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初年，河南南陽府鎮平縣發生一起奇案，本屬陷害良民的案件，一經查實，原不難處理，沒想到遭遇官場弊端，一波三折，險象環生，充滿傳奇性，幸虧最終結局還好。然即便如此，還是令人不禁感嘆，竟會有此稀奇古怪的案子。
河南南陽府鎮平有位刁滑的胥役名叫胡體安，實是一個盜魁。既是胥役又為盜賊，這種雙重身份本就是一件奇事。由於河南盜賊太多，州縣都設置不少胥役，目的自是為了捕盜，其中滑、杞等大的縣邑，隸卒多達數千人，數量頗為可觀。
大盜也窟穴其中，成為“捕盜”的盜賊。平時盜賊徒黨四出，劫人數百里之外，搶來的財貨都奉獻給盜賊的頭目。如上級官府對抓捕盜賊之事催得緊急，就賄買貧民頂兇消案。有司糊塗馬虎，明知其故而不敢究責，盜賊之風更加猖獗。胡體安為人兇猾，在這類人中堪稱第一。
有一天，胡體安指使同夥搶劫某個縣邑的鉅富，把所有財物都席捲而去。受害者向官府報案，案件久拖不破，被劫鉅富本就知道是胡體安所為，就點名道姓上控司院。河南巡撫塗宗瀛下令所轄縣衙直接點名抓捕，弄得胡體安大為窘迫。
胡體安私下與諸胥役商量，以其家童王樹汶冒名頂替，代自己入獄。這是胥役勾串陷害之始，讓別人代替入獄也是慣性使然，不算異想天開，那些胥役果然依這個辦法將王樹汶抓去。
起初，王樹汶不肯承認自己是胡體安，諸胥役私下以酷刑逼迫，並騙他說定案後決不會處以死刑，王樹汶這才同意冒稱自己是胡體安。不過，這番設計也有不完滿的地方，那王樹汶年甫十五，還未成年，長得瘦弱矮小，一目瞭然，人人都知道他並非真正盜賊，騙得了誰？
初審此案的鎮平縣令馬翥，是從山東科舉考中進士來河南任職的官員，一聽胡體安已被抓獲，抑制不住內心狂喜，哪有工夫去仔細審查真偽，忙不迭馳送信函稟告府衙，草草定案。此案陷害設計另一不完滿的地方出現了：胡體安這案子鬧得太大，刑罰不輕，冒名胡體安的王樹汶順理成章被判大辟，真正的胡體安已改名換姓，到別處縣邑任總胥了，王樹汶尚被矇在鼓裡，如何知道。
臨刑之日，王樹汶才如夢方醒，發現自己性命堪憂。他獲知將被綁赴鬧市處決，立即大聲喊冤：“我是鄧州百姓王樹汶，不是胡體安啊，你們這些人許諾保我不死，現在說話不算話要殺我嗎？”監刑官聞言，轉告塗宗瀛，塗宗瀛大驚失色，趕忙命令停止行刑，將案件發回重審，不料簡單清楚的案件竟然審來審去不得要領。
王樹汶自證身份，供明其父叫王季福，住在鄧州，居家務農。為查明真偽，上司發函給鄧州知州朱光第，命他將王季福找到送去查驗，王季福還沒到，塗宗瀛已經調任兩湖總督，河道總督李鶴年繼任河南巡撫。
任愷是甘肅人，之前任南陽知府，曾審過此案，卻寫信到鄧州，阻止朱光第，囑咐不要抓王季福，且以不利後果恐嚇。朱光第憤慨道：“民命生死所繫，曲直自當別白，豈有相率煬蔽，陷無辜之民，以迎合上官者耶？”任由任愷派人譬說百端，朱光第始終不為所動，最後還是將王季福找到，審案時讓王季福與王樹汶當堂對質，證實王樹汶確是王季福之子。
任愷深知此案一旦平反，自己定獲重懲，心有憂懼之餘，想方設法加以彌縫。河南本地有做御史的官員，議論該案，對李鶴年多有冒犯。李鶴年出身軍旅，素來簡貴，不屑親吏事，起初本無意偏袒任愷，卻惱怒河南籍御史對此案過早議論，反而轉變態度，更加堅持按最初的審案結果處理。
