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香港、深圳二地原屬一縣之治，即為廣東省新安縣也。溯史知秦始皇揮軍入定嶺南諸地，統一中國之後，置南海郡，新安一地自茲納入中國版圖。漢代時為博羅縣地。晉代咸和六年（331年）置東官郡，治寶安縣，今此地名猶見於深圳市寶安區。隋廢郡屬南海。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年）改名為東莞。至明代萬曆元年（1573年），析東莞，置新安縣，取“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意。清代仍沿舊制。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英國通過鴉片戰爭，佔領了新安縣所屬香港島，一年之後，清廷被迫與英國簽定城下之盟的《南京條約》。“香港島這個原來屬於中國廣東新安縣管治的地方，終被英國人割佔。”但當時的清廷認為香港只是讓給英國作寓民之地，英人並無統治當地華人之權力。從中華民國政府到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均不承認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人在佔領香港之後，又覬覦九龍半島。咸豐八年（1858年）簽定了《天津條約》，英國再以非法手段霸佔尖沙咀一帶。在火燒圓明園之後，徹底割讓九龍成為英法聯軍所提《北京條約》（咸豐十年）諸不平等條約中的一項。光緒廿四年（公元1898年）六月九日，清廷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又將九龍界線街以北至深圳河地區及235個島嶼租借給英國，租期為99年，至1997年為止。英國人名為“租借”，事實上99年來從未向中國政府或當地民眾支付租金。當時，新界住民自發激烈抗擊英軍進佔，抗英隊伍死難者達500人以上。羅湖以南地區遂劃為港英政府所管轄。民國之後仍以寶安縣政府行使深圳河以北治權。抗戰期間，日軍南侵，寶安縣政府所在地南頭淪陷，寶安縣政府一度移往東莞，深圳地區成為日軍佔領區。
新中國成立之後，廣東省人民政府於1953年將寶安縣治東遷至清初成墟的深圳墟。1979年3月，中央政府與廣東省委決定將寶安縣改為深圳市，受惠陽地區及省政府雙重領導。同年11月，省府決定將深圳市改為地區一級的省直轄市。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將深圳市確定為“經濟特區”。10月，廣東省委宣佈恢復寶安縣建制，同時宣佈深圳市與廣州市政治待遇相同。1988年1月，國務院正式批准深圳市在國家計劃中包括財政報告單列，並賦予其相當於省一級的經濟管理權限。1992年廣東省又決定撤銷寶安縣建制，設立寶安、龍崗兩個深圳市直轄區，於1993年1月正式掛牌，1993年設立鹽田區。今深圳市擁有羅湖、福田、寶安、龍崗、鹽田、南山等六個市轄行政區。經過近四十年的發展，深圳已成為聞名於世的新興都市，人口近千萬人，外來人口加常住人口幾近二千萬人以上。加上香港有七百多萬人，兩地相加的人口已然媲美一個國際大都市也。
