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電影《邪不壓正》代表中國內地出征第91屆奧斯卡獎。在國內上映時，電影裡那個操著一口純正北京話、戲份不少的外國面孔“亨德勒大夫” 讓人印象深刻，但絕大多數觀眾對這位演員並不熟悉。實際上他是來自美國的演員Andy Friend。多年的中國生活讓他成了不折不扣的“中國通”，就連他的中文名字都很接地氣——“安地”。話匣子一打開，安地饒有興致地向記者講述著他在北京前後近四十年的生活。安地記得，上世紀六十到八十年代，在父母作為援華專家居住的友誼賓館公寓中，黃永玉、韓美林、楊憲益等大師是家中的常客；在那裡，他抱著半導體收音機聽評書度過了少兒時代；青年時期的他從學美術到開始“染上”電影愛好，先後經歷了與我國第五代導演顧長衛、田壯壯、姜文、李少紅等人的深度合作；而後安地闖蕩好萊塢十餘年，並在2003年再度回到北京。這一落腳，又是15年。如今已經53歲的安地希望繼續留在中國發展。“我的根在中國，漢語是我的第一語言。” 中國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他始終牽掛著老北京的那股“範兒”，“感覺特別親近。”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楊逸男
視頻／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楊逸男、溫翔茵
安地現在的家位於北京三里屯，記者一進門就能感受到那種多元化的生活色彩：靠牆正面是他淘來的一張中式紅漆落地舊櫥櫃，一個卓別林的黑白人像模板貼著牆漫不經心地探出身來；櫥櫃對面的牆上鑲著來自印度的雕塑裝飾；一旁的妻兒正在訓練安地前一天在街上收留的小狗。安地把記者帶進他的小書房，有些雜亂的空間裡，擺放著他喜愛的小人書、搖滾CD和各種書籍，還有淘來的中式小傢俱。安地泡上一杯咖啡，隨意地盤腿而坐，向記者講述起他一家三代的“京漂”故事。
安地在位於北京三里屯的家中。
從小受中國美術薰陶
或許是長期從事繪畫的緣故，1966年在北京出生的安地，對於過去的事情仍記得十分清晰。安地的母親季麗玫是一位意大利收藏家，曾在蘇聯學習漢語，後回國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亞洲歷史、美術史等，1964年受邀來到中國工作，翻譯老舍、魯迅等人的作品；安地的父親費蘭德是一名醫生，在美國從事文教工作，1960年到中國後為新華社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從事外宣工作，並給多部中文紀錄片做英文配音。安地印象很深的幾部紀錄片都具有典型的中國文化特色，比如《北京烤鴨》《熊貓的故事》以及講述最早登上珠穆朗瑪峰的女登山隊長的紀錄片。
父母的淵源為安地接觸中國傳統藝術和文化提供了天生的土壤。在北京，他接受地道的中文教育，從友誼賓館旁的託兒所，到西頤小學、人大附中，安地於1983年進入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成為當時全國僅招的五名新生之一。在校期間他曾受到國畫大師黃永玉、李苦禪、李可染、許麟廬、韓美林等人的薰陶。
廣州日報：父母對你在中國傳統文化和教育上的影響如何？
安地：我從小就喜歡畫畫，就陪著我母親去見很多畫家。上世紀70年代末，我母親寫文章將中國的知名畫家介紹到國外，像許麟廬、李可染、李苦禪、黃胄、韓美林、黃永玉等。她一直認為中國的美術在幾十年中都沒有出現斷層，這些畫家都還在創作，並且對傳統國畫有創新。第一批從國外來收藏中國畫的博物館就是在那時候通過我母親找到這些畫家，並收藏他們的畫作。
但在文學方面我挺慚愧的。因為中國的文字和文學都需要很多的練習，但那時候我作為一個“黃毛小孩”調皮搗蛋，不肯好好學習，到了上世紀 80年代初期我又開始玩搖滾和做電影，也沒有很多時間看書。這是我特別遺憾的事情。
廣州日報：現在對這些畫家還有印象嗎？
