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我們將驀然發現：身邊一切實在的居所、社區、科室、園區、街道、廣場，乃至一處公共廚房、垃圾站、小涼亭、健身角落......處處都可以成為變革交往關係和“類生活”的施工地。唯有作用到日常的革命，才是致命的革命。保持對現實的徹底悲觀，進而對“介入現實”徹底樂觀，由此則廣廈可成矣。

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看東方紅衛視“夢想改造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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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托邦”是一個美麗而糾纏的夢，我們雖然從未實現過它，卻也不敢輕易放棄它，直視生活的無望。每一個期待社會進步的人，都會在入門伊始，像觀影前領取3D眼鏡那樣，欣然接受它帶給我們的激情與刺痛。這裡，我們會遭遇到齊澤克的警告：“在起點處，夢境是為無法忍受現實的人所準備的出路；而在終點處，現實是為那些無法維持夢境的人所準備的出路。”[1]本期節目中，我們也將以“走進烏托邦”為開頭，以“走出烏托邦”為結尾，從而踩出一條真正改變現實的道路。

作為馬克思主義三大來源之一的空想社會主義[2]，從一開始就將自己深深嵌入建築與城鄉建設。城鄉空間中容載著現代人類絕大部分的“感性材料”，無論何種法權或生產關係，唯有落實到這一層面，方能真正進入人類的觀念，進而得到承認，並擴大屬於它自己的現實。

由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主持的，位於英國蘇格蘭New Lanark的實驗性小鎮舊址

在馬克思之後，許多對於其思想的庸俗化理解（無論從支持者還是反對者）也往往被表述為 “同吃同住”、“房屋無差別”云云。事實上，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共產主義”章節中，馬克思就批評這種簡單版本的共產主義是“粗鄙的”，不過是將“佔有”的原則發揮到極致，僅能作為揚棄私有財產的一個過渡性環節。當我們回溯馬、恩文本時，也能夠明顯感受到，這兩位“規範研究”大師事實上秉持著強烈的“實證研究”素養——他們很少脫離現存材料而勾勒“超歷史”的理想藍圖、技術路線，對資本主義現實的批判從來都不是“另起爐灶”的。

篇章一·場地、概念與草圖

上述澄清並不是學術圈的理論遊戲，它曾在1929-1931年真實地困擾著新生蘇維埃政權的“夢想改造家”們。彼時，“一五計劃”（主要領域在農業）初現成效，但“二五計劃”（主要領域在城市工業）卻明顯缺乏智慧儲備。在兩年多的時間裡，蘇聯的建築與城市規劃學界進行了不亞於十月革命的思想交鋒，辯題漫溢到經濟計劃的方法面面。值得一提的是，辯論各方都不得不接受一個共同的前提：方方面面馬克思主義巨擘的經典論述中，涉及城鄉建設問題實操的僅有隻言片語：

“第十八個問題：這個革命的發展過程將是怎樣的？答：......(4)在國家農場、工廠和作坊中組織勞動或者讓無產者就業，這樣就會消除工人之間的競爭，並迫使還存在的廠主支付同國家一樣高的工資...... (9)在國有土地上建築大廈，作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將從事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將把城市和農村生活方式的優點結合起來，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點。 (10)拆毀一切不合衛生條件的、建築得很壞的住宅和市區。“

“資本主義終將把農業從工業中分離出來，但它同時也朝著更高級的形式發展。它正在為農業和工業的再次聯合而準備著，為把工業和農業在自覺應用科學和集體勞動的土地上聯合而準備著。伴隨著農業不再落後、不再與世隔絕，伴隨著大城市中不再反自然地集聚大量人口，資本主義也在為人類新的聚落系統而準備著。”

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大會：“論社會主義城市建設的問題”

來源見[4]

兵馬未動，而先蒐羅原典，對於今天奉“工具理性”為圭臬的學人來說，是一個極容易造成誤讀的舉動，我們太慣於將其歸因為“購買意識形態保險”或“增加學說賣點”。在我們看來，技術理論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不過是超市裡的蘋果與它表皮上的封蠟，並不存在內在關聯。但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帶來的方法論突破，使得即便在經驗實證層面，馬克思-考茨基-布哈林的政治經濟學和第二國際-布爾什維克的政體實踐，也足以躋身1920年代的學術前沿。沒有任何學者能夠拒絕這套理論的誘惑，它們必然被引入更多的學科。