新安一地，自古以來，皆入中國版圖。盛世修史，地方誌亦成最重要的歷史文獻。所謂有一國之史，一縣之志，一族之譜，均反映出中國人的歷史感與族群認同感。有謂“國無史無以明治亂，縣無志無以明興革，族無譜無以明輩序”。歷代具文化深厚素質之官員均重視修志。《新安縣誌》於明清二代皆有編纂。清康熙廿七年戊辰（1688）年，有知縣靳文謨等所主修新安縣誌卷。清代學者阮元（1764-1849年）為乾嘉學派中堅。他任兩廣總督時，有兩件事曾與香港有關：一是他於1820年奉命禁菸，這比林則徐禁菸更早，有論者認為，因為他的禁菸令，英國人開始打起了要奪取香港的主意。二是他主持兩廣總督時，設局修廣東省地方誌，命江西人、廣東督糧道盧元偉總司其責。《新安縣誌》由時任縣令的舒懋官主編，王崇熙編纂。阮元的這一次廣東全省方誌的重修是一個劃時代的創舉。新安縣修志距康熙戊辰刊本已約一百一十年。舒懋官主編的《新安縣誌》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編就，二十四年鐫刊。新刊本糾正了康熙刊本的許多錯誤，“分門詳晰，取義謹嚴。”志分二十四卷，編纂者因牧其地，卻能留心邑志，親履四境，延訪故老，徵之文獻，“凡山川之扼塞，財賦之盈虛，戶口之登耗，莫不臚舉備陳，使賢者如指諸掌。”而嘉慶刊本對舊志錯訛多有糾謬正誤之用，兩相比較可看出舊志體例既乖，採訪多有未實之處。如，沿革為方誌全書之綱領，舊志僅附地理海防為嶺表要務，卻不列專條。舒氏自言：“舊志繁蕪已甚，訛闕尤多，其體例亦未盡善。”舒氏親臨瀕海重地，“昇平鯨波水靜，然前事不忘而慎固封守，有備所以無患也，故特立海防門。”最重要的是，他於舊志各圖外再增入海防圖，將香港等大小縣屬海上離島盡入縣誌的版圖之中。志卷二有云：“舊志謂抵佛堂門而佛堂外如蒲臺、長洲、大嶼山、擔竿山各處居民竟不得隸於新安版圖乎？”所以，新志以海面則以極盡處之山為止，“南至擔竿山海面三百里外屬黑水洋杳無邊際。”這是新安縣誌第一次明確將香港諸島定為領土。新安縣誌梓行二十多年之後，香港就被英國強佔，這部《新安縣誌》也為中國近代史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留下最有力的證據：確認了香港乃中國領土不可分割之部分。
嘉慶二十四年刊的《新安縣誌》也是目下傳世的有關新安縣歷史的最重要文獻資料。明萬曆刊本今已無存，康熙刊本則多有訛誤與缺欠，因而，此一新刊本就成為香港與深圳兩地最珍貴的史實。譬如，香港一名究竟起自何時何地？在這本《新安縣誌》中，記有高富史轄下的村莊一名香港村，即僅次於香港仔之村名（見卷二）。
查英國人弗蘭克·韋爾什（Frank Walsh）所著A History of Hong Kong 一書所載，在1760年以後，東印度公司的一個船長喬治海特所繪海圖中，將其假想中的二個島嶼的名稱寫作：一叫昂船洲，一叫香港。這是英人文獻中最早的有關香港的記載。正如香港地名取之以香港仔的香港村一樣，今深圳市名取自“深圳墟”亦載於縣誌之中。今之香港、深圳二處的地名，除英國人所取的洋名中譯之外，大率漢文地名都可於此縣誌中覓得出處。這個刊本第一次將一些較大的離島標出名字，其中有鄰近的三島分別標出：“大金門”、“小金門”及“福建頭”三名，在在顯示出此三島為福建閩南的漁民海上遷徙之地，故以家鄉之名以紀之。這亦可能就是香港先民是由客家人及來自福建的蜑民所組成主要族群的一個證明。
其二，該分列卷首的訓典、沿革、輿地略、山水略、職官志、建置略、經政略、海防略、防省志、宦跡略、選舉表、勝蹟略、人物誌、藝文志等門類，輿地略中附有輿圖數幅，標明新安縣轄區，彌足珍貴。而新增海防略則分有海防形勢及寨船，標明軍事要地。這已為當時清政府所面臨的西方列強屢犯海疆事件作出預警。事實上，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已在新安縣沿海增設塾臺二十一座以鞏固海防，其中有五個座落香港地區，即佛堂門塾臺、屯門塾臺、大埔頭塾臺、麻雀嶺塾臺及九龍塾臺（見康熙刊《新安縣誌》卷八）。