安地：有。韓美林在我們家畫過兩次。我們家當時有張圓的大餐桌，他就拿著大毛筆刷把宣紙刷溼，等宣紙都滲透了，然後畫那種毛毛的小動物；中學時候，黃永玉有段時間在友誼賓館有個工作室，我就經常過去看他畫畫。他可能會半個小時不說話，就在那坐著，然後抽他的菸斗，一會兒站起來進入畫室，“嘩嘩”就畫上幾筆，然後又突然跟你說兩句話，就又沉浸在自己的狀態中。
廣州日報：你後來進入中央美院學習國畫，這些畫家對你有什麼影響？
安地：我的繪畫是自己琢磨出來的。但是這些大師的畫畫風格和狀態，我都牢記在心裡。他們對我很有啟發，但不是說某一種美術風格，而是那種精神狀態。搞音樂和畫畫的人其實被賦予了一個非常寶貴的空間，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畫畫的時候，你會感覺時間停止了；有時候看大師的畫，我就會想他們畫這一筆的時候在想什麼，因為每一張畫、每一筆都記錄著畫家當時的想法。
一家人在友誼賓館的家中為安地的妹妹慶生。
土生土長的中國“老外”
正如安地的英文名Andy Friend一樣，在友誼賓館居住的20餘年，他結識了很多亞非拉國家的朋友。在當年學校的一堆中國孩子中間，長著黃頭髮的安地顯得如此與眾不同。有次他和妹妹高天露去王府井，在街道上因為被人圍觀而導致交通一度堵塞。所以很多時候，安地的父母就只讓他們在公寓樓下的院子裡玩耍。
現在的安地鬚髮灰白，但神情中還是透著“老小孩”的頑皮。他能夠說一口純正的“京片子”，能和朋友一起玩搖滾、做電影，和天南海北的發小們保持著聯繫，這些都和他“生在北京、長在北京”有著密切關係。安地坦言自己與這片土地有著很深的緣分。
安地（左二）和妹妹（左三）與中國小朋友一起玩耍。
廣州日報：你的北京話腔調是怎麼形成的？
安地：凡是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都會說是在社會大學、在馬路上學的。小時候我就經常和北京當地的朋友一起玩，那時候說話已經特別“京片子”了，像‘我告兒你’什麼的；再有就是聽收音機學的，小學時候我們買半導體收音機，每天吃午飯的時候聽評書，我經常是抱著收音機，一邊吃飯一邊聽。現在我的漢語也非常標準了，漢語可以說是我第一語言，我每天一出口就都是漢語。
廣州日報：你小時候會不會有這種意識，自己和中國小孩不一樣？
安地：那時候總有人會盯著我們，覺得我長著黃毛就是外國人。這種意識隨著長大會越來越少。但我父母從來沒說過我跟中國小孩不一樣。他們還跟學校的老師講，對待我應該跟對待其他中國小孩一樣，如果犯錯了該處分就得處分。畢竟我在北京生北京長，接受的文化和教育是一樣的。
廣州日報：你怎麼看待“老外”這個稱呼？
安地：原來北京人說“老外”是什麼，是指你外行，說“你老外了”是指“你不懂”的意思。後來各個國家的外國人來到中國之後，大家不知道該稱外賓、外交官，還是外國專家，才開始統稱“老外”。
在廣州迷上電影
父母並沒有為安地規劃很長的未來道路。喜歡畫畫的安地進入國畫系後，和敦煌來的一批畫家在進修班一起學習臨摹。十七八歲的安地正值青春期，不久後他就加入一群搖滾青年，開始玩搖滾音樂併成立樂隊四處演出；而留學生眾多的友誼賓館一度成為中國搖滾樂的根據地，吸引了一批早期的搖滾音樂人。
安地把人生中的許多經歷稱為“碰巧”。至於徹底迷上電影這個嗜好，安地說是從廣州開始的。因為有一幫玩音樂的朋友，安地當年去香港度暑假，並在回北京途中得知有好萊塢電影在廣州拍攝的消息。因為天生具備雙語能力，安地興致勃勃來到廣州，順利加入劇組成為一名雙語翻譯。這是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他被安排在剛開業兩年的白天鵝賓館居住，彼時還是個窮學生的安地因為這份工作拿到了每週300美元的工資。
安地和朋友在白雲賓館期間。
廣州日報：進入青年時期，搖滾這些新潮的文化對你產生了什麼影響，和當時的搖滾青年有什麼接觸？
