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初年，河南南阳府镇平县发生一起奇案，本属陷害良民的案件，一经查实，原不难处理，没想到遭遇官场弊端，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充满传奇性，幸亏最终结局还好。然即便如此，还是令人不禁感叹，竟会有此稀奇古怪的案子。
河南南阳府镇平有位刁滑的胥役名叫胡体安，实是一个盗魁。既是胥役又为盗贼，这种双重身份本就是一件奇事。由于河南盗贼太多，州县都设置不少胥役，目的自是为了捕盗，其中滑、杞等大的县邑，隶卒多达数千人，数量颇为可观。
大盗也窟穴其中，成为“捕盗”的盗贼。平时盗贼徒党四出，劫人数百里之外，抢来的财货都奉献给盗贼的头目。如上级官府对抓捕盗贼之事催得紧急，就贿买贫民顶凶消案。有司糊涂马虎，明知其故而不敢究责，盗贼之风更加猖獗。胡体安为人凶猾，在这类人中堪称第一。
有一天，胡体安指使同伙抢劫某个县邑的巨富，把所有财物都席卷而去。受害者向官府报案，案件久拖不破，被劫巨富本就知道是胡体安所为，就点名道姓上控司院。河南巡抚涂宗瀛下令所辖县衙直接点名抓捕，弄得胡体安大为窘迫。
胡体安私下与诸胥役商量，以其家童王树汶冒名顶替，代自己入狱。这是胥役勾串陷害之始，让别人代替入狱也是惯性使然，不算异想天开，那些胥役果然依这个办法将王树汶抓去。
起初，王树汶不肯承认自己是胡体安，诸胥役私下以酷刑逼迫，并骗他说定案后决不会处以死刑，王树汶这才同意冒称自己是胡体安。不过，这番设计也有不完满的地方，那王树汶年甫十五，还未成年，长得瘦弱矮小，一目了然，人人都知道他并非真正盗贼，骗得了谁？
初审此案的镇平县令马翥，是从山东科举考中进士来河南任职的官员，一听胡体安已被抓获，抑制不住内心狂喜，哪有工夫去仔细审查真伪，忙不迭驰送信函禀告府衙，草草定案。此案陷害设计另一不完满的地方出现了：胡体安这案子闹得太大，刑罚不轻，冒名胡体安的王树汶顺理成章被判大辟，真正的胡体安已改名换姓，到别处县邑任总胥了，王树汶尚被蒙在鼓里，如何知道。
临刑之日，王树汶才如梦方醒，发现自己性命堪忧。他获知将被绑赴闹市处决，立即大声喊冤：“我是邓州百姓王树汶，不是胡体安啊，你们这些人许诺保我不死，现在说话不算话要杀我吗？”监刑官闻言，转告涂宗瀛，涂宗瀛大惊失色，赶忙命令停止行刑，将案件发回重审，不料简单清楚的案件竟然审来审去不得要领。
王树汶自证身份，供明其父叫王季福，住在邓州，居家务农。为查明真伪，上司发函给邓州知州朱光第，命他将王季福找到送去查验，王季福还没到，涂宗瀛已经调任两湖总督，河道总督李鹤年继任河南巡抚。
任恺是甘肃人，之前任南阳知府，曾审过此案，却写信到邓州，阻止朱光第，嘱咐不要抓王季福，且以不利后果恐吓。朱光第愤慨道：“民命生死所系，曲直自当别白，岂有相率炀蔽，陷无辜之民，以迎合上官者耶？”任由任恺派人譬说百端，朱光第始终不为所动，最后还是将王季福找到，审案时让王季福与王树汶当堂对质，证实王树汶确是王季福之子。
任恺深知此案一旦平反，自己定获重惩，心有忧惧之余，想方设法加以弥缝。河南本地有做御史的官员，议论该案，对李鹤年多有冒犯。李鹤年出身军旅，素来简贵，不屑亲吏事，起初本无意偏袒任恺，却恼怒河南籍御史对此案过早议论，反而转变态度，更加坚持按最初的审案结果处理。
捣鬼官员变本加厉，附会律文，称王树汶虽非胡体安，亦是从犯。按照律法，但是强盗，不分首从，都应斩决，原审官员无罪。此时王树汶已入狱五年，言官御史们极为激动，弹劾李鹤年包庇任恺，于是朝廷改令河道总督梅启照复审此案。
按照惯例，钦差大臣审案，只要结果，都是其下属官员代审。可那些河道官员，十有八九是李鹤年过去的下属，秉承李鹤年的旨意。梅启照年事已高，即将告老辞官，不愿树敌，最后竟还是以王树汶为盗从，当立斩。
不料案子峰回路转，吴县潘文勤担任刑部尚书，对案情有所了解，不愿糊里糊涂结案。他奏请将该案提刑部复讯，将马翥革职，逮捕押解来京。赵舒翘刚以刑部郎中职务总办秋审，潘文勤专注此案，研询数月，查实案情，准备向皇帝具奏。
期间李鹤年指使下属一个门生道员到京城游说，道员曾是潘文勤门下幕僚，潘文勤接受游说，中途逆转，多次将旧稿毁掉，计划按原先定案结果上奏。赵舒翘却力争公道：“我赵舒翘一日不去秋审之职，此案一日不可轻动。”争执正酣，难分难解时，不想潘文勤突然因父亲过世回家丁忧。
南皮县的张之万继任刑部尚书，潘文勤亦是醒悟，致信给他，承认被误。奏疏上达，皇帝下旨释放王树汶，遣送马翥和知府马承修戍边，同时李鹤年、梅启照及臬司以下承审该案的官员，分别情况加以降革。光绪九年，王树汶被冒名顶替的抢劫大案，终于拨乱反正，但真凶胡体安依然逍遥法外，据史料记载，其仍在它县做捕快。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庸闲斋笔记》记载：福建漳州、泉州二府，顶凶之案极多，富户杀人，花大价钱给穷人，代之抵死，虽有廉明之官，无不受其蒙蔽，被称为“宰白鸭”。曾有一斗杀案，正凶年龄到十六岁，检尸则伤有十余处，不是一人所能为，而且其年龄稚弱，似亦非其力所能为。不过，审案官员对他提取复讯时，却供口滔滔汩汩，与详文无丝偏差。再令复述，一字不误，这倒露了馅儿，因为对供词已经读熟背下了。审问者加以驳诘，他矢口不移。再开导，这才垂泣称冤，这就是所谓“白鸭”了。案件至此驳回县里重审。不久县又将案件上报，仍照前议。再提犯审问，则断断不肯翻供了。
复审官员心生疑问：“你年纪甚轻，怎能下此毒手？”被告人回答说：“恨极了他。”案件确定后，审案为之辨冤的官员问他：“你为何这样执拗地承认自己犯罪？”被告人流涕曰：“极感公解网恩，然发回之后，县官更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来骂曰：‘卖你的钱已用尽，你却翻供，你要害父母吗？如你出狱，弄死你！’我考虑进退皆死，不如顺父母而死算了。”该官员听闻不禁为之泪下，竟辞去了刑狱之职。
进一步看，王树汶案则直接反映出清末官场赤裸裸的徇私枉法、营私舞弊。王树汶虽经多次审理，查明不是胡体安，但仍然难逃死罪，差一点命丧黄泉。让人动情之处在于，尽管官场腐败，毕竟还有一些颇为明察和勇于主持公道的官员，当年河南人谈起此案，都说：“要是没有朱公（朱光第），王树汶就没活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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