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方舟走得很急促，沒有臨終遺言，如他簡單一生。
顧方舟，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原院校長、一級教授，著名醫學科學家、病毒學家。資料圖
文｜ 新京報記者戴軒 李一凡
►本文約2967字，閱讀全文約需5分鍾
病毒學家顧方舟走了，1月2日3時35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他走後，人們試圖在兒時記憶裡搜索脊灰糖丸的味道，然後給予他“謝謝您，那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糖丸”、“可能是小時候最甜的回憶”的評價。
在《一生一事：顧方舟口述史》書中，顧方舟將自己的人生概括為“一輩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他研製的脊灰糖丸活疫苗，使中國於2000年實現了無脊灰狀態，這意味著千百萬兒童遠離了小兒麻痺症。
該書作者範瑞婷還記得，顧方舟在訪談中曾對她講，此生他為國家做了一點事，找了個好老伴，“這一輩子沒什麼遺憾了。”
奮鬥幾十載 中國“無脊灰狀態”
顧方舟是在熟睡中走的，“很安詳”。
治喪小組負責人之一張蓓回憶，2日凌晨，窗外風很大，他的家人曾為他蓋被。3時35分，病床前的多參數監護儀上，他的心跳減緩，最終趨向直線。
他走後，1月2日，由他原來擔任院校長的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立了治喪小組，並對外發布了一則訃告。百字訃文，濃縮了顧方舟簡單又不失閃耀的一生。
“顧方舟同志，我國著名醫學科學家、病毒學專家，中國醫學科學院原院長，北京協和醫學院原校長，北京協和醫學院一級教授。”
但諸多官方“title”，他最為人所熟知的，還是他用一顆小糖丸消滅了小兒麻痺症。
也正是由他主持研製的糖丸疫苗的推廣，讓“脊灰”的年平均發病率從1949年的十萬分之4.06，下降到1993年的十萬分之0.046，使無數兒童免於致殘。
2000年，時年74歲的顧方舟作為代表，在“中國消滅脊髓灰質炎證實報告簽字儀式”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隨後，世衛組織宣佈中國為無脊灰狀態。然而為了這一天，顧方舟和他的團隊，奮鬥了四十多年。
顧方舟走得也很急促，沒有臨終遺言，如他簡單一生。
《一生一事：顧方舟口述史》中，顧方舟說，他這一生，只做了這一件事——消滅我國脊髓灰質炎，但在業內看來，顧方舟的貢獻遠不止於此。
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院校長王辰介紹，我國乙型肝炎能有“奇蹟般的下降”，有賴於疫苗特別是嬰幼兒疫苗的使用，顧方舟在決策中發揮重要作用。
“他的功勞和成就，確實可謂功在當代，澤被子孫。”王辰說。
2004年6月2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中科院院士顧方舟。
“進攻”小兒麻痺症 攜幼子以身試藥
1926年6月16日，顧方舟出生在浙江寧波。早年喪父，母親為了養活一群孩子，到杭州學習助產，後來又拖家帶口移居天津，掛牌營業成為助產士。
1941年，他考入天津工商學院附屬中學，3年後，順利進入北京大學醫學院，攻讀醫學系。
1948年畢業後，他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的1951年，他就讀蘇聯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直到1955年回國，他獲得醫學副博士學位。
顧方舟與脊髓灰質炎研究工作結緣，始於1955年，全國多地暴發“脊髓灰質炎”疫情。
脊髓灰質炎，簡稱脊灰，在國內，俗稱“小兒麻痺症”。
《一生一事》記載，疫情先是江蘇南通1680人（大多為兒童）突然癱瘓，其中466人死亡，隨後迅速蔓延全國。
