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曼特爾(Hilary Mantel)是當代英國暢銷小說作家，至今已出版11部長篇小說、1部自傳、1部短篇小說集，且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of Books)等期刊雜誌上發表了眾多評論文章。隨著《狼廳》(Wolf Hall)及其續曲《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先後摘得布克獎，她一躍躋身於當下英語文學世界最炙手可熱的作家行列，並被譽為“最偉大的現代英語作家”(the greatest English prose writer of modern times)。
曼特爾兩度得到英國文學主流意識形態的垂青，與其作品中表徵的共同體關懷有著莫大關係。而由此反觀其先前著作，儘管從處女作《每天都是母親節》(Every Day Is Mother's Day)至今，曼特爾創作取材各異，但共同體形塑是始終貫穿於其寫作的重要主題。曼特爾多樣化題材的嘗試表明她對共同體反思並沒有侷限於某一類型或人群，其創作不僅反映基於共同歷史、文化和政治利益基礎上的傳統英國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時也反映了當代英國民族共同體對新時代“英格蘭特性”(Englishness)的獨特理解，揭示了英國本土作家利用自身的創作深化民族身份認同、推進共同體建設的民族情懷。
《狼廳》(Wolf Hall)
共同體語境下曼特爾小說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與諸如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A. S. 拜厄特(A. S. Byatt)及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等英國當代作家一樣，曼特爾在其作品中不同程度地表達了濃厚的現代性焦慮情緒：對當下人類的生活狀態、精神狀態、性格命運的諸多思考及對英國民族身份認同和當代共同體構建的關注和擔憂。與上述作家不同，在審思英國民族身份認同與當代共同體形塑上，曼特爾藉助小說創作的文學形式表達倫理關懷、民族文化關懷以及社會責任意識。
因而，“共同體、倫理、民族文化”等可視為研究曼特爾小說的關鍵詞，其中“共同體”既是曼特爾創作的表徵對象，又是其書寫“倫理關懷與民族文化關懷”的具體語境。
“共同體”一詞，是一個社會學概念。“community”在《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和《朗文當代高級英語辭典》中註解為：①the people living in one place, district or country, considered as awhole；②group of people of the same religion, race, occupation, etc., orwith shared interests。“community”譯成中文對應有“社區/共同體”，相應的解釋為: ①在一個地區內共同生活的有組織的人群；②有共同目標和共同利害關係的人組成的社會團體。在西方傳統思想中，對“共同體”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強調“在一個共同體中，對共同善的共同追求使人們獲得相應的利益或善”。
在眾多共同體研究中，德國學者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的觀點無疑最具代表性。他認為，“共同體意味著真正的持久的共同生活，而社會不過是一種暫時的表面的東西。因此，共同體本身必須被理解為一種生機勃勃的有機體，而社會則是一種機械的聚合和人工製品。共同目標和共同活動為共同體成員帶來共同利益。”
時至今日，這種“持久的共同體生活”又逐漸被細化，除“民族文化共同體”、“區域文化共同體”等傳統“文化共同體”視角外，“共同體”已經越過血緣和地緣的侷限，衍生出了科學共同體、學習共同體、經濟共同體、職業共同體等，並由此引發出較多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見，作為一個“生機勃勃的有機體”，共同體自其產生之日起就是一個流動性與矛盾性並存的場域。
20世紀下半葉以降，隨著“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濫觴，英國社會的多元文化格局逐漸形成，這給英國社會既有的共同體帶來較大沖擊，同時又為之注入一股新活力。曼特爾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無疑對這一歷史宏觀變化有所體悟，而她將此種體悟揉入創作中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三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曼特爾對歷史邊緣人物、弱勢群體、異質文化等始終給予充分關照，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他(它)們在共同體語境下面臨的焦慮與困惑及其對共同體形塑所發揮的作用。然而，在對國內外曼特爾小說研究的文獻梳理中，筆者卻發現以往研究較少涉及該方面的探索，更鮮有批評家從敘事倫理與文化批評兩種視角解讀其作品中的共同體建構。