1929-1931年的討論，最終使蘇聯的“改造家”們整合成了兩個流派：一派是以經濟學家薩布索維奇（Leonid Sabsovich）為代表的“城市主義”，一派是以社會學家奧希托維奇（Mikhail Aleksandrovich）為代表的“反城市主義”。兩派的共識是：（A）既有的資本主義城市是過密的、反自然的、矛盾而不可持續的（這一條也幾乎是彼時全球學者的共識）；（B）在西歐新湧現出的“現代主義”建築流派，儘管意識到了上述問題，但在維持私有制法權和商品經濟的總目標之下，僅能以“功能主義”原則將各類社群分置在不同城市分區之內，暫時性地緩和社群衝突，但無力觸及社會矛盾的根源。而蘇聯所湧現出的“構成主義”能夠面向更純粹的社會目標（而非資產階級的經濟目標），進行整體、有機的城鄉空間改造[5]。兩派的主要分歧，在於“是否保留緊湊狀態的城鎮聚落”。

如果爭論僅僅停留在會議室裡，就顯得太老套了。新政權發動了它動員的天賦，以求使討論變得更“真實”。全蘇科學於技術工人協會（Varnisto）、《真理報》、無線電廣播，將學者的意見傳遞到各個群眾組織、建築工作室，並激發了大量或嚴肅或通俗的宣傳冊乃至電影短片，混雜著建設工地上嘈雜的傳聞，充斥在莫斯科公共場所的討論中[6]。這些討論最終轉化成國家機器的反饋——內政部成立了“國家城鎮設計院（Giprogor）”，併發揮了至少兩個作用：（1）向國家計劃委員會反饋社會上的討論意見；（2）調動更多會場外的建築師/規劃師給主要意見賦以具體空間形式。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官僚化之前的蘇共，是一部相當有活力的“開源架構”。 在高水平設計師的參與下，兩套方案最終都給出了令人激動的建築解決辦法，也都提出了經濟可行性分析和生活方式演化預測。

（A）“城市主義”流派落實在圖紙上的形式如下：

根據薩布索維奇的原則發展的斯大林格勒，沿著伏爾加河在森林茂密的沿河帶上分佈了五個生產單元：水電站旁的化學聯合體、食物生產聯合體、冶金廠、拖拉機廠、汽車廠。在它們之間，每個聯合體對應一個包括學校、醫院等設施在內的緊湊型居住區。內陸地區有休閒公園和集體農場，每個居住區與其在伏爾加河對岸的體育綜合設施相連。

構成主義的緊湊型社會主義城鎮

Alexander和Leonid Vesnin設計的一個“住宅聯合體”，按圖中序號依次為：（1）成年人居住的五層大樓（2）包括公共食堂、圖書館、俱樂部、溫室的中央大樓（3）包括跑道、球場、泳池的綜合體育設施（4）與成年人大樓相連的幼兒園（5）學齡前兒童住宅（6）運動場（7）橙樹園。將成人和兒童的居住空間分開，反映了突破傳統“家庭-私產繼承”制度的嘗試。

構成主義的緊湊型社會主義城鎮2

（B）“反城市主義”流派落實在圖紙上的形式如下：

簡諧波圖反映了設計師根據需求對“定居帶”上設施進行的有節奏佈局，頻率由低到高依次為：郵電中心、出版單位、衛生中心、教育設施、給水設施。

“反城市主義”定居帶

下圖是他們對“定居帶”上裝配式建築單體的設想。

反城市主義者第30號住宅類型

最小的“一室單元”

正當討論漸入佳境的時候，時間進入了1930年，作為社會關係的“實體”忽然開始掙脫這兩套空間“形式”的統攝——蘇共發言人開始提及一個不可調和的論題：蘇聯人民尚未發展成熟的政治覺悟和實際可以得到的有限資源之間的矛盾，使得國家採納這些方案 “對於當前階段而言是錯誤的”，因此兩種方案都是危險的。但是又要承認，設計師們探索的 “社會主義聚落問題”，在“正統馬克思主義基本方法”之外開闢了新範式[7]。