安地：我對西方的很多概念是我的中國朋友告訴我的。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一撥年輕人開始發現周圍的世界，搖滾音樂跟著彩色電視、閉路電視、MTV、可樂等同時進入中國。我不玩樂器，但是好組織、炒氣氛。崔健曾跟我說，最早影響他的一點就是去看我們那些演出。那種臺上臺下演出的氣場把他迷住了，有一種狂歡的感覺。最近十來年，我和他有一些同臺即興演唱，他唱英文，我唱中文。
廣州日報：你在廣州待了多久？對廣州有什麼印象？
安地：那是1985年，我在廣州住了八個月。拍攝的時候，我們就住在沙面島上的白天鵝賓館，旁邊特別安靜。那時候白天鵝賓館剛建，是嶄新的感覺。當時廣州火車站對面還沒有高速路，也沒有高樓，差不多都是樹比樓高。
廣州日報：你當時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安地： 我當時做翻譯，第一個月陪著製片人每天開會，去珠影的攝影棚，然後對接製片方；拍攝的現場是從沙面島坐船，沿著河道到達上游。我們每天坐差不多半個小時去取景地，那裡有一些歐洲的老商行的場景。
後來劇組從珠海海邊的一個漁村租了一批船拉到珠江裡。後面六個月我就陪著船組，每天開著小摩托艇，在珠江上把這些船推到不同位置，有時候碰到刮颱風，很多事情要操心，但心裡覺得特有意思。就是從那一年開始我染上電影這個“惡習”，覺得電影這東西好玩，每天都有新事兒、有不同話題和場景。實際上搞電影就像過家家玩打仗，只不過玩具貴了。
廣州日報：在廣州待了八個月，你最喜歡的事情是什麼？
安地：最喜歡晚上坐在路邊架個小桌子，泡一壺茶，然後桌上放一大盤蝦，我們就在那剝蝦吃。白天鵝賓館對面有個碼頭，一般週末休息，我就週五晚上坐夜船去香港玩，週一早上再坐船回來廣州上班。
安地（左）和朋友一起組織樂隊。
23歲時暫別中國
1986年的冬天，安地再次回到中央美術學院上課。因美術功底和參與過電影劇組的經歷，安地又參與了當時幾部好萊塢電影的製作，開始進入半工半學的狀態；到上世紀80年代末，安地的母親和父親因病先後去世。23歲的安地收拾了父母的行李，離開了生活二十餘年的友誼賓館，從此走上了獨自謀生的道路。
安地的簡歷不算長，但在好萊塢闖蕩的那十餘年，憑藉出色的多語能力和電影製作經驗，他逐步積累下好口碑，也參與了《諜影重重》《蝙蝠俠》《史密斯夫婦》等不少好萊塢大片的美術和特效製作工作。他也因此結識了一些中國導演和演員，曾為顧長衛導演擔任翻譯參與過三部電影，又為姜文導演的幾部電影製作了特效。生長在中國的獨特背景為安地在好萊塢開闢出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後來他也在美國結婚生子。
廣州日報：當年離開中國時是什麼心情？
安地：在我十六七歲時母親去世，二十來歲時父親也去世了。我的20年人生，包括我父母這一代人的故事，就像一本書一樣暫時合上，告一段落了。我從那時走上自己謀生的道路，在歐洲待過一陣子，然後去舊金山找工作。到了美國以後，我就消失在人群中，開始另一種生活，一路走來運氣不錯，但也挺難。
廣州日報：後來怎麼進入好萊塢的圈子？
安地：後來我就放棄了畫畫，在電影裡做機械組工作：搬設備、開卡車、推軌道，負責燈光、攝影，做了四五年後就自己拍電影。上世紀90年代中期，有一次在沙漠裡拍戲，我看到劇組有一沓故事板，一問才知道畫故事板一天能拿500美元到800美元的工資。我學過畫畫，能畫得比較好，所以後來我找工作就專門做這個。
第一次進入好萊塢，是《天使愛美麗》的導演當時拍攝電影《異形4》，需要一個會法語的美術製作人員，然後我就找到他合作，之後就一直在好萊塢做電影。做這種工作都是靠口碑，慢慢地有人介紹其他的影片讓我去參與。
廣州日報：在好萊塢有沒有想過做演員？
安地：有一些中國導演也跟我說應該去演戲，但我自己沒考慮過，因為我有過幾次這種經歷，比如導演說有場戲需要我演一個外國人，開機後說我漢語太好了，聽上去像配音，能不能加一個外國口音，後來我對這類角色就也沒興趣了。但這次碰上姜文的《邪不壓正》這種故事，我就覺得特別合適。我也跟他說了，你要讓我演，我就演一個純講北京話的人，也不用解釋這個人為什麼會說北京話，就這麼一個人。
