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巴特 圖片來源：Ulf Andersen / Photoshelter.com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從不會對著鏡頭說“茄子”。這位著名理論家可以對他人的形象侃侃其談，卻不習慣自己出現在鏡頭前。在我買的《明室》（Camera Lucida，1980）一書中有一幅巴特的照片，他一如既往地溫文爾雅，但卻視線低垂，面露苦相，明顯在惱怒地嘆氣。
我能理解他的感受。我自己照證件照時通常像是在陽光裡眯著眼，或是剛嚥下幾口檸檬汁。照相的時候應該露出牙齒，挑起眉毛，緊盯相機，像是與人對話一樣嗎？你又該如何保持面部表情，假裝自己是一個穿著緊身衣，還和對面這位隱形朋友玩得很開心的人？
我猜巴特一定會討厭自拍，至少是很討厭自己自拍。他在《明室》裡就解釋過自己拍照擺姿勢時總會很尷尬：“一覺得有鏡頭對著我，就全都變了樣。”即使是最微小的手勢都是有意為之。每一個表情都是千篇一律，而不是自然流露。巴特最後只好問了這麼一個問題：“光是盯著一個黑色的塑料機器卻不加思考，又怎麼能呈現出一種有智慧的氣場呢？”
鏡頭的凝視讓我們想要去嘗試。巴特說：“我在擺造型的過程中構建我自己，我馬上為自己塑造另一具身體，提前將我構造成另一幅影像。”有一次他忸怩作態地諷刺道：“我決定隨心所欲，在嘴角和眼睛都掛上一抹笑意，意圖呈現‘不可言狀’的狀態，我試圖用這樣的表情和我的天性，來呈現我對整個照相儀式的態度。”這也許會讓我們想到Facebook和Instagram重度用戶的自我粉飾。但對巴特來說，這種不自然的表現是面對陌生的攝影師和照相機的一種防禦機制和保護舉動。我面對攝影師時，會傾向於緊閉雙嘴，繃緊臉頰，眯起眼睛，就像是表情僵硬的商店服務員。
相機的概念讓我們通過他人的眼睛看到自己，我們不知道觀眾是誰，也無法預料他們的反應。我們將其想象為朋友、家人、陌生人，甚至是敵人。巴特把這個過程類比為靈魂出竅，即我們從遠處看到自己身體的體驗，就和相機放在面前有些相似。巴特承認：“我常模仿自己，正因如此，每次我被拍攝時，我總是有一種不真實，甚至是被冒牌頂替的嚇人感覺。”換句話說，巴特是在和自己過不去，拿他自己真正的感受，來審視照片上“他”的笑容。儘管他有著防禦機制，他仍然想透露真實的一面，想被捕捉到真誠的一面，他稱之為“我個性中的寶貴核心”。這麼說有點諷刺，但巴特堅信攝影（尤其是業餘拍攝）具有呈現無藝術特質的真相和意外細節的能力，而正是這些真相和細節能夠概括出我們的個性。
但也得快門的時間短一點，不是一直拍個不停，也不是怎麼拍也不對才行。一看鏡頭準備拍照，我的嘴唇會扭曲繃緊，有力無力地擠出一個露齒笑。而耐心的攝影師則會說：“好的，再拍一張……等等，你的眼睛閉上了……再來一張……這次試著笑一笑……正常一點。”自拍的出現杜絕了這種折磨，但卻讓我們陷入新的困境，因為我們不得不再次面對我們對自身和麵容的真實看法。
照片拍好後呈現的是一個脫離了肉體的自我，巴特稱之為“一種身份認同和自我意識的巧妙分離”。像是拍了一張入監照，成了“一位被警方通緝的罪犯”。巴特甚至說自己體驗了“一次微觀層面的死亡”，感覺被生活的無奈和無能榨了個乾淨。無論在哪種情況下，影像和自我形象永遠都不會一致，拍攝出來的照片也就變成“沉重、僵硬、頑固”的形象，而巴特認為真實的自己是“輕盈的，跳脫的，就像是在罐子裡傻笑的瓶中精靈”。