我們不得不承認，現有史料尚不足以完全解釋1930年之後發生的變化：（A）看起來更加務實的城市主義流派，在後續的討論中遭到了更大的批判（目前看到的理由集中在“不切實際地進入集體生活”、“試圖幾年內消滅城鄉差別” [8]）。（B）看似天馬行空的反城市主義在受到較弱批判之後，反而得到了國家計劃委員會下屬“社會主義聚落”部門的收編，在後來著名的“米柳金體系”中得到了官方的直接繼承。（C）1932年7月，隨著一個明顯強調古典主義秩序的方案在“蘇維埃宮”的設計競賽中勝出，此前蓬勃發展的“現代主義建築” 運動（上述兩個流派均可視為該運動的組分）在蘇聯陷入全面低潮。

對上述疑案可能的解釋是，這次基於城鄉建設的大討論，被歷史嵌入到了一個更宏大的博弈框架之下：（A）由於國內外舊勢力的反撲， “工業攝取農業剩餘價值”被上升為“突破帝國主義封鎖”的國策，農村必須要獨立存在，發揮它最後的創造原始積累的使命，因此彼時追求“消除城鄉差別”的“城市主義”會遭到冷酷的打擊；（B）強調區域統籌、定量核算的技術路線，因為有利於為計劃部門提供決策依據，因此反而受到了青睞；（C）至於古典主義那種等級儼然的城市空間形態，為何能夠佔據主流，則是一個關於斯大林極權主義更大的話題。今天的左翼應當從中吸取教訓：革命的複雜推動力當中，包含著對舊時代未盡夢想的執著——沙俄所未能兌現的強國想象依然糾纏著人們，受壓迫階級對於“翻身做主”的想象，也無法徹底地擺脫他們對於舊秩序下統治者狀態的直觀經驗。革命者不能滿足於通過變現舊夢想（這對於碾壓前代的革命黨來說易如反掌）的方法來收買群眾，而是要進一步革新群眾“做夢”的方式，使“群眾（mass）”真正成為“人民（people）”。此刻，我們多希望斯大林的耳畔，能夠迴響起列寧的教誨，意識到革命者不能淪為群眾自發運動的尾巴。

篇章二·分頭施工、在地營造

集中而垂直的權力結構，幾乎成為了當代回望上一輪革命浪潮時，我們必然選擇的一個切入視角。但本期節目有意提領另一根線索，它代表著一股“去中心”、“扁平化”與“在地化”的趨向。這些內容脫胎於“民粹主義”（在這裡是一箇中立詞彙），又被納入了國家建制的工具理性當中，反過來給建制的完備性帶來了巨大的張力（甚至被寄予了在下一個歷史階段“消滅國家”的厚望）。這一系列史實對於破解今人的視障具有重大意義。在東歐國家和中國，上述情況不勝枚舉：“地方包乾，強枝弱幹”的分稅制度、獨立工會、第二武裝、職工代表大會制、三結合、三線建設、破除技術神秘論、繼續革命論......以及今天節目所關注的“設計下鄉”。

“設計下鄉”運動的大致梳理[9]

由於 “農村包圍城市”的特殊路徑，在蘇聯被作為專政對象的農村（沙俄農民與舊中國不同，多為小有產者），在中國則率先成為了專政主體，在與國家權力的互動中從容自如。在全國解放之前，很多解放區農村就培育出了極富活力和首創性的合作社、農會等群眾組織。在1958-1966的建築行業“技術革命”——“設計下鄉”中，許多超越傳統秩序的空間形式，在知識分子同地方群眾的真實互動中被創造了出來。

大寨 | 腳踏實地的“鄉土營造”

