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環境下，企業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變革。為什麼企業變革那麼難？因為體積越大，慣性越大，前進的阻力越大。在千年之前，商鞅已經幫我們探索了一條變革之路，值得所有企業借鑑。
《大秦帝國》劇照
戰國時期秦國的秦孝公即位以後，決心圖強改革，便下令招賢。商鞅自魏國入秦，並提出了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縣制等一整套變法求新的發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為左庶長，開始變法。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隊戰鬥力不斷加強，發展成為戰國後期最富強的封建國家。商鞅成功變法，讓秦國崛起的關鍵：敬賢、敬法、共心、共魂。
1、敬賢論：如能助秦強盛者，將與君共享秦國。
秦國自穆公稱霸後，國力逐漸衰弱，時常遭受霸主國魏國的欺凌，秦國素來尚武，而忽略治國之道，然周邊諸侯強國林立，虎視眈眈。秦國新君秦孝公開始意識到：窮兵黷武，無疑會斷送國家前途，遂頒佈招賢令以中興秦國霸業，其中有一條：“如能助秦強盛者，將與君共享秦國”。於是各國士子紛紛入秦，其中法家士子商鞅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秦孝公臨終前還打算將帝位傳給商鞅，這是怎樣的一種偉大和氣魄。
閱其招賢令讓人油生敬意：秦公贏渠梁告天下之士：秦自穆公稱霸，國勢有成，大業有望。然，其後諸君不賢，歷公、躁公、簡公、出子四世政昏、內亂頻出，外患交迫，河西盡失，函關易手，秦始由大國而僻處一隅。其後獻公即位欲圖振興，連年苦戰，飲恨身亡。當此之時國弱民窮。列國卑秦，不與會盟，且欲分秦滅秦而後快。國恥族恨，莫大於此。本公繼位，嘗思國恥，悲痛於心，今，贏渠梁明告天下：但有能出長策、奇計而使秦國恢復穆公霸業者，居高官，領國政，與本公共治秦國、分享秦國！
當企業感嘆沒有人才時，須不知，其所缺的是能與人才分享的胸襟與氣魄。如果敢分享財富、敢批駁自己、敢接受天下人才，還能不聚人麼？古人秦公尚能如此重視人才，何況我們今人呢？看看秦公的招賢令，想想當今企業的招聘，不禁汗顏。特別是秦公佈招賢令後，各國士子紛紛來到秦國，高度重視，但也不盲目任用，而是不惜代價用三個月時間讓其考察秦國，然後拿出方案，以才定崗。
2、共心論：君如青山，我如松柏；粉身碎骨，永不相負。
在商鞅分析完強秦九論之後，直陳贏渠粱變法三難希望得到贏渠梁的認可：1、竭誠擁戴變法的新銳骨幹，居於樞要職位；2、法制不避權貴，宮室宗親違法與庶民同罪；3、國君須對變法大臣堅信不疑，不受挑撥，不中離間。三難，處處都在骨節之處，就是放在今天的企業管理中，很多企業管理人都是做不到的，在眾多的制度中都會有一條：總經理特批款項。而贏渠梁卻向商鞅對天發誓：信君如信我，終我一生，絕不負君。商鞅大為感動：公如青山，我如松柏，粉身碎骨，永不相負。
作為秦國君主，始終堅定不移地支持商鞅變法，是變法得以成功的基礎，松柏指的是商鞅，作為變法謀士，他制訂了變法的全套方略，並且不留情面雷厲風行地推行，正因為有“青山松柏”親密無間的合作，才有變法的成功與秦國的富強。上下同欲，惺惺相惜，永不相負——這正是如今企業缺少的精神。孫子兵法中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幫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企業與員工若能實現青山與松柏般的關係，何不成大事。
3、共魂論：赳赳老秦，共赴國難，血不流乾，死不休戰！
