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为何反对“奇技”与“淫巧”

中国古代为何反对“奇技”与“淫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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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技”一词出于《礼记·王制》,讲司寇之官在遇到“假于鬼神、时日、占筮以疑众”等四种案件时,可以不经审讯,就将犯人处死。而“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是其中之一。

“淫巧”一词见于《礼记·月令》中季春、孟冬二条,讲季春和孟冬时节,“工师”率领百工制造器物,此时“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此规定往上可追溯到《吕氏春秋》之“季春纪”和“孟冬纪”,文字完全一样。

晋代《古文尚书》重新出世时,将二词合而为一,说是周武王指责商纣“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古文尚书·泰誓》)。

对于“奇技淫巧”的注释,从郑注《礼记》开始,一致认为,奇技就是“奇异”的技能,淫巧就是“过度”的、违背常规的工巧。商纣如何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伪孔传《古文尚书》没有说明。从郑注开始,历代经注所指为奇技淫巧的实例,则主要有两条:一是如“若公输般请以机窆”(郑玄《礼记注·王制》);另一条是“如偃师舞木之类”(胡广《礼记大全·王制》)。

“公输般请以机窆”事,见于《礼记·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敛,般请以机封。将从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鲁有初,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般,尔以人之母尝巧,则岂不得以?其毋以尝巧者乎,则病者乎?噫!弗果从。”(《礼记·檀弓》)这里的“奇技”,是要用新的机械装置代替旧时下葬所用的辘轳。

所谓“偃师舞木”,见于《列子·汤问篇》。原文较长。说的是周穆王西巡时,有人献上名叫偃师的技师,造一种木偶,和人一模一样,能歌善舞,甚至能够眉目传情。外面筋骨皮毛样样不少,内部心肝肺肾五脏俱全。使周穆王大为欢喜,认为超过鲁班的云梯,墨翟的木鸢。

此外还有二事,也应看作奇技淫巧类。一件是韩非说过的楮叶事件:“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韩非子·喻老》)不过在韩非看来,这是无用的工作。书中借用列子的话说,假如天地三年才成一片楮叶,那么,大部分树木就不会有叶子了。第二件应是隋煬帝的“观风行殿”。当时煬帝到北方巡游,“令宇文愷等,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倐忽推移。……胡人惊以为神。”(《资治通鉴》卷181)

此外的例证可能还有许多,但这些足以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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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被称为奇技淫巧的器物,多是供君主游乐的玩具。所以《礼记》才指出,之所以要禁止它们,是因为它们会“荡上心”,即败坏君主的心思。而在古代那样的社会里,一旦君主心思败坏,其危害可就不堪设想。

所以历史学家在抨击那些昏君、暴君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抨击他们的骄奢淫佚,沉湎于声色狗马,大搞穷极壮丽的建筑等等。因此,秦代造阿房宫,宋代兴花石纲,也都应列入奇技淫巧之类。

由于被称为奇技淫巧的东西是这样一种性质,其作用又是“荡上心”,并且可能导致国家破亡,所以有为的皇帝才不得不严加禁毁。正史所载,明确以奇技淫巧被毁的东西有两件。一件是宋太祖、或者是宋太宗毁奇器事,另一件就是常被科技史家引以为憾的朱元璋毁水晶刻漏事。

第一件见于《宋史·太宗纪》,史臣赞宋太宗“服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后来毕沅编《续资治通鉴》,大约认为宋史有误,遂在“乾德四年”下载,宋灭蜀后,派孙逢吉赴蜀收缴各种物品。“逢吉还,所上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毁。图书付史馆。(蜀王)孟昶服用奢僭,至于溺器亦装以七宝,帝遂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无亡得乎!帝躬履俭约,常衣澣濯之衣……”(《续资治通鉴》卷四)。关于蜀王孟昶用奇器事,《宋史》卷四百七十九载:“初,昶在蜀专务奢靡,为七宝溺器,他物称是。”《宋史》对孟昶用七宝装饰溺器事如此重视,所说太祖或太宗所毁之奇巧之器可能就是指此而言。

第二件是朱元璋毁水晶刻漏。《明史·天文志》载:“明太祖平元,司天监进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太祖以其无益而碎之。”依今天的观点看来,这是一架制做精巧的自鸣钟,是科学仪器。然而在朱元璋的眼里,它只是一件足以荡人心志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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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孟森在评论朱元璋毁水晶刻漏事件时说道:

其中如毁元宫刻漏一事,此亦中国不发达之原因。但使明祖在今日,亦必以发展科学与世界争长。惟机巧用之于便民卫国要政,若玩好则仍禁之,固两不相悖,决不因物质文明而遂自眩其耳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第33页。)

孟森似乎并不赞成对朱元璋的指责,但又不得不承认“此亦中国不发达之原因”。实际上,不仅把朱元璋毁水晶刻漏作为“中国不发达原因”是错误的,把禁奇技淫巧作为中国不发达之原因,也是错误的。因为所谓奇技淫巧所指,只是供君主玩乐的玩具,不是用之于“便民卫国要政”的东西。所以,注经的儒者,在对奇技淫巧举例时,只说公输般之机窆,而不说公输般之云梯,因为那是军事上所需要的东西。

历代君主,那怕最昏庸的君主,也没有见到他们毁掉新技术发明的事发生。所以不仅中国四大发明得以保留,而且像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浑天仪,宋代苏颂的水运仪象,也都备受称赞。至于在农具、织机、军事装备方面的技术发明,更没有听到有一件被毁的。相反,至少从汉代起,就由国家出面,改进农具,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唐代开始,甚至要求每个官员在一定节日,必须进献农书。而且国家还兴办数学和医学教育,编制医学书籍。宋代,皇帝甚至亲自推广新式农具和优良种籽。也就是说,总体来看,中国古代国家对于技术发明是大力支持的。不能因为一件水晶刻漏事件就否认中国古代国家对于技术发明的支持。

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假如中国古代统治者把技术发明都看做奇技淫巧,并且加以敌视、仇视,中华民族如何能够发展,并且曾经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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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为什么不把那些用于给君主制造玩具的技巧用于制造生产工具呢?这就要问,那些技术有没有可能用于工具?用上了,又有多大的推广范围?科技的发展,如果只是单项突进,不可能有发展的前途。比如宋代苏颂的水运仪象,已经具备了钟表的要素。

朱元璋所毁的水晶刻漏,就是一架真正的自鸣钟。钟表在近代社会,是不可或缺的计时工具。但在古代,就没有它的用武之地。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从今天眼光看来是有用的技术,当时就只能制造给君主取乐的玩具。不仅无用,而且有害。

在这方面,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西洋历法。清初杨光先因为说了“宁可中国无好历法,也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而被认为是中国儒士大夫顽固保守、使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然而后来,杨光先被解职,西洋人仍在,好历法又付诸应用,中国又如何呢?有了好历法就使中国先进了吗?

人们常说,西方近代以来的强大,曾极大地得益于中国的四大发明。但中国却只能用火药造爆竹,用罗盘看风水。同样一件技术发明,作用如此不同,道理何在呢?

《庄子》一书讲过,使手不皴的药在缫丝工人那里,仅仅搽手而已。可是某人把它献给越王,用于水战,就博得高官显爵。而在历史实践中,一件技术发明在不同条件下的遭遇,比这里的差别还要巨大得多,而其原因也要深刻得多。所以在求解中国到近代科技落后原因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更深入的反思,而不应归结为中国古代反对奇技淫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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