陝西昔陽縣大寨大隊新村，最初不會料想到自己將變成一面旗幟。今天的批評家們更多去關注全國範圍內模仿大寨時的生搬硬套，卻忽視了作為源頭的大寨案例本身——一個從1946年就開始創辦農業合作社，並穩步推進公社化的實例。如果只看到大寨人為了治理梯田蓄水問題而進行的“戰天鬥地”，卻忽視他們對地形地貌“先治坡，後治窩”的尊重，就無法讀出平面圖上順應地形佈置的建築有何價值。如果只看到形似軍事化的集體生活模式，卻忽視背後深厚的社群紐帶，就無法理解這樣的組織形式緣何在全國運動退潮之後，依然在本地長期持續。

山西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新村街景

鴻順裡 | 關於“大家庭”的構想

另一個著名案例是天津市鴻順裡的重建項目，我們今天依然能在當年的《建築學報》上看到系統的設計說明[10]，其中如實記錄了群眾參與方案比選、當時設計存在的問題。在宏觀尺度上一貫被談論的“浮誇風”，在這個小小的街坊吹不動了。

初次見到這個巨大的“周邊式”集中住宅，每一位專業人士都能聯想到現代主義旗手柯布西耶在幾乎同時，於法國建造的馬賽公寓，以及法國大型公租社區建設浪潮中那些宏偉的“廢墟”。但我們需要在表面形式的相似之下，看到實體的不同——法國低收入者是被社會排斥的無組織群體，而此時中國的一些公社中，這些居民的物質和精神條件都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據記載，鴻順裡集合住宅設計原則：（1）生產和生活打成一片（2）集體生活優先（3）個別照顧老幼病弱（4）食堂、縫洗、托幼等配套高於之前的標準（5）勤儉節約原則（6）為將來生活水平提高後的空間需求預留餘地。

落成後群眾反饋的問題缺點，許多在今天的住宅設計中依然難纏：（1）雖然採用了中間通道斷開、中庭加大的辦法，周邊式固有的朝向、通風問題仍難以解決。（2）走廊雙側佈置居室的方式，使得北側居室採光不足，走廊昏暗。（3）居室彼此干擾。（4）節假日時，居民希望在家中料理食物的願望不易達成。將來普遍使用煤氣，電器需要另闢房間備用。（5）居民小件衣物晾曬不方便。

青浦紅旗公社 | 更加有機的生活方式

上海青浦縣紅旗人民公社規劃是一個更具有豐富維度的案例[11]。首先以社辦公室、禮堂、學校、圖書室等公共建築一起組成居民點的中心，而各生產隊圍繞中心佈置，其中社辦公室和禮堂並沒有在建築體量上做突出的處理，也並不通過對稱及前面廣場綠化的處理產生權力機構的威嚴感，而是儘量相互或和其它功能一起形成錯落不規則的群體組合，並在不同的方向形成私密程度不同、功能也不同的公共空間。其次，在居住區中，居住建築圍繞食堂、浴室、生產隊辦公室等組合成的一座公共建築及公共空間佈置。

而被選做當期學刊封面的這張效果圖則為這樣的集體生活提供了最直接的想象，這是對新型社區-家庭倫理的意象表達。圖中母親和孩子正從公共食堂中走出，樹下玩耍的小女孩若有所思地看著他們，而遠處大叔正推著手推車向畫面外走去......[12]

在城市規劃領域，隨著斯大林模式在蘇聯受到了批判，更加務實的功能主義得到了認可，在中國的“技術革命”背景下，也促成了一些對今天仍有深刻影響的分散式佈局形式：

大慶 | 生產即是生活

大慶1959年的規劃方案，使人聯想起上文提到過的1930年代蘇聯“城市主義聚落”。

建築單體形式方面，“科學乾打壘”是從大慶起源的。它的科學突破主要在兩點:（A）在有著凍土帶的極寒地區實現“淺地基”，大大縮短了工期；（B）改善通風條件，拓展室內空間，使室內淨空高度達到了夯土建築的極限。建築師們在批判運動中都被要求住到鄉下去，與農民一起生活，同吃同住同勞動，進行長期實踐——不僅是實踐設計，而且是更基本的、更直接的生活和生產。然而，這不意味著他們放棄了對美的追求，或丟棄了學院訓練的素養，比如房屋的結構和比例，尤其屋頂的弧線[13]。

