员来抚顺调查，想到的问题十分全面细致，就设厂地点、用水、用煤、交通、原料来源及成本以及市场需求量，逐一列出清单，供厂方参考。但最终的调查结果不得而知，十有八九奉天电灯厂没有在抚顺设立分厂，抚顺的电灯仍由日本炭矿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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