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多年來，《萬曆十五年》及其作者黃仁宇，在大陸可謂紅得不可思議。以至於去年的名劇《人民的名義》熱播時，在鏡頭裡，高育良書記政務叢脞之餘，都不忘數次諄諄教誨美女小三要勤讀《萬曆十五年》。
黃仁宇（1918-2000），出生湖南長沙
黃氏風靡大陸數十年，不要說讀書界，在大眾中都可能是知名度最高的華人歷史學家。按理說，他應該被他所在的美國學術界奉為泰山北斗。可蹊蹺的是，早在1979年那個夏天，61歲的黃仁宇就被他所在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辭退，瞬間失去了正當經濟來源，晚景淒涼。如果不是《萬曆十五年》在大陸偶然爆紅，可以有些版稅收入可貼補家用，只怕春深冬寒，日子要更難熬吧。
關於他為什麼會被辭退的原因，這些年也有很多議論。以我的閱讀體會，有些很有道理，有些可能過度解讀了。實際上，要我說句大實話，1979年，作為學界小人物的黃氏，他的被辭退事件，並沒有那麼複雜。
黃先生1918出生。他學歷史是半路出家，學術生涯開始於知天命之年，甚至是誤打誤撞走上研究之路。他有生之年，在美國學術界，一直都是鬱郁不得志的小人物，著作至今也沒引起多大的重視，他當年的被辭退，也不過就是學海微瀾。
電視劇《人民的名義》劇照
黃先生是國民黨軍人出身。曾經參與戰爭，一度做到中層軍官職務。1949年10月，他接到了退伍令，軍旅生涯宣告結束。那時的他，其實已經無路可去，臺島沒有他的安排，大陸他又是敵屬營列不能回去，可以落腳的唯有美國。而要到美國定居下來，唯一的方法也是申請入學。於是，經過一番努力，他得償所願，終得到密歇根大學接受，於1952年9月入學，讀的是新聞學。因為英語不流利從事新聞業有障礙，不得已他只好改修中國歷史。
就這樣，10多年後，半工半讀中，在白天餐館洗刷刷、晚上持書苦讀的煎熬中，他終於拿到了博士學位。那時的他，已經近50歲了。這些歷程，他後來的自傳《黃河青山》都有詳細的回憶。可以說，圍繞他的一生，無論是國是家是個人，都是充滿困苦的。
來自網上的勵志言論
很多年前，我打開《黃河青山》，最感慨的就是書中附錄的黃家書桌圖片——那真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硬功夫。可以說，為了迎頭趕上，黃氏真的是學習非常刻苦。
1967年，經過亦師亦友的余英時推薦，黃先生進入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任教，生活漸趨穩定，但是十年後的1979 年的3月27日，他還是接到晴天霹靂一般的消息，被告知裁員。
通過《黃河青山》，我們所知道的是，關於解聘，校方給的解釋是“人事縮編所致”。這個理由，雖然黃本人不同意，但應該是最直接的理由，也差不多是唯一的理由。對美國當代中國學研究狀況所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1949以後美國政商兩界對大學漢學系投入大量資金，研究中國問題，直接動因是冷戰需要。而到了1970年代，隨著中美關係解凍，這種強意識形態的研究投入已經慢慢縮減，像黃先生所在的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就是個小學校，相當於我們的二三本，科系縮編迫在眉睫，像黃仁宇這樣的中國史教授被解聘是勢所必然，更何況他還不是“終身教授”——本來按慣例滿十年可以自動成為，也不是什麼名教授。
1979年，在紐普茲家中，與外籍妻子格爾共同校正書稿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很多他同時期的美國華人教授的自傳，諸如李歐梵的《我的哈佛歲月》、張光直的《番薯人的故事》、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等書中得到印證。至於韓毓海先生在他那本亂侃的“奇書”《五百年來誰著史》中，說黃先生遭遇解職是因為他“說了毛主席的好話”，則完全是沒有根據的突發奇想。
在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解聘之後，黃仁宇從此流離在美國漢學界的邊緣。
按理說，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他完全可以“改換門庭”，再到另一個大學教書，不至於要領低保過活。他沒辦法做到如此，也沒有大學拋出橄欖枝，確實還有一層原因在於，他始終都是學界的小人物，著作其實也一直得不到承認。
中年得子，事業困頓，迎難而上的黃仁宇