1965 年正在對乾打壘進行調查的設計師查濱華一行人[14]

北京 | 從集中轉向分散

在北京，一個城鄉呈現均質化組團分佈的規劃得到批准。1958年方案提出了市區“分散集團式”佈局，地區“子母城”佈局，提出在三環和四環路以內建設“中心大團”，在市區邊緣地區，建設清河等 10 個邊緣集團。中心大團和 10 個邊緣集團之間，邊緣集團與邊緣集團之間，由路網和綠地分隔。這個方案避免了市區建設用地連成一片，確保了城市的環境質量。該方案把城市綠化規劃放在重要的位置，制定了兩個規劃指標，即城區確保40% 綠地面積、近郊確保60%綠地面積，建設綠色走廊，建設楔形綠地，從四郊楔入市區建城區，成為城市的“肺”， 實現“大地園林化”，優化城市環境質量[15]。

但是，我們依然要對形式上的簡單類比保持警惕——雖然和今天普遍提倡的“多中心組團式佈局”具備形式上的相似，但1958年規劃的組團乃至“衛星城”，是在回應另一種社會實體——意圖“消除城鄉差別”的人民公社。同時，我們也沒能考據出圖面空間的留白，究竟是一種“規模限制”還是“發展預留”，這兩種取向雖然在此刻形式相同，但會在未來判若雲泥。

北京總體規劃方案：1957和1959年

不能理解“形式-實體“之間的錯動，單純從手段臆測動機，就會像《城記》的作者那樣，僅憑梁思成先生提出了在老城之外的行政區選址（事實上公主墳選址很有可能造成更加臃腫且粗放的單一中心，並引發不同社會階層的空間隔離），便大發感慨地將其塑造為熟稔後世規劃理論的“先知”。

上海 | 公社包圍城市

上海是少有的延續瞭解放前西方現代主義務實傳統的城市，1946版規劃的“有機疏散”理念，在1958年得到了尊重和繼承[16]。在上海市郊的縣城，一個更加激進的實體在呼喚著它的形式：人民公社將發展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在原則上被表述為“三大差別的消滅”：（A）工業、農業生產合一，消除工人身份與農民身份的分離。（B）腦力、體力勞動及教育合一，使得“知識分子”成為人皆具備的屬性。（C）耕地、森林穿插進城市，便捷的公共服務下鄉，鄰近的鄉鎮逐步發展出中小城市。總而言之，公社成為生產部類全面、服務職能獨立的基本聚落單元，並計劃逐步合併升級，從目前的“多鎮一社”走向“一縣一社”乃至“以社代縣”的行政區劃變革。

上海各縣規劃的具體空間形式：（1）規模佈局：每個公社人口為5-10萬人，土地50-80平方公里，避免窄長的轄區形狀以提高交通效率。居民點與公路（或運河）相切佈置，形成“公社城”，方便集中的政治文化生活，這個佈局也明確否定了“反城市主義”的帶狀城市。（2）工業規劃：將工業企業按照功能和先進水平分為市、縣、社三級，無害工業鼓勵設置在社區內，企業民主管理和社區民主管理相輔相成，形成生產、生活的融合。（3）農業規劃：除水利、交通等基礎設施之外，其餘生產安排的權力基本下放到公社一級，不同作物對土地的要求，也要納入城鄉土地利用分配的考慮。（4）交通運輸系統規劃：主要職責在縣一級，鐵路要接入市級樞紐，航運與灌溉相互配合，公路與機械化農業所需的耕地劃分相互配合。（5）工程系統規劃：從市區輸出的電能，同縣、社自行發電相互補充，工業冷卻用水同供熱（包括洗浴清潔）結合考慮。（6）居住區規劃：

1959年8月完成的《上海城市總體規劃草圖》

圖片來源：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檔案室歷史檔案

當代研究，受到經驗主義和工具理性的支配，往往只考察形式而懸擱實體，只關注手段而忽視目的，只根據操作去靜態地判讀好壞。簡單表述即是，看到外形相似的事物，就斷言“其實是一回事嘛，只是說法不同”。尤其在涉及不同意識形態下類似實踐的考察時，總是帶有某種“超歷史”豪邁情結，天然地認定知識技術（所謂“學科獨立性”）或指標增長（所謂“城鎮化”、“工業化”）才是至高的實體。但這種看似超脫的視角，不過是一種為當代意識形態張目的“輝格史觀”。