國外學者對希拉里·曼特爾的研究始於20世紀80年代，對其處女作《每天都是母親節》的研究，主要涉及政治、宗教及家庭，研究方向更多的是關注作家的黑色幽默技巧。大多數學者對曼特爾的布克獎獲獎小說《狼廳》和《提堂》的研究關注較多，研究視角主要集中於小說的主題、結構、語言、敘述基調、想象力及主人翁托馬斯·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的形象再塑等方面。“道德的模糊”(moral ambiguity)和“政治生活的不確定”(the real uncertainty of political life)是人們較多關注的主題，“歷史現實與自由想象的交融”彰顯了小說創作無盡的魅力。在小說情節方面，曼特爾聚焦于都鐸王朝緊張的君臣關係和一代權臣的榮辱興衰。對於曼特爾其他幾部小說的評論多見於《紐約客》(The New Yorker)、《旁觀者》(The Spectator)等專欄評論中，系統的學術論文則比較有限。
都鐸王朝人物
國內學者對希拉里·曼特爾小說研究起步較晚。在獲布克獎之前，曼特爾在我國還鮮為人知，早期的研究也僅以零星介紹曼特爾生平和訪談為主。隨著兩度獲布克獎後，曼特爾引起了國內學者的強烈關注。針對其獲獎作品《狼廳》和《提堂》的研究也逐步呈現多元化趨勢：有的學者從歷史小說的特徵入手對《狼廳》進行了細緻的解讀；有的學者探討了作者高超的文學想象和精細的語言描寫；也有學者著重討論主人翁克倫威爾的形象塑造問題。在許多人看來，曼特爾刻畫的克倫威爾幾乎是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角色：自我意識和自我懷疑並存，冷酷無情與多愁善感糾纏，對傳統觀念不屑一顧。也有評論者讚賞作者曼特爾以女性特有的筆觸詮釋克倫威爾人性與狼性並存的政治生命，探索重塑後的克倫威爾的魅力。
國內外學者從多個層面剖析了曼特爾小說的創作主題和創作技巧，尤其是針對歷史人物的重新塑造進行了較多的探討，這些成果將為本書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但是，對曼特爾文學創作過程及其作品的研究有待深入和拓寬思路，如對其小說中民族身份、民族文化根源以及當代英國民族精神等方面，尤其是涉及共同體價值核心觀念的“英格蘭特性”研究較少。“英格蘭特性”體現著共同體中人們對社會生活的全面理解，文學作品則是表達並傳遞這種理解的重要媒介。
英國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塑造和發展直接影響著文學作品的創作與傳播，文學作品則反過來對民族身份認同的加深產生重要影響。就文學研究而言，只有將這種互為表裡的關係納入視野，才能擁有對作品的透徹把握，進而將文學研究提升至民族文化研究的高度。英國文學作品研究是我國世界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成果豐碩，然而，由於此前的工作不夠重視英國民族身份認同觀念的問題，導致對文學作品的研究常常侷限於審美愉悅的層次，缺乏民族意識和社會價值觀的深度探討。
希拉里·曼特爾作為唯一一位兩度獲布克文學獎的女作家，雖然著作頗豐，也有了一定的文學地位，但是對其作品的研究尚不夠系統全面，也未能充分闡釋其作品在深化民族身份認同、塑造共同價值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如何將這兩方面的研究融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使文學作品的創作解讀與共同體意識的構建真正地相互契合，以推進英國文學研究，併為當前國內的文化建設工作服務，是學術發展的追求，也是社會現實的需求。
《希拉里·曼特爾小說研究》
定價：48.00元
書號：978-7-313-14675-5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
本書主要從敘事倫理與文化批評兩種視角闡釋曼特爾小說中共同體的價值形構，如從隱含作者、敘事視角、敘事時間等敘事元素中闡釋“去理解，而不是去決斷”的敘事倫理指涉，以及從英格蘭特性、民族身份認同、倫理形態等文化關鍵詞中解讀民族共同體文化構建。因此，將曼特爾小說置於共同體語境之下，有助於挖掘作家創作背後的人道主義關懷，為了解英國當下複雜的多元文化社會提供切入口，也可為探索我國當前公共文化建設提供新思路。
曼特爾創作的倫理情懷
現代生活中，人、自然、神性陷入分崩離析的沉淪境遇中。人的生產和生活與時序無關甚至相互衝突，工業產品最終成為廢棄物，無法歸還與獻祭。在當下這個追求真實和論爭的年代，人們對敘述細節和生活中的逸聞瑣事越來越不耐煩，因為這些沒有使用價值和意義，除非它們是信息或說明了某種道理。現代社會把敘事遣送到新聞報道，把敘事虛構變成了一種大規模的文化工業。由此，小說敘事魅力日益凋零，小說的“嚴肅精英性質逐漸被通俗流行所替代，純文學走向了邊緣，小說家從此徘徊在文學與文本之間、嚴肅與娛樂之間、理性與非理性之間。”
無怪乎美國當代著名小說家唐納德·巴塞爾姆(Donald Barthelme)就發出“小說已死”的悲愴感言。在這樣的小說敘事逆境中，希拉里·曼特爾依然對小說創作傾注了極大的熱情，這是其對小說敘事的維護，是對個性、主體性的堅守。隨著兩度榮膺布克獎，曼特爾的小說在商業上也取得巨大成功。《狼廳》在英國銷量就趕超了美國當下著名暢銷書作家丹·布朗(Dan Brown)的《失落的秘符》(The Lost Symbol)。曼特爾的成功表明，即使在工具理性幾乎獨霸天下的時代，文學虛構敘事仍然可以賦予個人生活以意義，賦予人類的生活經驗以講述的動力。
人類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就不可避免與其產生關係。人類要尋求生存的意義，其內心的慾望必然要求他把握這個世界及其本質。因而人與世界就展開了互相建構的活動。小說家與小說敘事的關係也正是如此。小說是“日常生活的文化。”小說主人公及其感受，其對事物的情感意志的總體取向並不是一開始就擁有純粹審美形式，而是首先受到作者的認識和倫理的界定。