搗鬼官員變本加厲，附會律文，稱王樹汶雖非胡體安，亦是從犯。按照律法，但是強盜，不分首從，都應斬決，原審官員無罪。此時王樹汶已入獄五年，言官御史們極為激動，彈劾李鶴年包庇任愷，於是朝廷改令河道總督梅啟照複審此案。
按照慣例，欽差大臣審案，只要結果，都是其下屬官員代審。可那些河道官員，十有八九是李鶴年過去的下屬，秉承李鶴年的旨意。梅啟照年事已高，即將告老辭官，不願樹敵，最後竟還是以王樹汶為盜從，當立斬。
不料案子峰迴路轉，吳縣潘文勤擔任刑部尚書，對案情有所瞭解，不願糊里糊塗結案。他奏請將該案提刑部復訊，將馬翥革職，逮捕押解來京。趙舒翹剛以刑部郎中職務總辦秋審，潘文勤專注此案，研詢數月，查實案情，準備向皇帝具奏。
期間李鶴年指使下屬一個門生道員到京城遊說，道員曾是潘文勤門下幕僚，潘文勤接受遊說，中途逆轉，多次將舊稿毀掉，計劃按原先定案結果上奏。趙舒翹卻力爭公道：“我趙舒翹一日不去秋審之職，此案一日不可輕動。”爭執正酣，難分難解時，不想潘文勤突然因父親過世回家丁憂。
南皮縣的張之萬繼任刑部尚書，潘文勤亦是醒悟，致信給他，承認被誤。奏疏上達，皇帝下旨釋放王樹汶，遣送馬翥和知府馬承修戍邊，同時李鶴年、梅啟照及臬司以下承審該案的官員，分別情況加以降革。光緒九年，王樹汶被冒名頂替的搶劫大案，終於撥亂反正，但真兇胡體安依然逍遙法外，據史料記載，其仍在它縣做捕快。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庸閒齋筆記》記載：福建漳州、泉州二府，頂兇之案極多，富戶殺人，花大價錢給窮人，代之抵死，雖有廉明之官，無不受其矇蔽，被稱為“宰白鴨”。曾有一斗殺案，正凶年齡到十六歲，檢屍則傷有十餘處，不是一人所能為，而且其年齡稚弱，似亦非其力所能為。不過，審案官員對他提取復訊時，卻供口滔滔汩汩，與詳文無絲偏差。再令複述，一字不誤，這倒露了餡兒，因為對供詞已經讀熟背下了。審問者加以駁詰，他矢口不移。再開導，這才垂泣稱冤，這就是所謂“白鴨”了。案件至此駁回縣裡重審。不久縣又將案件上報，仍照前議。再提犯審問，則斷斷不肯翻供了。
複審官員心生疑問：“你年紀甚輕，怎能下此毒手？”被告人回答說：“恨極了他。”案件確定後，審案為之辨冤的官員問他：“你為何這樣執拗地承認自己犯罪？”被告人流涕曰：“極感公解網恩，然發回之後，縣官更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來罵曰：‘賣你的錢已用盡，你卻翻供，你要害父母嗎？如你出獄，弄死你！’我考慮進退皆死，不如順父母而死算了。”該官員聽聞不禁為之淚下，竟辭去了刑獄之職。
進一步看，王樹汶案則直接反映出清末官場赤裸裸的徇私枉法、營私舞弊。王樹汶雖經多次審理，查明不是胡體安，但仍然難逃死罪，差一點命喪黃泉。讓人動情之處在於，儘管官場腐敗，畢竟還有一些頗為明察和勇於主持公道的官員，當年河南人談起此案，都說：“要是沒有朱公（朱光第），王樹汶就沒活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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