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兵與戰爭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取得勝利，但是用兵的人不一樣，他們的所學不同，人生閱歷不同就會導致用兵的方式不同。雖然目的是一致的，但是通向目的的方法卻有一些不同。
兵家與儒家看似在用兵一方面沒有什麼關係，因為用兵大部分時候都是兵家的事情。但是，一次荀子與臨武君在趙孝成王面前關於用兵之道的辯論卻體現了雙方在對待戰爭與勝利的方法上面有著顯著的差異。
趙孝成王詢問二人用兵的要領是什麼之後，臨武君認為：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意思就是要看天時地利，然後再觀察敵人用兵的變化和行動，後發而先至，這就是用兵的要領。
臨武君的想法可能是他在戰場之上經過多次生死搏殺之後總結出來的經驗，天氣與地形在他眼中很重要，知敵行動也非常要緊，佔據了這兩項，只要己方能夠快人一步作出反應，那麼就可以取得勝利。
但是荀子在用兵的角度卻與臨武君完全不同，儒家尚古，所以荀子認為：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其實別看荀子說了這麼一大堆，真正有用的只有“善附民”這三個字，意思就是可以使民親近。百姓就是兵源，兩者就像是弓與箭的關係，二者協調才能發揮威力，不協調的話就算是后羿也射不中目標。
但是臨武君對於荀子的這種看法很不贊同，既然親近百姓就能夠獲勝，那麼要兵法戰術幹什麼呢？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於用兵的人神出鬼沒，沒有人知道他會從哪裡出來，孫武和吳起就是用這種辦法天下無敵，為什麼要去親近百姓呢？
荀況當然也反對臨武君的這一番說辭，“臣之所道，仁者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我說的是仁者的用兵之道，這是王者的志向，你說的是權利與謀略，形勢利害。仁者用兵不能用詭詐之術，能用詐術取勝的是一些散兵遊勇，君臣之間離心離德，沒有仁德的軍隊。用夏桀的的方法對付夏桀，猶且有勝有負，如果用夏桀的方法去對付堯，那麼就是以卵擊石，死無葬身之地。
其實臨武君與荀子這番討論用兵之道，我個人感覺他們二人談論的話都不在一個點上。臨武君談論的用兵之道是在一場戰爭或者一個戰役之中如何取勝的方法，荀子談論的用兵之道就到了將領或者君王應該怎麼管理這隻軍隊上。二人說的都對，都有可取之處，但是感覺還是怪怪的。
兵家與儒家用兵之道的不同之處也就在於他們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兵家對於戰爭非常務實，以取勝為第一要務，想的就是怎麼用兵取勝。而儒家總是從人心人性方面入手，仁政、向心力、凝聚力才是最要緊的有了這些就可以戰無不勝。但是......儒家的這套怎麼會讓我想起宋襄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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