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貴在行

中國政治學科的奠基者

錢端升被譽為中國現代政治學各領域的開創者。他一向認為，政治學是研究國內外政治活動、政治組織（包括政府體制）、國際關係，兼而縱論時勢的一門科學。這實際上包括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提煉出了政治學研究的內容體系；二是指明瞭政治學研究的價值取向，即對政治學的科學信仰。他把西方政治科學的方法引入中國，分析中國政治的延展，傳播科學理念，剖析國際政治的架構，極大拓展了中國現代政治學的空間。

錢端升最初是從比較的角度切入政治學研究的，其博士論文《議會委員會——比較政府研究》便是比較政治領域中的成功之作。而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比較憲法》（合著）更是剖析現代政治之法理基礎的典範。錢端升對國別政治的研究實際上是政治學理論向國際政治領域的拓展，他研究德國政府和法國政府都是從憲法入手，這自然是十分規範的政治科學的研究方法的展示，從中可以看出他嚴謹的學術素養。當然這一方法也掩蓋了許多非制度性的因素，無法把握德國政治和法國政治的文化本源和歷史屬性。《戰後世界之改造》一書則是錢端升將其政治科學的研究方法發揮得淋漓盡致並能有意識地彌補其缺陷的一部經典之作。

錢端升研究中國政治的力作當推《中國政府與政治》一書，此書是他在哈佛大學做客座教授時用英文寫成，其與錢端升在中央大學與政治研究室同仁合著的《民國政制史》分別堪稱中英文對中國當時民國政府政治運作研究的典範之作。在當時的條件下，錢端升對中國政治中阻滯民主發育之因素的剖析可以說是極為準確的，但準確並不等同於正確，因為西方“政治競爭式民主”並不切合中國社會的內在邏輯。錢端升研究政治學的最終落腳點是要探討中國的政治發展，並以此為最後的責任，這促成了他崇高的學術品格和純真的學術情懷。所以他在1981年撰寫的《開展政治學研究的重要意義》一文中實際上清晰地表達了要克服西方政治科學之偏狹、汲取西方政治科學之智慧的願望。這也進一步體現了他把政治學作為一門科學研究而非盲從於現有研究框架的科學精神。

法學學科的推動者

錢端升相信法制和法治的力量，認為法制是實行法治的前提條件。他在《開展政治學研究的重要意義》中提出：“要發展政治學，還必須借鑑古今中外的一些優良的制度和有效的管理方法。”

在錢端升的視野中，法治程度的高低與憲法是不可分離的。錢端升主張，研究政治學的人必須學習法學，研究法學，尤其是憲法學。而他本人就是從憲法學的視角研究政治學的傑出代表。在他的專著和文章當中，他運用法律形式主義的研究方法，多處論述憲法問題，無論是《德國的政府》，還是《法國的政府》都是從憲法入手。但就憲法研究而言，錢端升沒有受國外政治趨向的影響，堅持自己的立場。他研究各國的政府制度及憲法條文，主要是為了從中找到某些規律性的東西，為國內立法及法制建設所用，更好地構建國內的政治體制。

在國際法方面，因為錢端升具體研究的國際關係和時勢政治同樣是政治學應該關注的對象，自然，國際法也進入了他的研究視野。錢端升認為，國際法是解決國際爭端、避免戰爭發生的工具，指出國際法的缺失是導致殘酷戰爭的根本原因之一。錢端升從大陸法系的偏好出發，主張實行國際法的法典化。法典化是大陸法系的典型標誌，他認為，為強化國際公法的效力起見，應該將國際公法法典化，將一切普遍接受的合理習慣，參酌新的需要，編成一部國際公法。

錢端升曾預言：“國際關係愈密切，國聯的職務愈繁多，則國際立法的必要亦愈增加。如果我們於戰後能建立人類所企望的新世序，經濟關係協調發展，則國際立法勢必日臻發達。”聯想到當前世界，國際法律秩序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與此相適應，國際法典也面臨不斷修補和完善。而關於國際法院的構想也是錢端升對國際法的重要貢獻，他首先提出國際法院應成為國際組織的一部分，應固定其主體地位使其成為具有國際性質的執法組織，國際法院的法官應專業化和合理化，國際法院的管轄應實現強制管轄，並嚴格執行以國際公法為主的一系列法律，這些觀點正是當今國際法院得以立足的基本理論依據。