1957年，31歲的顧方舟臨危受命，開始進行脊髓灰質炎研究工作。次年，顧方舟在我國首次分離出“脊灰”病毒，之後又成功研製了“液體”、“糖丸”兩種活疫苗，使數十萬兒童免於致殘。
此外，他還提出了採用活疫苗技術消滅“脊灰”的建議，以及適合於我國地域條件的免疫方案和免疫策略。
《顧方舟傳》記錄，在疫苗研製的Ⅰ期臨床試驗階段，為了檢驗疫苗對人體是否有副作用，顧方舟曾冒著癱瘓的危險，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
一週過去，他發現自己的生命體徵沒有出現異常，於是又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讓自己剛滿月的兒子服用疫苗，證明疫苗對兒童同樣安全。
在顧方舟的感召下，同事們也紛紛給自己的孩子服用了疫苗。
顧方舟回憶此事時曾表示：“我們幹這行的，自己生產的東西自己不相信，那人家怎麼能相信？”最終，他們成為中國第一批試用脊髓灰質炎疫苗的人群。
1960年12月，首批500萬人份疫苗生產成功，在全國十一個城市推廣開來。
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裡，顧方舟還與同事研製出了“脊灰糖丸疫苗”。這種糖丸不僅好吃，還能在常溫下存放多日。
1965年，全國農村逐步推廣疫苗，自此，脊髓灰質炎發病率明顯下降。
儒雅真誠的良師益友
在同事與學生眼裡，顧方舟是真誠、儒雅、嚴謹的良師益友。
中國工程院院士劉德培曾是顧方舟的學生，對顧方舟的關懷記憶猶新。
他記得自己畢業時，面臨開展研究項目或出國深造的兩個發展方向，他同時申請了兩個項目。“顧院長總說，這兩個如果有一件能落實，你今後就能發展了，結果後來都落實了，反而帶來了問題，因為不能同時進行。”他回憶，最後組織幾位專家討論，顧方舟拍板，讓他用國際合作的方式、帶著課題去國外做。
在顧方舟的支持下，劉德培前往美國深造，這期間，顧方舟兩次出國看望他們，詢問他們學習和科研的情況，還根據他的研究情況指出問題“你實驗的時間太多，這很好，但還要多看文獻。”
而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原黨委書記、副院校長錢昌年看來，顧方舟為人真誠，十分重視醫學教育。
1985年，他和顧方舟成為同事，當時面臨一個現狀：改革開放時，不少學生熱衷於出國深造，本是件好事，但外界頗有微詞，有人質疑“醫大辦半天，是不是辦成出國預備隊了”，還有人說你們幾十個學生，不用辦本科了，辦研究生就行。
這種情況下，顧方舟仍然堅持改革開放和八年制、導師制的精品教育，開拓國際交流，動員資源讓學生學到東西，事實證明，後來很多先進的醫學信息是靠這群留學生傳遞回來，不少學生在深造後仍選擇回國工作，顧方舟的堅持是正確的。
“一愛終生，伉儷情深”
在長子顧烈東眼裡，顧方舟是一位大愛無邊的父親，和身為同行的母親為科研投入了大量時間。
在他八九歲時，顧方舟與妻子經常在無菌室加班到深夜，晚上照顧弟弟睡覺的責任就落在他身上。
有一次醫學生物學研究所食堂放電影，是他最愛的《地道戰》，他飛快把弟弟哄睡覺，就偷偷溜了出去看。電影放到一半，廣播裡叫出他的名字，原來是弟弟醒了，發現身邊一個人也沒有，跑到大門口來找他——顧方舟和妻子仍在實驗室中工作。
而對於母親來說，顧方舟是一個好丈夫，“一愛終生”。
顧烈東回憶，父母的感情非常好，兩人既是夫妻，又是同事、朋友，婚後不久，顧方舟便隻身前往蘇聯，夫妻倆一直通過信件交流，顧方舟逝世之前，對子女的吩咐除了“踏踏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就是“照顧好媽媽”。
當年顧方舟瞞著妻子讓兒子試服疫苗，知道此事後，母親也沒有責備父親，而是表達了理解。
“能參與到父親的使命中，我也很欣慰。”顧烈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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