赳赳老秦，復我河山，血不流乾，死不休戰！西有大秦，如日方升，百年國恨，滄海難平！天下紛擾，何得康寧，秦有銳士，誰與爭雄！秦國的國歌，所謂“赳赳老秦，共赴國難”。這八個字，無論是在最艱辛的時刻，還是在最激勵人心的時刻，無論是在戰場上，還是山野裡，每次響起，都會讓我肅然起敬。
無論是衣衫襤褸的老秦人，還是衣著華貴的世族，他們對老秦國的期待都是令人振奮的。
多數企業有自己的口號，如何能夠達到秦人之境界，是當下企業思考的重點。造人先造魂，團隊必須有靈魂，讓其深深紮根於員工心中。這個魂不是單純個人夢想，而是全民共同的夢想。當然，這個魂往往從首任指揮官身上挖掘與體現出來的。
4、敬法論：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
商鞅變法強秦，以法治國。通過推行強秦九論，讓貧窮落後的秦國走向強大，無論是經濟還是軍事，特別是讓法治理念深入民心，能人所不能改變的境界。在實施變革當中，不乏血的代價，商鞅不畏強權勢力，秦公不避親人，為秦國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戰國策》對此事的評論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追求法治、完善法治是企業管理發展的方向，如果說企業還不夠強大的話，其關鍵還是在於法治精神，造成制度執行不能徹底，多數企業在執行過程中缺乏強有力的執行手段，缺乏強有力的高層支持。
商鞅變法，說到底，是一種勵精圖治、事業高於一切的精神，這種從弱小到強大的管理大道更值得我們深思與學習。商鞅變法到底能給我們什麼啟迪呢？
其一，從組織變革的角度看：
商鞅變法作為歷史上一次著名的、成功的政治經濟變革運動，短短二十年，使秦國一個弱窮西陲小國成為一個強盛帝國，國富民強，為以後秦國一統天下打下堅實的基礎。然而，組織變革是極不容易的，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企業，都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要改變一個組織延續百年、根深蒂固、骨子裡的東西是難上加難。一是組織領導人（國王、董事長）要有強烈的變革之心，能自始至終、矢志不渝，以"鐵腕"手段推動，變革不成功"死不罷休"，全力以赴；二是要有好的變革方略、謀略以及變革謀士、擔當，沒有好的出路、變革之策，如何變？變向何方？分幾步走？誰來出謀劃策，誰來推動變革，擔當重任？此兩者是連在一起的，選合適的人，做合適的事，沒有好的謀才，不會有科學、因地制宜的變革之法，沒有強有力推動者，光是紙上談兵，誇誇其談，不能執行到位，落地有聲，更不會有好的成效、結果。因此，變革重在執行，最難也在執行，因為牽涉到很多人、很多利益團體的切身利益，更是場政治上的較量和戰鬥。
其二，從中高層管理層面看：
到底是企業高層重要，還是中層重要？傳統觀點是企業高層重要，沒有高層不會制定企業發展戰略規劃、各種資源的整合、關係的協調，但最新的觀點認為，企業中層決定企業的成敗。有好的戰略、想法如果沒有合適的人去執行、推動，戰略變不成現實，只能是空想。而中層是連接高層、基層的橋樑，起著承上啟下的紐帶作用，是企業運行變革的中堅力量，變革者、執行者、推進者。因此，作為企業高層一是制定戰略整合資源，二是選擇人才，共同組建成無堅不摧的團隊，方能打贏這場"變革"之仗。高層不是十全十美"多面手"，必須會招人、選人、用人、留人，把合適的人放在合適位置上，天時、地利、人和集一體，創出一番偉業。從秦孝公到衛鞅及其追隨者可聯想到此點。
其三，從經營人才層面看：