廣州日報：拍攝《邪不壓正》對你來說最難的是哪部分？
安地：這部戲最難的是我演死屍！就躺在棺材裡邊一動不動，我從來沒有演過！其他的都還行，背詞背不準可以重新再來，難度倒不是很高。畢竟我參與電影的時間非常很長，所以對拍攝環境一點都不緊張。
安地和姜文、彭于晏合影
回北京再續前緣
好萊塢的生活和安地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北京反差很大，他時常會想念老北京的生活。
闊別十餘年後，在2003年，安地攜家人再次定居北京，他將好萊塢的電影製作經驗和特效技術帶回中國，併成為第一位被國家電影局批准在中國編導電視節目的外國導演。
加入《邪不壓正》劇組之前，安地很早就認識了姜文，併為《一步之遙》《讓子彈飛》等姜文導演的影片做過概念設計和特效。除了電影，安地還和姜文合作了一些保護野生動物的公益廣告。
廣州日報：為什麼在2003年回到北京？
安地：其實之前就在想要不要回中國。因為工作原因，我回過幾次北京，看到中國正在經歷很大的變化。2001年，我給北京的哥們王迪打電話。記得很清楚，我和他已經好幾年沒聊天了，他突然特別激動地說“薩馬蘭奇講話啦！”因為那天中國申奧成功了。我那幾年也在替李少紅導演做電影的特效和後期，她說中國的電影市場越來越好，機會挺多，我就回來了。
廣州日報：你怎麼給兒女講述父輩和自己在中國的故事？
安地：我的大女兒是1998年出生的，2006年又收養了一個小女兒。從小我就跟大女兒講中國文化，所以她很小就知道我和中國的關係。我帶她來過一次中國，在北京很多地方玩，見了我的老朋友，就像回老家一樣。我帶她回來的很大的一個原因，也是想讓她學漢語。我比較重視家庭跟孩子的關係，這個比事業更重要。
安地在電影《邪不壓正》的拍攝中。
希望在中國養老
最近一兩年安地畫畫較少，主要做電腦美術。空閒時，他喜歡騎著自行車到三里屯逛逛菜市場、去工體看音樂會，去集市淘一些搪瓷壺之類的老式舊玩意兒等。兩年前，他開始提倡健康飲食，每週花上六個小時做一些手工果醬，放到網上供有需要的人購買。安地覺得，這種簡單質樸的生活是他喜歡的老北京的感覺。
年過半百回到出生地，安地記得最深的始終是老北京互相串門的那種氛圍。那時候，北京沒什麼飯館，聚會都是到別人家裡坐坐。像黃永玉、楊憲益、艾青、丁聰等名家以前也常拎著瓶酒到他們家中做客。安地覺得，老北京的文化底子還在，這讓他有故鄉的感覺，他的根始終是在這裡。
安地製作的手工果醬。
廣州日報：現在每天的工作狀態如何？有什麼新的打算？
安地：我一直是自由職業。現在每天都要寫寫東西，一週得開幾次會，做電影的策劃、設計；我自己也準備做幾部電影，關於敦煌莫高窟的、還有關於朋克音樂的；然後整理下以前的生活記憶，想畫一本小人書。不過畫畫這東西很費力，得趴在桌子上畫一天，所以這些計劃一直在慢慢走。
廣州日報：你覺得最能代表北京的是什麼？
安地：可能就是一種範兒吧，男女老少都有的。就是節奏上稍微慢一點，挺隨和的那種範兒。任何文化可能都有，在你周邊有這麼一個文化、一群人、一個地方，一聽就知道，就覺得特別親近。
廣州日報：回顧你的人生，北京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安地：之前的經歷是我沒得選擇的，我主要是吸收。之後我回來則是一種付出或者參與，養兩個小孩，和北京這個文化一起生活一起成長。我覺得大家如果都能慢下來，享受一下身邊的人和生活的節奏，找一個近一點的生活空間，特別重要。
廣州日報：春節打算怎麼過？未來在中國有什麼打算？
安地：春節我就打算留在北京，這會兒北京最安靜，我們就自己做點飯，偶爾騎個自行車，該串門就出門，天氣也好。未來我是希望能在中國長久地居住下去，因為我是在這片土地上成長的。雖然目前我是美國護照，但是我在美國沒有什麼牽掛，我也考慮過退出美國國籍，我很願意在中國留下。
母親和安地兄妹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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