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立之時，契丹人的遼國政權已經存在了好幾十年，實力雄厚，軍隊戰鬥力強，他們有著強烈的土地擴張慾望。宋朝一個新生的王朝跟遼國打了20多年仗，竟然扛住了，活了下來。
扛住了契丹人，馬上又要應對日益膨脹的西夏党項人。打了幾次大規模戰爭，雙方互有輸贏，都損失慘重。
宋朝就是在如此惡劣的戰爭環境中生存下來的，穩住了政局，經濟還搞成了世界第一，這哪裡是“弱”呢？
所謂的“弱宋”，恐怕只是從國土面積大小來論的——但我們應該清楚，一個王朝的強若絕不能僅僅從國土面積上來衡量。
宋朝的強大是內斂的、含蓄的，它不是說我又滅了幾個外族，又擴大了多少土地，軍隊鐵騎有多厲害。你只有關注到宋朝的經濟和民生才可以理解他的強大，這種強大在中國歷史上是一種新的模式，以至於往往不被人看見。
唐宋元明清這幾個朝代，我們基本上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
唐宋是外向性王朝，是開放的、多元的，大體上是渴望與世界交流的。
而明清是內向性王朝，是閉關鎖國的，關上門將自己封閉起來，大體上是不希望與世界交流的。
元朝時間太短，並且它本來就是蒙古人建立的世界性帝國的其中一個政權，不存在外向或內向的問題。這裡就不討論了。
在外向性王朝裡，宋朝是集大成者。它的體現不是首都有多少外國商人，或者日本又派來了多少“遣宋使”。它體現在先進的土地政策上，從而造就的社會經濟的繁榮。
整個宋朝（北宋和南宋）平均每年的財政收入是8000—9000萬貫銅錢，最高的一年竟達到16000 萬貫！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後來的明清兩朝都再也沒能達到如此可觀的財政收入，直到清末民初才達到宋朝的水平。
宋朝時中國白銀產量很少，不作為貨幣，一般是用銅錢。明朝時大量的墨西哥白銀流入中國，明朝晚期才以白銀為貨幣。明朝的1兩白銀大約等於宋朝的1貫銅錢。
根據黃仁宇先生的估算，明朝正常財政收入平均為1500萬兩白銀，撐死能達到2500萬兩白銀。這比宋朝少了好幾倍！
清朝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財政收入跟明朝是差不多的，可能略高一些。鴉片戰爭之後，打開了國門，財政收入猛增，咸豐年間常常能達到歲入4000萬兩白銀。但還是沒有趕上宋朝的財政收入。
重要的是，宋朝有如此高的財政收入，不是通過壓榨農民得來的。即使把農民壓榨到骨頭裡，也榨不出那麼多財政收入，明清兩代榨出了多少，上面的數據已是明擺著的。
宋朝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於工商稅，佔比60%左右——這絕對是個另類，中國曆代王朝中沒有哪朝的工商業有如此發達。這說明，宋朝已經從農業社會開始向工商業社會邁進了。
其他朝代的財政收入都是農業稅佔大頭，唯有宋朝是個例外。這種情況直到清朝末年才又出現，國家的財政收入中，工商稅超過了農業稅。清末民初國家財政收入能達到宋朝的水平，也就不難理解了。可見，向小自耕農徵收農業稅，永遠是沒有搞頭的，賺不了多少錢。
為什麼宋朝的工商業發展那麼好呢？這是由於宋朝採取了與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併。
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朝代都視土地兼併為洪水猛獸，千方百計加以抑制。這樣做的目的是使每個農民都有土地種，初心好的，但也導致了農民長期的不求上進——兩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
所以一到了災荒年就容易產生大量流民，盜匪橫行，農民起義等等情況。國家的經濟和穩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掌握在上天的，完全無法控制。
而宋朝是不抑兼併的，你要是有錢就買土地吧，沒有限制。於是當時“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國70%的土地”，便騰出了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到商業市場，有的做手工業，有的做生意，有的去當兵。
宋朝商業繁榮下的民生還挺好，老百姓生活富足，即使在連年戰爭不斷、外族持續侵略的情況下依然富足。連司馬光都抱怨世風奢靡——“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近年來社會風氣奢侈靡費，販夫走卒之人竟然穿起了士大夫的服裝，農民竟穿上了絲質的鞋。
《清明上河圖》就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反應，它是宋朝的紀實“全景照片”。張擇端畫《清明上河圖》是獻給宋徽宗的，但徽宗看了一眼，簽了字、蓋上章，就丟一旁了。為什麼呢，因為這不就是一幅紀實工筆畫嘛，真實反應當時社會而已，有什麼值得興奮的。
（清明上河圖局部）
人家宋徽宗更喜歡《千里江山圖》，更加寫意，更加大氣磅礴，更能體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王之氣。
（千里江山圖局部）
我們現在驚訝於《清明上河圖》中體現的宋朝社會經濟的繁榮，而當時的人卻習以為常，生活本該如此嘛，不覺得有什麼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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