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初，在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两名女性进入了一处印度教圣地沙巴瑞玛拉神庙（Sabarimala Temple）。这是印度首次有女性公开进入该神庙，随即招致印度教保守势力大规模抗议。目前，抗议引发的冲突仍在继续，已有超过3000人被捕。
沙巴瑞玛拉神庙事件不仅是一起印度女性争取正当权益的单独事件，而且是一面折射印度社会多面矛盾的棱镜。或者说，印度女性地位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反抗男权”，而需要放到错综复杂的政治、政党、社会和宗教语境中审视。
进入沙巴瑞玛拉神庙的两位女性：Kanaka Durga和Bindu Ammini / 视觉中国
风暴中的神庙
沙巴瑞玛拉神庙坐落在一座高山上，四周群山环绕，森林掩映，这里供奉着印度教的生长之神阿亚帕（Ayyappan）。传说中，印度教有三大主神：最具威力、最受尊崇的毁灭与再生之神湿婆；保护众生的维护之神毗湿奴；创造之神梵天。
而阿亚帕就是湿婆与毗湿奴女性化身的儿子。阿亚帕的诞生蕴含隐喻：连生养他的母亲本质上也是男性，他天然带有对女性的排斥。阿亚帕本身也成为了禁欲之神。
沙巴瑞玛拉神庙 / 网络
因此，沙巴瑞玛拉神庙禁止10至50 岁的女性入内。在激进者看来，处于月经期的女性是不纯净的，她们会污染圣殿，从外观上难以判定女性是否正处于经期，于是干脆一刀切。有人认为，阿亚帕希望自己保持禁欲，而带有生殖力的女性进入殿内会打扰他的修行。
甚至有人认为，沙巴瑞玛拉神庙处在高山险峻环境中，女性的体力有限，不宜攀登前往。无论哪种理由，都认为男人在身体上比女性更加纯净、更具修悟能力和优越感，都是对女性赤裸裸的歧视。
沙巴瑞玛拉神庙对女性的禁令延续了至少有500年，近年来，不断有女性权益组织进行反抗。2018年9月，印度最高法院裁定禁令违宪。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最高法院的五名法官中有一名女性，而恰恰就是这名女法官投了反对票。
2018年10月，印度班加罗尔，印度教信徒举行集会，抗议最高法院允许经期妇女进入寺庙 / 视觉中国
歧视女性是印度教的传统吗？
印度教少有歧视女性的传统。恰恰相反，印度教三大主神的妻子都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形象。歧视女性的历史，要从8世纪开始讲起。
8世纪开始，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突厥-阿富汗穆斯林开始不断侵扰印度，直至13世纪初在印度北部建立德里苏丹国。这是印度女性地位迅速下降的时期。一方面，伊斯兰教法中对女性的规束影响了印度教徒：妇女只能待在闺阁之中，需要穿戴长袍和面纱，外出必须有男性陪同等。另一方面，在穆斯林与印度教徒艰难残酷的战争中，女性往往成为受害者。
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萨蒂”激增。印度教中有“萨蒂”陋习，即寡妇自焚殉夫，古典时代对此只有零星记载，而穆斯林征服和统治印度时期寡妇自焚人数激增，妻子为避免在丈夫死后沦入异族手中遭受侮辱，在丧夫之痛、女性贞操观念和国仇家恨的共同裹挟下选择最激烈的自杀方式。
无怪乎最顽强抵抗穆斯林的拉其普特人成为寡妇自焚的重灾区。2018年初上映的宝莱坞大片《帕德玛瓦蒂王后》就反映了这一历史背景。城邦破亡，帕德玛瓦蒂王后不愿落入穆斯林苏丹王手中，遂带领城中寡妇集体自焚。
一名印度警察在《帕德玛瓦蒂王后》海报前双手合十 / 视觉中国
随着英国殖民者到来，印度不少有识之士提出社会变革主张。如创立“梵社”的先驱者罗姆·莫罕·罗易（Ram Mohan Roy）就呼吁废除萨提陋习、提高妇女地位等。英国殖民当局于1829年废除了萨提，但在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宏大潮流中，妇女解放的步伐依然是缓慢、漫长和痛苦的。
现实处境为何如此艰难？
近十多年来，印度涌现出一批令人瞩目的优秀女性：政坛人物如外交部长斯瓦拉吉；百事可乐的CEO英迪拉·努伊是首位进入全球500强企业高层的印度女性；女作家阿兰达蒂·罗伊、基兰·德赛分别以《微物之神》和《继承失落的人》获得英文小说界最重要的奖项布克奖。
与此同时，底层妇女的生活境况未得到普遍改善。2018年，汤森路透基金会的报告将印度列为“世界上女性生存最危险的国家”，排名紧随其后的是阿富汗、叙利亚，在各项评分类别中，“文化与宗教”的歧视尤其明显。
2017年，印度新德里，4000名印度学生集体表演女子防卫术宣传自我保护 / 视觉中国
究其原因，精英层或极具天赋的个体可以凭借自身资源打破禁锢，但印度独立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工业化浪潮，没有向女性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女性仍然被束缚在家庭中，仰仗丈夫鼻息，没有财务和精神自由。2018年《经济学人》杂志数据显示，在G20国家中，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仅高于沙特阿拉伯，对经济发展贡献率为1/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其次，印度社会矛盾极度复杂多元，宗教、族群、贫富、种姓、语言、地域……在一定程度上，现实的嘈杂和混乱遮蔽了女性的诉求。即使发生了针对女性的恶性案例，过了不久就会被更加耸人听闻的热点问题所覆盖。加之印度社会人口最多的两大族群——印度教与伊斯兰教都是男权盛行，全社会缺乏提升女性地位的动力和共识。
在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宗教问题又有其特殊性：宗教寄托了印度人最深沉的价值观和情感，是最难以作出改变的坚固堡垒。
通过外部手段强行保障女性权益，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在部分地方议会实行的“女议员配额制度”，通过立法规定女性议员的比例，对性别失衡实现纠偏。但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改变却难以通过法律强制实施。尤其是一些深受传统思想之害的印度女性，反倒成为女性赋权道路上最激烈的反对者。
2014年，印度新德里，印度女性持马桶参加国际厕所日活动。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印度约一半人口只能
在电影《厕所英雄》和《印度合伙人》中，“在家如厕”和“使用卫生巾”的最大阻力就是那些已经将女性遭遇的不公内化为正确价值观的妇女们，她们对试图改变现状的破冰者发出了来自女性自身的恶毒攻击。现实中也是如此，勇敢闯入沙巴瑞玛拉神庙的一名印度妇女，侥幸逃过抗议者的暴力，回家后却遭婆婆毒打住院。
可见，歧视女性不是印度教与生俱来的价值观，而主要是近代不彻底的社会改革和当下印度女性的经济地位造成的，在当下经常通过宗教的冲突点爆发出来。无论是越来越多的宝莱坞电影开始关注女性问题，还是沙巴瑞玛拉神庙中的女性身影，都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可能和希望。毕竟，对遭受损害者而言，“忍耐不是美德，生气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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