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太原１２月２８日電 題：山西太原“城中村”改造 十年只完成三個村？
新華社“中國網事”記者晏國政 馬曉媛
今年十月中旬，新任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在省城太原市調研時，直指該市“城中村”種種亂象和問題，揭開了太原“城中村”的“傷疤”。太原市自２００３年啟動“城中村”改造，然而１１年來全市列入改造名錄的１７３個“城中村”，只有萬柏林區完成了３個村的整村改造。箇中原因，耐人尋味。
基層幹群顧慮多 改造信心不足
“我們沒文化、沒技術，孩子也沒工作。過去靠地生活，現在只能靠房租過日子。要把舊村拆了，環境倒是好了，但我們怎麼生活呀？”一提起“城中村”改造，萬柏林區南上莊村村民王萬寶就擔憂不已。
王萬寶說，就算將來能分到７套房子，自己拿出５套來出租，每年也只有十幾萬的收入，比現在的３０多萬差遠了。而且房子多了，物業費等相關費用也會增加，算起來還是不划算。
記者在太原北營、北張、大馬、南屯等多個“城中村”採訪時，村民們普遍表示“算不過改造經濟賬”，對改造後的生活預期不高。有些擁有臨街商鋪的村民甚至坦言，不管將來怎麼補償，也不願拆房子進行改造。
小店區北張村一位張姓村民說：“現在醫保、養老什麼的還有村集體擔著，房租收入也讓人感到踏實。改造後，醫保、養老、年輕人的教育、就業等等誰來管？到時候的生活還不一定有現在好呢！”
除了村民，一些“城中村”村幹部也對改造缺乏信心。一位村主任說，這些年全市１７３個“城中村”，完成整村改造的只有３個，讓人看不到希望。而且從改造完成的村子看，環境確實大為改善，但老百姓並不富裕，也讓人信心喪失。“更關鍵的是，現在房地產市場不景氣，一個村的建設面積就在１００萬平方米以上，將來都改造了，房子賣給誰？而且拆遷成本一平方米就高達６０００元以上，蓋成商品房後，市場價肯定在每平方米１萬元左右，這麼貴的房子誰來買？”
“改造完成十幾年了，建築還都是違法的”
萬柏林區閆家溝村１９９７年開始改造，是太原市最早完成整村改造的“城中村”。記者近日在這個居住著２萬多人的社區走訪發現，十幾棟高層和小高層住宅錯落有致，道路、廣場、花園、車庫、市場、學校等基礎設施一應俱全，整個社區乾淨整潔。然而，社區負責人卻告訴記者：“雖然各級領導來了都說改造得好，但到現在五證都沒辦下來。改造完成十幾年了，建築還都是違法的！”
眾多基層幹部反映，“城中村”改造中的拆遷常常被稱為“天下第一難”，實際上，拆遷之後辦手續更難。知情人士介紹，“城中村”改造要辦理立項、規劃、土地、施工許可等四個大項３９小項審批手續，涉及發改、國土、住建、規劃、園林等１６個部門。“每個地方都要蓋章，要進幾十個部門。這還不算，有的部門還互相扯皮推脫，甚至故意刁難。有時候一個字寫錯了，都得回頭重新蓋章。還有些老爺部門得‘燒香’送禮，最終還是辦不下來。”一位專門負責辦手續的“城中村”負責人說。
“城中村”改造涉及土地的收儲、性質變更等問題，政策性強且現有政策體系不盡完備，因此相關部門在手續辦理過程中有所擔憂。“然而，最關鍵的還是相關部門缺乏擔當精神，不願在政策上進行創新，更不願承擔責任，只知打著‘嚴格按程序辦事’的幌子進行拖延。”有知情人士如此表示。
今年以來，太原市將“城中村”改造手續辦理作為全市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整改事項，並出臺相關政策，努力提高辦理時效。萬柏林等城區還強化政府擔當，開展政策創新，為推進手續辦理創造良好環境。
饒是如此，全市已完成整村改造的３個村至今都沒有辦理相關手續。而佔全市舊村拆除總數七成左右的萬柏林區，去年以來僅辦完下元村一個項目的手續。
一些基層幹部說：“村子拆了兩三年，辦不下手續，村民回遷不了，每天光過渡費就是２０多萬。制約了改造進度不說，還形成了不良示範。看到這種情況，誰也不敢拆了。”
幹部作風成最大阻礙 村幹部權力大、無約束
有關專家和基層幹部認為，“城中村”改造戰略既定，執行戰略的各級幹部是關鍵。而太原市啟動“城中村”改造１１年來進展不大，主要與部分幹部作風有關。
一些城區負責人認為，“城中村”的形成過程，本身就是各級幹部在推動城鎮化進程中遇見矛盾“繞道走”的過程。矛盾多發，隱患重重，拆遷改造難度很大，一些幹部更是喪失了改造的決心和信心，存在“不想改、不敢改”的不作為心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刻意迴避矛盾。
還有一些幹部在競選時許了願，上臺後卻把村民利益拋在了腦後。有些市政道路拓寬改造佔了村裡的地，拆了村民的房，好幾年了也不給補償。還有的村幹部與不良開發商沆瀣一氣，打著“城中村”改造的名義，私建住宅對外售賣，有的甚至連村民的回遷房都賣掉致使村民無法回遷。
此外，在推動“城中村”拆遷改造過程中，一些基層幹部作風不實，宣傳解釋工作不細，甚至片面認為“城中村”是“毒瘤”，漠視村民利益訴求，作風粗暴。還有幹部在改造中與民爭利。最終引發了群眾的不信任，導致幹群關係疏離，嚴重影響‘城中村’改造步伐。
山西省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所長龐麗峰說：“‘城中村’最大的問題是村幹部權力過大，且缺乏有效約束。”雖然有村民自治法作為依據，但往往是“法律上有規定，事實上無約束”。同時，村委會主任不是國家幹部，黨紀政紀對其約束力也有限。再加上很多上級幹部認為“城中村”是村民自治組織，使部分村幹部疏於管理，村財街（鎮）管、四議兩公開等流於形式。特別是其中一部分村幹部把集體土地作為私產與開發商交易，侵害群眾利益，且長期得不到從嚴重罰，久之便成了既得利益者，進而成為“城中村”改造的最大阻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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