焦洪昌，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劉傑，中國政法大學外國法制史博士研究生。

說不盡的錢端升

編輯《錢端升全集》的想法由來已久。早在2006年12月11日，我就在自己的博客上發表過一份我主編的《錢端升全集》清單。

但有想法易，實現想法難。過去十年間，我曾數次努力，試圖推動《錢端升全集》的出版。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成果，是2009年在曾健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錢端升的《德國的政府》《法國的政府》《法國的政治組織》。

2012年時，我在荷蘭格羅寧根見到了中國政法大學的黃進校長，他當時專程來荷蘭參加學生的博士論文答辯。聊及編輯出版《錢端升全集》的想法，黃進校長表示支持，並且建議放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

2015年5月回國後，我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劉海光主任聊及圖書策劃，聊到這套書，想法一拍即合。接下來，我們即共同致力於國家出版基金的申請事宜。劉海光和他的團隊做了很好的準備工作，再加上這套書的基本文獻都在手頭，“上下同欲者勝”，種種有利因素疊加的最終結果，便是這套叢書獲得了國家出版基金的大力資助。

進入2016年之後，這套《錢端升全集》的編輯工作便慢慢展開了。由於近幾年，不同的國內出版社曾出版過錢端升的部分作品，如《民國政制史》《比較憲法》《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等，因此版權問題的解決花去了我們太多的時間和精力。為了不影響進度，我與出版社編輯商量，先行錄入、勘校不存在版權問題的錢端升早期發表在《益世報》《今日評論》等報紙、雜誌上的文章以及早期出版的圖書，力爭雙管齊下。

而在版權問題解決後，我便全身心投入到《錢端升先生年譜長編》和《文選》的編撰整理工作中去，當時已是2016年10月，距離為2017年5月中國政法大學建校65週年獻禮的出版計劃，只剩半年時間；考慮到春節因素，實際可利用的時間更短。我們的編輯工作就是在這樣的節奏下進行的。

一

關於錢端升，我寫過一些文章，先後收錄在拙著《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與事》以及《風骨：新舊時代的政法學人》中。由於常年關注錢端升，且在過去十年間一直停停進進地編輯《錢端升先生年譜長編》，我對錢端升應該說十分熟悉。只是越熟悉，反而越無言，不知道如何下筆。當試圖介紹先生生平時，常有“擲筆四顧心茫然”之感。

在我看來，錢端升的人生歷程可以分為這麼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1900—1924年。弱冠之齡之前，錢端升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求學中。到1924年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歸國，他已經成為當時中國政法學界鳳毛麟角的青年才俊。這一階段的主要成就，當然是其博士論文《議會委員會》，這理當是錢端升在學生時代的最高成就，甚至可以說是他終其一生純學術層面的最高成就。

第二階段：1924—1952年。這28年時間，是錢端升一生中精神上相對舒展、學術上成果豐碩的時期。錢端升先後輾轉任教於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央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哈佛大學等一流學府。1948年底，錢端升從哈佛大學回到北大，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

除了在課堂上教書育人外，錢端升先後著有《法國的政治組織》《法國的政府》《德國的政府》《戰後世界之改造》《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等學術著作，另外增訂並與王世傑合著《比較憲法》，與中央大學法學院同事共同編訂《民國政制史》，另有學術論文若干。

1949年之前的錢端升在民國言論界建樹亦頗多。執教之餘，他筆耕不輟，二十多年間輾轉於《北平晨報》《東方雜誌》《現代評論》等民國時期思想輿論界的主流報刊，尤其曾在1934年主持《益世報》社論主筆半年多，抗戰期間與西南聯大同仁主辦《今日評論》雜誌，發表了大量政論，對時代問題有切中肯綮的見識與建議，成為民國言論界的旗幟性作者之一。

除了學術研究與言論救國，錢端升身上還有一個明顯的標籤，那就是對現實政治的參與。錢端升本人從未在國民政府時代做過行政官員；他熱衷或者樂此不疲的狀態，似乎就是以學者身份積極參政議政。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錢端升、胡適、張忠紱曾應國民政府派遣，前往歐美推行民間外交。