作者在對小說做出形式上的直接審美反應之前，先要在認識倫理上做出反應，然後才能從純粹審美方面來塑造經過認識倫理(指道德上、心理學上、社會學上、哲學上等)判定的主人公。主人公的認識倫理所加的限制，總帶有無法擺脫的利害關係和個人隱秘的價值認知。進入21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文學評論家開始關注作家的創作自由與社會責任的辯證關係。聶珍釗強調：“任何創作與批評都必須承擔道德責任。作家有創作和虛構的自由，批評家有批評和解釋的自由，但是不能違背社會公認的道德準則，應該有益道德而不能有傷風化。無論作家創作作品還是批評家批評作品，都不能違背文學的倫理和損害道德。”文學的基本功能是教誨，因此，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就不能只兼顧市場效應，還須維護文學創作的倫理秩序和道德規範。
曼特爾創作的小說大致可歸類為：歷史小說、家庭小說、超自然小說、女性小說，其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如陰險毒辣與忠君愛國的權力人物克倫威爾、表面患有精神病症實則心理扭曲變形的小女孩穆里爾(Muriel)、對上帝失去信仰卻用嚴格的教條偽裝自己的神父安格溫(Father Angwin)以及惡鬼纏身的專業靈媒艾莉森·哈特(Alison Hart)等。
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認為小說人物是具體的和社會的植入，因此小說人物鼓勵我們對照他們的行為反思我們自己的選擇和行動。小說家曼特爾塑造的小說人物形象足以表達出她的人道主義理念。“人道主義”是人區別於“獸道”和“神道”的、以人類生存需要為前提、以人類道德文化為內涵的基本原則 。曼特爾文學創作思想的生命本體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人道主義的語境。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接受諾貝爾文學頒獎時說道：“人是不朽的，並非在生物中唯獨他留有綿延不絕的聲音，而是人有靈魂，有能夠憐憫、犧牲和耐勞的精神。詩人和作家的職責就在於寫出這些東西。他的特殊的光榮就是振奮人心，提醒人們記住勇氣、榮譽、希望、自豪、同情、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
曼特爾藉助於想象的翅膀塑造了一個個虛構故事中的人物，實現了對自由生命的體驗，這永遠是人類詩性文化創造的價值與意義所在。她的小說敘事雖然離不開敘述者的生活經歷，但難能可貴的是，作者至少以此作為敘事的腳手架來為我們表現具有普泛的生命意識。曼特爾用她的小說敘事表達著人類的憤怒、哀傷抑或歡樂，她的小說也因其對人類命運的關懷而贏得尊重與好評。
曼特爾在虛構小說人物時深刻把握了人的基本特點：在人的身上善惡共存的特點。無論是社會中的人，還是文學作品中的人，都是作為一個斯芬克斯因子存在：人性因子與獸性因子。這兩種因子有機組合起來，構成一個完整的人。曼特爾筆下的人物形象幾乎都具有善惡共存的特點，是其作為小說創作者推動人們擇善棄惡的道德實踐。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說過：“嚴肅的小說家是實實在在地思考道德問題。他們講故事。他們敘述著所發生的事情。他們在我們可以認同的敘述作品中喚起我們共同的人性，儘管那些生命可能遠離我們的生命。他們刺激我們的想象力。他們講的故事擴大並複雜化——因此也改善——我們的同情。他們培養我們的道德判斷力。”毫無疑問，曼特爾是有責任心的說故事高手，她的確試圖通過講述自己的故事而培養現代人的道德判斷力，她的諸多小說感動當下讀者絕離不開其中樸素的倫理追求。當代作家正是藉助自己的作品來探索和表達自身對世界和人生的感受與認識。
除了對現實的道德關懷，曼特爾對民族特性也表現出了較強的熱情和洞察力。事實上，現當代英國文學界表現出強烈民族情感的作家不乏其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詩歌、A. S. 拜厄特所創作的“新維多利亞小說”、朱利安·巴恩斯的作品《英格蘭，英格蘭》(England, England)、魯德亞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帕克系列歷史故事、扎迪·史密斯(ZadieSmith)的《白牙》(White Teeth)以及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長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等文學作品從帝國霸權、殖民主義、經驗主義、多元文化等方面對“英格蘭特性”進行深入的闡釋和探索，從而審視了英格蘭民族身份認同的內涵。
這些研究印證了文學作品與英國民族共同體意識之間的密切關係。民族是不斷變化的人類共同體，在記憶基礎上的自我認同意識是其存在的基礎。小說家們通過自身的文學創作從歷史、風俗、文化、宗教等多重視角闡釋英國民族特性，強化民族共同體意識。當代作家們對民族共同體的關注真實地反映了一個民族身份認同危機時代苛求民族身份屬性和共同體精神的強烈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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