原本沒有生命的照片可以重獲生機，它們離開拍攝地，被髮布在網絡上，打上標籤，可以被任何人發送到任何地方。在互聯網還沒有出現的時候，巴特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一天，一位很出色的攝影師替我拍了照片。我堅信我可以在他的照片中讀出我近期喪失親友的那種痛苦。”巴特仍然認為這是令人愉悅的體驗，至少這真實地反映了現實。不過後來他在一本宣傳冊重新見到了這張照片，這一次他卻說：“打印出來的照片只讓我覺得我的面部是無法內化的，陰險兇惡，一副不好惹的模樣。”在他早期的一本作品《羅蘭·巴特談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1977）中，巴特在幾幅他的照片下評價：“我從來不長那樣！”之後他重新思考並反對他自己的說法：“你怎麼知道‘你’到底應該長成什麼樣呢？”也許照相機比我們更瞭解自己，也許照片透露了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畢竟我們擺出的姿勢說明這是我們自認為最好的角度，展現了我們最自豪的一面。巴特也說，我們的照片展現的是“我自認為的形象，我想讓別人看到的形象。”
社交媒體讓我們不必再遵照以前的習慣，全新的形式讓我們在卸下防備的孤獨時刻能與他人保持聯繫。要是去抱怨自拍有多虛榮，那就是忽略了這樣一個前提：自拍是你我間對話的組成部分。不僅僅是明星，普通人也通過自拍來保持聯繫。對巴特來說，“在‘私生活’的領域，我不再是一個圖像，也不再是一個物體。”他認為相機入侵了這一領域。但自拍不像是入侵，而更像是一種邀請。自拍允許我們成為主體和客體，隨心所欲地拍出我們自己想要的照片。
當然，巴特在《明室》也不過是短短牢騷了幾句自己的照片，這本書主要講的是他人的圖像，大多數都是巴特剛剛去世的母親亨利葉塔（Henriette）小時候的一張照片。“我研究照片中的那個小女孩，最後在她身上看到了我的母親。”巴特寫道，“在這個小女孩的圖像中，我看到了她身上的仁慈，在那一刻構成了她，一瞬永恆。”這幅照片叫作“冬日花園”，書中的每一頁都有它的蹤影，一遍遍強調著本書的中心主題：“我決定從這對我來說唯一一幅真實存在的照片引申到其他所有照片（及攝影的特質），並把這張照片作為我研究的指導。”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學者認為晚期的巴特是一個任性的唯我論者。他不再專注於大的概念，而是轉向了對特殊情緒和個人痴迷的研究。但這些情緒仍然是傾向於他人的，巴特甚至會向面容模糊、早已去世的陌生人的照片致以愛意。《明室》不僅僅是一部學術著作，而是有著更大的受眾群，因為這本書有著近似自白的透明度，對很多讀者來說，巴特毫不吝嗇。我們重新思考我們自己家人的照片。我就想起一張我母親年輕時候的照片，她看上去無憂無慮而又心思成熟。我還想起一張我奶奶的照片，她站在喜劇演員丹尼·托馬斯（Danny Thomas）身邊，開懷大笑。
和巴特一樣，他母親也不喜歡被拍照，但她“戰勝了這一折磨，謹慎地坐在鏡頭前，因為她把禮貌看得比道德更重要。”她一定可以理解，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拍照是表達感情的一種方式。只有你才能饒有興致、如此好奇、如此仔細地觀察自己的臉，但或許其他人會找到值得欣賞的部分，而這些部分你自己未曾發現。巴特堅信只有自己的母親才能給他拍出一張好照片，標準是“愛和極致的愛”，但也許標準實際上更為柔和，不過是好奇他人的特點，並接受這些特點。也許只是巴特自己在《明室》中表現出的那種知覺力。
翻譯：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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