第三階段：1953—1990年。1952年底，錢端升奉命籌組北京政法學院並擔任首任院長。他曾參與新中國1954年憲法的起草，活躍於中國外交領域、高教領域，以民主黨派身份繼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參政議政。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錢端升徹底平反，於1981年如願以償地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耄耋之年為中國政治學的重建發揮了餘熱，最終於九十高齡駕鶴西去。

縱觀錢端升的一生，恰似那洶湧江水，在歷史的河谷中縱橫騰挪。無論是從學術研究的層面，還是人生智慧的汲取方面，錢端升都給我們留下了一座值得探索的迷宮，希望《錢端升全集》的出版能為後來者“解碼”錢端升搭橋鋪路。

二

錢端升一生堅持以筆論政，對現實政治顯示了極大的熱情，體現出一位知識分子對這個世界的關懷與焦灼。

錢端升的政論生涯，大體分為如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1920年代。這一階段，錢端升剛從哈佛回清華，正好趕上清華從學堂升格為大學的關鍵時期。他作為清華“少壯派”之一，在學校改制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他在這個時段的文章，大多與清華相關，要麼討論清華改制事宜，要麼在清華寫就。另外還有一些文章，關注當時的社會熱點如聯俄問題、廢除治外法權問題等。

第二階段：1930年代。錢端升此時回國已四五年，年歲漸長，筆鋒亦愈發成熟，而隨著中國社會進化的節拍，既關注中國抗日的微觀問題，也關注政制建構的宏觀話題，同時亦關注以裁軍、備戰為核心的世界局勢。這一時間段，錢端升除參與《獨立評論》《現代評論》的編輯並撰寫了一系列頗有學術含量的時評外，還於1934年初擔任天津《益世報》的主筆，八個多月寫就180多篇社論，最後因筆鋒過於犀利，觸怒當道，被迫去職。這是他在言論領域工作的一個里程碑。在這之外，錢端升1934年於《東方雜誌》發表的《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加入民國1930年代的“民主與獨裁”大討論，成為這次討論中頗具代表性的文獻之一。

第三階段：1940年代。抗戰期間，錢端升在西南聯大約集同道，創辦了《今日評論》雜誌，綿延出版數年，先後出版五卷若干期。藉助《今日評論》及其他平臺，錢端升繼續秉持其關心國家前途的初心，縱論抗戰的前途、憲政與法治、戰後建國以及戰後世界的改造等諸多問題。抗戰勝利後，錢端升參與了《新路》雜誌的創辦，呼籲國民黨結束獨裁，還權於民，推動政改，對時局的走向大聲吶喊，半個世紀時移世易，但嘶啞的吶喊聲卻猶在耳邊。

對於錢端升的這些文字，他在晚年編訂的《錢端升學術論著自選集》中，曾經編選過幾篇。而後來孫宏雲教授在編選《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錢端升卷》時，又發掘編選了數十篇。在這些基礎上，我又從多年來輾轉全國各地蒐集的錢端升文獻中揀選出數百篇，共同編輯為《錢端升全集》的《文選》卷。《文選》卷收錄了上述三階段絕大部分的作品。由於時間所限，部分新近發現的文章、錢端升的書評等數十篇，未能來得及錄入、校訂並編入，留下些許遺憾，留待《錢端升全集》第二輯編入。

第四階段：1950年代以後。進入新時代之後，錢端升還留下了不少文字，我們擇其要目編入《錢端升全集》的《文選》，名以“補遺”，權且立此存照，也為讀者認識錢端升提供了更完整的信息和素材。

2015年七八月間，我和劉海光共同商討向國家出版基金申請《錢端升全集》出版資助事宜時，考慮到《錢端升先生年譜長編》相關性以及其自身的價值，遂決定將之與《錢端升全集》共同申報國家出版基金項目。當時《錢端升先生年譜長編》已有六十多萬字的底稿。

但我也深知，《錢端升先生年譜長編》畢竟不是錢端升本人的作品，貿然收入《錢端升全集》總容易讓讀者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幾經考慮，我們決定還是將《錢端升先生年譜長編》與《錢端升全集》同步出版，用近似的裝幀風格，表達這兩大類作品的“同甘共苦”之意。這樣，對於真正對錢端升的學問與人生感興趣的讀者，自可各取所需，洞察錢端升的學術世界，縱覽錢端升的風雲人生，不亦樂乎？！

陳夏紅，法學博士，《錢端升全集》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學報》副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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