三·主創見面會

策劃這期節目的時候，我們曾設想過這樣的腳本：移步換景地博覽20世紀共運史上各類建築營造與城鄉建設實踐，發掘一些閃亮的細節去收割觀眾們的嘖嘖讚歎，進而在惋惜的氣氛中評說這些項目達成了何等划算的社會經濟效益，落實了何等高尚的普適性價值。結尾處，將造成這些實踐戛然而止的力量形塑成某種突然闖入的災難，主持人不失時機地在觀眾迷惘的眼神中隱入暗紅色的幕布......夠了！我們已經受夠了這種“上墳”似的歷史回顧——我們越是展示逝者生前的活力，越是令大家確證“斯人已死”或“時代已變”，所有直觀意義上的讚美，最終都指向本體論意義上的否定。為什麼不能坦然接受上一輪實踐業已失敗的事實呢？難道這樣的事實只能解出消極的沉淪，而不是積極的啟示麼？我們需要一套新的祭掃流程，同墓中人正面地對話。

黑格爾

於是，我們在節目中引入了德國古典哲學觀念論中的“形式-實體”範式，去分析物質空間形式與作為社會關係的實體是如何互動的。人類觀念中的形式，在一開始總是主觀的，只有獲得了外在的實體（從實體的視角同步來看，就是它自身得到了人類理性的抽象，從而獲得了形式）之後，方能具備“客觀性”或“必然性”。唯物主義者希望補充的是，在我們講述起點處的那個 “主觀的形式”並不是超驗的神秘物，其實不過是：在上一個時間點曾經具備客觀性的形式（此刻已經或正在丟失它的實體），加上此刻的感覺或直觀（新湧現的、不被舊形式所掌握的實體，在物質世界和意識世界所引發的矛盾），所拼湊的非完備體。

理解了這些道理，我們就可以避免常見的馬克思主義庸俗化謬誤：（A）誤認為此刻的實體直接決定此刻的形式，完全陷入經驗材料的海洋，最後走向不可知論的實用主義。（B）將作為前人集體實踐效果的“支配性客觀規律”，誤解為某種超實踐的“鐵律”乃至“宿命”，從而抹殺個人或集體在當下改寫規律的能動力，為權威迷信準備了條件。

我們回顧了激盪歲月中令人振奮而又困惑的物質空間改造。見證了多樣的形式如何因回應真實矛盾而獲得了實體，又因為沒能慎重對待支撐形式的想象而丟掉了實體，乃至後來又被其它實體所佔據（如建設遺址被當代消費主義附體之後形成 “年代風情”，或被民族主義附體形成 “復興足跡”）。

這樣的嘗試在當代建築-城市批評領域是不常見的（本文也顯然不是規範的建築史評論），有經驗的觀眾會很快讀出節目攝製手法的稚嫩和蹩腳。但是我們依然可以證明：起飛了的貓頭鷹，哪怕還是笨拙的幼雛，也足以捉住一些不靈便的老鼠。

尾聲·走出烏托邦

1984年雖已別過，但關於烏托邦的故事並沒有結束。在一個又一個從正方向構建起來的烏托邦終於頹圮之後，屬於全球化新紀元的大型烏托邦，被從負方向構建了起來。這個烏托邦名為“告別烏托邦”，它可以被簡單敘述為：在可預見的時間裡，現狀總不至於變壞，由獨善其身的個人所合成的社會，也必將平安。

在節目的最後，筆者有意向大家力薦一位堪稱“學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學者——馮·哈耶克(Hayek)。他不幸通常被左圈（有人笑稱該詞要讀成“zuo’juan”）鑑定為“反動學術權威”，但我以為，每一位左翼都應認真地研讀他的著述。因為在那裡，恰恰埋伏著“商品經濟鐵律”和“自然法良知”內部最為真實的焦慮和失衡，使你洞見經驗與常識的虛惘，拋卻“社會自發進步”的幻想。

