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东晋大亨四年，即义熙元年(405年)四月刻。纵190厘米，宽71厘米，碑面文字13行，每行30字；下面有题字，13行，每行4字。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云南曲靖县杨旗田出土，现存云南曲靖武侯祠“爨碑亭”。此碑与较晚时云南陆良刘宋年间(458年)所立的《爨龙颜碑》合称“二爨”。
晋代禁止立碑，此风一直延袭至南朝，然远在边陲的少数民族首领受中原深远文化的熏陶，仿效汉制树碑立传，虽有禁碑之令，但在万里之外的建康(东晋和南朝四朝代的国都，今南京)政权恐怕也顾及不到蛮夷的“不毛之地”。另外从“二爨”皆沿袭六朝年号:《爨宝子碑》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基碑》;《爨龙颜碑》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财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可以推出，二碑主皆奉东晋、南朝(宋)的册封而行使职权，那为何没有受禁碑令的制约，也没有受江左风流的影响，却出现更接近北碑的碑刻样式(比如，《爨宝子碑》的用笔与结构就与中原魏碑《嵩高灵庙碑》神韵暗合个中缘由令人费解，但不管怎样说，客观的“二爨”的出土，在禁碑时代就更如光耀夜空的两颗“明珠”，灿若星辰。
从书体上看，《爨宝子碑》是一件带有明显隶书意味的楷书作品，如笔法上横画还保留隶书的波挑;撇、捺的收笔处都有或顿、或挑的斜出之势，并呈左右对称状分布。再如结构上横向笔画的排布感强烈，多呈平势;字形较为方整，线条穿插饱满。但它确实又是一件名副其实的楷书，诞生在晋朝，属于楷书范畴。康有为称其“端朴若古佛之容'，又称“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入《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流源。”
《爨宝子碑》在艺术特色上有以下些特点:
一用笔。以方笔为主，但又能把圆势融入，如横画、坚画的起笔与收笔从外形看较为方校，但运笔却是方折逆人后转为圆厚的中锋;在些转折处也是先提，之后按笔转折，星现外方内圆的风貌。在笔锋前进过程中多逆势涩行，线条方拙凝重。
二结构。《爨宝子碑》的结构从大概看来，以“方”为基调，但内部变化极其灵动:
其一，有篆籀之意的、有富于隶态的、有楷法者、有草情者，四体兼备。
其二，在字形上，一任大小、变化自然，如形体大小、如长短、如扁方等等。
其三，讲究部位之间的错落;讲究端正与欹侧的变化;讲究同字异形。
其四，讲究聚散收放，整体布局有收缩、伸展、大小等变化，力戒“布如算子”的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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