都知道企業競爭是人才的競爭，那麼如何發現人才和識別人才？通過哪種途徑找到人才？如何吸引人才過來？如何用好人才？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除定企業發展方向外，尋找人才是企業領導者的第一要務。秦孝公在百里奚老人指點下，跳出秦國侷限，遍佈山東諸侯列國張貼"招賢令"，以重金吸引人過來，廣開"國門"，招賢納士，在識別、考核人才方面，以三月為期，讓"賢士"深入基層郡縣體察民情，考察官吏，拿出自己的治國方略，根據士子的才能安排到各部門任職。好比現在的新進大學畢業生，先從基層做起，到基層實習，瞭解企業情況，後逐步提拔重用，不可能馬上就有好的位置等著你，必先經過磨練，後才能擔當重任。又比如蓋房子，有木柵、椽子、大梁等，而棟樑是最難得的人才，也是最重要的，是企業之根本、之基石。找到棟樑，給他一個實施抱負、施展才華的舞臺，發揮他的才能，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價值。
其四，從執行力角度看：
商鞅變法是部關於企業法制建設，以"法"制"企"的好讀本，更是關於執行力的好素材。現在流行執行力，反映出很多企業執行力低下，有好的戰略、計劃、方案，就是執行不力，在執行過程中大打折扣，最後不了了之，堅持不下來，受到阻擾或反對意見就不得不"流產".因此，一是堅定信念，定下來的東西義無反顧的執行到底，不半途而廢，中途夭折；二是有好的制度、法律作為好的保證，獎勵好的遵守者，懲罰違法者，"懲惡揚善"；三是無論"王公貴族"還是"庶民百姓"都一視同仁，公平公正，不偏不倚，任何人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包括制定者，都得受法的制約、約束，觸犯"高壓線"就得受到懲罰，使他永不再犯，使法治觀念深入人心，都成為尊法守紀好的典範。
其五，從企業管理角度看。
企業管理，以前是以經驗管理為主，到後來以制度管理為主，到最後以文化管理為主，三個階段。從人治，到法治，到自治，實現無為而治。剛開始人少的時候、創業打天下的時候可以人治，但經過一個階段必須實行法治，靠制度規範人的行為，而不是人管人，養成良好的習慣，培育一種好的氛圍和企業文化，創造一種好的秩序，激勵人積極向上創造業績，抑制消沉、不勞而獲、"好吃懶做"、"投機鑽營"之輩，實現企業效益提升。
其六，從企業創新變革角度看。
市場環境在變，消費者、客戶在變，競爭對手在變，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已成定局，"弱肉強食，優勝劣汰，適者生存"，變則昌，不變則亡，停止不前沉醉在眼前成績只有死路一條，最終只有被競爭對手"吃掉"，被市場所淘汰。因此，只有從管理創新，營銷創新，流程創新，直至組織結構本身進行一場變革，尋找一種新的突破口，不斷否定自己，建立健全完善的管理體系，"法治"而非"人治"，使企業有脫胎換骨的變化，才能走上一條變革圖強之路，走在競爭對手的前面，成為行業領軍，使企業永領不敗之地。
商鞅變法教給我們的是勇於變革的精神，只有讓"變革"成為我們的一種思維方式，企業才會強大。
當然應該看到，商鞅變法也有其侷限性：
第一：它只適用於“打天下”，而不適用於和平時期。秦國統一六國後，戰略目標和制度體系沒有與時俱進，而是沿用商鞅變法時期的戰時法治，導致帝國體系扭曲，影響了國家的治理。同理，企業戰略轉變後，企業考核激勵制度和企業文化需要進行必要調整。
第二：唯法是從，唯利是圖，缺少道德文化的滋養。商鞅的法治充分利用了人性自私自利的一面，短期速成但不能長久。現代企業治理最好德法並舉、王道霸道並用，在鼓勵員工合法合理自利的同時，也要倡導利他之心。
第三：法治體系沒有覆蓋到君主及他的身邊近侍，導致“燈下黑”，這也是秦統一六國後短短十幾年就滅亡了的原因。在企業裡，高管應該起到帶頭作用，不能讓自己及身邊工作人員遊離於公司的規章制度之外。
企業變革並非易事，它需要公司高層和變革推動者之間攜手互信，也需要在“任法”和“任人”之間取得平衡。國內很多企業家往往更看重“任人”，但是，“任人”不“任法”容易出現內部人結黨，難以持久興盛；“任法”不“任人”往往導致無人有能力護法。企業如要走根本強大之路，就要既“任法”又“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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