哈耶克

受限於篇幅，我們本次只摘引一句哈耶克從荷爾德林那裡獲得的名言：“使一個國家成為地獄的，往往恰是因為人們試圖建立天堂。”達瓦里希，這句話簡直不能更激進了！它應該作為當代左翼的座右銘——讓我們一起拆除天堂，取締烏托邦，只留取支撐夢境的那股最真實的生命力。這股所謂“生命力”，其實不過是可憐的人類為著暫時逃避現實（同時也是為了更長久地屈從現實），而挪用的生命質能。現在，讓我們將它倒灌回現實，去催生一些本該發生的化學反應。

我們將驀然發現：身邊一切實在的居所、社區、科室、園區、街道、廣場，乃至一處公共廚房、垃圾站、小涼亭、健身角落......處處都可以成為變革交往關係和“類生活”的施工地。唯有作用到日常的革命，才是致命的革命。保持對現實的徹底悲觀，進而對“介入現實”徹底樂觀，由此則廣廈可成矣。

PS：|補入手稿第XXIV頁|：布洛赫“具體的烏托邦”理論，跟建築學沒啥直接關係，沒事不要瞎套。

註釋：

[1]齊澤克,索菲亞·菲尼斯.《變態者電影指南》（紀錄片，2006）

[2]列寧《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1913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2.htm

[3] 凱瑟琳·庫克,郭磊賢.社會主義城市:1920年代蘇聯的技術與意識形態[J].城市與區域規劃研究,2013,6(01):221.

[4] 凱瑟琳·庫克,郭磊賢.社會主義城市:1920年代蘇聯的技術與意識形態[J].城市與區域規劃研究,2013,6(01):225.

[5] 凱瑟琳·庫克,郭磊賢.社會主義城市:1920年代蘇聯的技術與意識形態[J].城市與區域規劃研究,2013,6(01):218-219.

[6] 凱瑟琳·庫克,郭磊賢.社會主義城市:1920年代蘇聯的技術與意識形態[J].城市與區域規劃研究,2013,6(01):223-226.

[7] 凱瑟琳·庫克,郭磊賢.社會主義城市:1920年代蘇聯的技術與意識形態[J].城市與區域規劃研究,2013,6(01):230-231.

[8] １９３０年第１期，第１４～１６頁；“９Ｏｔｖｅｔ　ｔｏｖ．Ｏｋｈｉｔｏｖｉｃｈｕ ； ｋｒｉｔｉｋａ　ｔｏｖ．Ｓａｂｓｏｖｉｃｈａ ｒｉ（“對奧希托維奇同志的回應；對薩布索維奇同志的批評”）第 ２ 篇

[9] 葉露,黃一如.1958-1966年“設計下鄉”歷程考察及主客體影響分析[J].建築師,2017(06):91-99.

[10]塗添鳳.天津市鴻順里社會主義大家庭建築設計介紹[J].建築學報,1958(10):34-35.

[11]李德華,董鑑泓,臧慶生,楊銘鼎,姚志騏,方企聖.青浦縣及紅旗人民公社規劃[J].建築學報,1958(10):2-6.

[12]趙越.大躍進時期的《建築學報》封面與社會主義想像[J].建築學報,2014(Z1):58-63.

[13]劉燁.專訪侯麗｜大慶油田的設計革命：共和國革命與建設之張力.澎湃新聞.2018.11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24131

[14]李麑.油田子弟侯麗，生於 1973 年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⑥.好奇心日報.2017.9

https://www.qdaily.com/articles/45551.html

[15]侯麗.國家模式建構與地方差異——京滬兩地1950年代規劃編制的蘇聯影響之比較[J].城市規劃學刊,2017(02):113-116.

[16]侯麗.國家模式建構與地方差異——京滬兩地1950年代規劃編制的蘇聯影響之比較[J].城市規劃學刊,2017(02):117-120.

[17]錢聖秩.談人民公社化條件下縣的城市規劃問題[J].財經研究,1958(09):15-18.

美編：太子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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