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隱龍
秦朝之前，其實還有周朝、商朝以及真實性依然存疑的夏朝。這裡面留下了長遠影響的要數週朝：它創造了封建制與宗法制、廣泛地推行了農業，使整個國家保持了一種極強的穩定性。
讀者朋友們一定還記得，清朝在1900年的《辛丑條約》之後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樣算下來似乎封建社會離我們也不是很遠。其實中國在秦朝之後就已經不再是封建社會了——封建指的是一種分封式的政治制度，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建立應當叫做“中央集權制”，所以封建制離我們其實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黃仁宇將秦漢兩個朝代稱為第一帝國，其實隱含著中國歷史與“中央集權制”的獨特聯繫。
那為什麼中國會在秦朝就形成“中央集權制”呢？這與中國自然環境有著很深的關係。中華文明發源於黃河流域，那裡遍佈著肥沃的黃土，正是這些黃土幫助中國人推廣了農業，形成了黃河文明。可是這些黃土同樣有纖細的缺點，經黃河分割、侵蝕，大量泥沙就在河流中沉積下來了。日子久了，河床容易淤塞，黃河本身的水文變化又大，再加上特殊的季風氣候，洪水自然就成了中國人最強大、也是最常見的敵人。
單個的農民當然對付不了這類大型的自然災害，於是建立一箇中央集權的國家就成了“剛需”。孟子說天下“定於一”，也就是說只有天下統一才能安定，就是這個道理。秦始皇最終用武力促成了“中央集權制”，而孔子和孟子則看得更為深刻。他們知道中國註定成為一個龐大的農村，為了調節這一個大型農村，他們又提出了儒教理論，每個人按照新疏遠近安分守已，這個社會才能穩定地運轉下去。
所以，秦朝統一之後所建立的“中央集權制”其實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一種早熟。不過早熟往往也伴隨著晚熟，秦朝政治制度發展得太快，基層社會多元化的傾向就受到了抑制，技術、文化、藝術等領域反而缺乏推動力，得不到傳承與發展，最終文藝復興之類的運動就很難在中國發生了。
到了漢朝，西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再一次推動了“中央集權制”。打仗需要組織動員、徵調訓練，軍費、糧草更需要強大的稅收制度保障，於是中國就成了世界上唯一一個從公元前就開始向各個農戶抽稅的國家。皇帝通過高度集權的中央直接向千萬自耕農徵稅，所以我們經常能看到漢朝的皇帝常常以“天下第一農夫”自居，這是因為廣大的自耕農正是漢朝生存的根本。
然而在東漢時期，事態出現了變化。廣大農村的人力與土地漸漸被豪強們兼併，而這些被兼併的資源也就逃出了政府的掌握。從中國日後的歷史上來看，幾乎每一個朝代的滅亡，都是因為資源流失導致了政府破產，那些國土啊、人口啊看似龐大，其實政府根本沒有能力去控制。
這可以說是中國早熟的“中央集權制”的一個“原罪”。中國的自耕農經濟在組織上太散慢，很容易出現貧富分化，而富人欺壓窮人的情況也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中國的中央集權來得實在太早，很多地方上的習慣都來不及形成，於是基層社會一旦出現了矛盾，農戶們要麼勾結權貴自保，要麼就是強硬地鬥爭，最終也沒有孕育出一個通過技術解決矛盾的方法。
於是當中央政府勢力變弱的同時，地方豪強勢力就漸漸強大起來了。各個地方不服中央管，國家就會漸漸分裂。東漢末年就是這樣，先是軍閥混亂，然後過渡到曹操、劉備、孫權的三足鼎立，後來又出現了少數民族的入侵，於是中國陷入“五胡十六國”的混亂狀態。
為什麼這一時期中國政權如此不穩定呢？因為從曹魏到兩晉，中央政府都沒有從豪強手中搶回對資源的控制權。這些國家或朝代全指望著一個強有力的創業之主穩定局面，一旦皇帝不那麼強勢，豪強們便蠢蠢欲動了。偏偏這個時代卻一下子浮現了太多昏君，這裡就包括那位“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司馬衷。中央政府本來就弱，皇帝又指望不上，於是東漢滅亡後，魏晉南北朝時期就不可能不非常混亂了。
但混亂不代表黑暗。黃仁宇認為，秦漢時期的“中央集權制”缺少一種容納和控制農民大眾的設計，但此時入侵的少數民族，或者說是遊牧民族，因為沒有歷史包袱，反而因為其簡單淳樸而建功。事實上也正是如此：終結十六國時代的北魏通過戰爭重構了基層社會，人為“製造”了大量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並實現了直接向自耕農徵稅的稅收政策；這些稅收又一律通過官員上交中央，於是豪強的勢力也被漸漸解除，於是中國重建帝國大業的可能又再一次復甦了。
北魏最大的貢獻在於重新創造了一個均勻的農村和強大的中央政府，最終北魏雖然分裂並滅亡了，但它卻孕育了另一個輝煌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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