黃仁宇一生，著作等身，但是他確實沒有過硬的學術著作可以在美國漢學界佔有一席之地，甚至學術能力、研究水準、著作價值一直飽受懷疑。他在專業化的漢學界，頭銜是明史專家，研究方向是明史，具體是明朝的財政稅收制度。在這個研究領域，他雖然有過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但是唯一真正的“學術著作”只有《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其餘像後來讓他在大陸聲名大噪的《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等，當時至今都沒被認為是“學術”。這是美國的學術體制決定的，他的同行史景遷搞得東西和他差不多，但是大家都知道，史是偶然的例外，況且其名氣在美那麼大，黃氏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問題還在於，黃先生畢竟是30歲才上美國大學，40歲左右才開始學歷史，近50才進入漢學界之人，儘管很勤奮，終究論史學根基，還是比較薄弱，即便是後來出版有《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這樣的“學術著述”，黃氏的學問也依然受到質疑。無論是當時的西方漢學家，還是現在國內的明史研究圈，其實都對黃仁宇的明史研究不感冒。一般都認為，黃氏的書沒有達到一定的學術高度，書中概念表述有問題，用詞不夠精確，史料各取所需，搞“六經注我”，無論是角度、立場，還是結論、觀點，都存在很大的瑕疵。
在當下華人文史學界最具影響力的史學家余英時，1930年生於安徽潛山
所以，至始至終，黃先生都不曾有過一部有分量的著作，可以證明自己的學術水準和地位。比如，他的書屢屢受阻不能出版；比如1975年9月，他帶著書稿拜會時任耶魯大學的亞瑟·萊特，希望得到這位美國首席史學家的首肯時，儘管談了三個小時，人家也還是看不上他。
可以說，因為研究能力的不得承認，學術公信力的不足，也讓黃先生在被解聘之後，再也難找到其他的門路了。
當然還有一個狀況，是他軍人出身，性格執拗，不知變通，和當時美國漢學界“皇帝”費正清凶終隙末，讓他從此載難以翻身。可以說，儘管費正清和黃先生的解僱沒有直接關係，但是他和費的分道揚鑣，實際上是使得他失去了最後也是最大的奧援。所以葛兆光先生會認為這是很大的因素。
長期掌控美國漢學界話語權的學者費正清（1907-1991）
本來，費正清是很看重這位漢學研究的“外來戶”的。1970年的夏天，當黃先生在余英時推薦下，初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從事工作時，那個奇熱的下午，費正清還親自到黃的研究室，表示歡迎，讓黃受寵若驚，說是“未行弟子禮，先作幕上賓”。
此後的幾個月，費正清也非常熱心地幫助黃先生，甚至連英文寫作這樣的瑣事都費心指導。黃有一篇文稿錯拼十次，費用紅筆糾正十次，且仔細論述原委。當黃先生提出準備要寫一部有關明代財政的專書時，費給了他許多很有價值的建議。這些，都說明，費最初對黃頗有好感，對他的研究能力也有所認可。
但黃軍人出身，性格其實並不好相處。我自己，很多年前還聽起過一位國內史學老教授談到有關黃先生的一件逸聞。說是1980年代，黃先生曾回國，參加過一次國內的學術會議，他和黃有過接觸，印象極差。認為黃耍大牌，說話行事還是不改“軍痞”之態，比如動不動說粗話，比如大家座談，他是直接“葛優躺”直接將腳伸到茶几的，大陸同行都對他側目，基本都對他沒啥好感。
《萬曆十五年》：曾經不知多少人反覆讀此書，比如中學時的我
這些說法，大概也不難印證黃先生可能真是性情豪爽不拘小節，不大好相處吧。所以，也很快，他和費的“蜜月”期也只僅僅維持了幾個月而已，不管是學術分歧也好，還是性格問題也好，費正清都對他比較失望。1970年冬，黃先生交稿，費的答覆是，“我已經用盡了所能‘給你的’勸告了”。後來，黃先生曾寫信給費，但無隻字迴音。
可以說，和費正清的不歡而散，讓黃先生在美國漢學界失去了落腳的最後機會。數十年之後，黃先生回憶這段不愉快的經歷時，還用“悲憤交加”來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至死不能釋懷的。在他的回憶錄裡，他說“只想著要一吐怨氣”。
黃氏自傳《黃河青山》扉頁——黃河青山永恆，人生轉瞬即老
好在生活多少還是仁慈的，在落職的不久，他的《萬曆十五年》就在大陸出版，一炮而紅，威名至今餘烈，在祖國封神了。“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他的一生，真是傳奇，亂世荒山中，可以牽出無數的話題來，一齊佐證歷史與歲月的殘酷，及深情。
匆筆，閒談，祝福大家新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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