雍正年間，更在大佛堂門及大嶼山增建炮臺各一座，以鞏固此一地區的海防。就在此縣誌編纂期間的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清政府更於東湧口增設汛房，並且加築圍牆建成東湧所（寨）城，又於東湧石獅山腳加建炮臺兩座。（以上參見《香港史新編》上冊第46頁）自嘉慶年間開始，清政府已在香港島設有紅香爐及赤柱兩汛，駐兵防守。嘉慶十六年，清政府更將原在大佛堂山的大炮移至九龍寨海旁並建成炮臺。凡此種種，皆可洞見當時的清廷已將新安海防列為軍事要塞。九龍城寨一直成為英國人所頭痛的一個“三不管”地方，而昂船洲後來更成為英海軍駐地，亦為一個旁證。明乎此，就不難理解中國政府在收回香港主權後一定要在香港駐軍的決心也。
其三，《新安縣誌》所記載本地風俗、氣候、驛政、屯田沿革、客籍、福佬等居民、古蹟、寺廟、藝文等，都反映出此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南疆生民的生活聚居之地。也難怪在香港被割讓之後，多少中國文化人痛心疾首，悲憤莫名。近代詩人對此多有諷詠，康有為遊香港時悲吟：“傷心信美非吾土，錦帕蠻靴滿目非。”愛國詩人黃遵憲有紀香港遊詩十首，中有一首雲：“水是堯時日夏時，衣冠又是漢官儀。登樓四望真吾土，不見黃龍上大旗。”一百五十年來，中國人總難忘記香港被霸佔的這一歷史恥辱。吟詠這痛史的詩賦不知有凡幾?!二十年前，當香港迴歸祖國，新安縣轄的這一塊中國領土得以重回祖國的版圖。這亦是我們今日以線裝書形式重版《新安縣誌》的初衷。
深圳成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個經濟特區，與鄰近的香港本屬一地，雖政治制度不同，卻在經濟、文化、人員交流上日漸頻密，尤其是香港迴歸祖國之後，兩地攜手共進，為鄧小平提出的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作出巨大的貢獻。深圳創造了奇蹟，其經濟總量已超過了臺灣、新加坡及香港。而今以新安縣屬地的香港及深圳兩地的經濟總量合計，已超越韓國甚至世界上許多中小國家的經濟規模與總量。
為甚麼會選取此一刊本的線裝版形式重印呢？這還得說說這部嘉慶廿四年刻本的傳承過程。上文述及嘉慶廿四年刊本是明代以來《新安縣誌》中最好的一部。其中尤以嘉慶已卯（廿四年）鐫《新安縣誌》（鳳岡書院藏板）為現存佼佼者。鳳岡一地本為新安縣境內，與深圳市龍岡區比鄰，今劃入東莞市屬。論者都以此版為《新安縣誌》最佳刊刻本。此書版心為單魚尾，內文頁九行，行十九字，共廿四卷，首一卷。開首阮元序文為隸書版，缺首二頁，又缺序二之盧元偉序文。此刊本為香港著名作家葉靈鳳先生收藏。葉先生雖為作家，平時亦留心方誌之書。傳聞曾有港英官方背景的機構欲以重金購之，為葉先生所婉拒，他囑家人於其過世之後將之捐贈回祖國，今此刊本庋藏於廣州中山圖書館內。此一刊本亦成目下稀見的嘉慶《新安縣誌》中的第一版之原本。嘉慶廿五年又有刻本，不詳其刊本原貌。但1979年香港新界鄉議局的陳日新先生據黃承業所購藏的《新安縣誌》嘉慶廿五年刊本排字重印，今仍可於坊間購得。以此重印本與廿四年刊本互校，發現此重印本誤植之處甚多，且無原刊本之圖頁，尤其是縣治屬地、海防之圖均付之闕如，實乃一大憾事。但卻可據此發現葉藏本缺盧偉元序。由此可知，葉藏本雖非完璧，卻是具最重要史料價值之《新安縣誌》。
早在香港迴歸之前，香港老作家羅孚先生曾多次對吾等後輩提起此事，謂倘能重印葉藏本以志賀香港迴歸祖國，誠一佳事矣！2007年，適值香港迴歸祖國十週年紀念之日，羅先生遂面洽於餘，重提出版《新安縣誌》之議。餘不敢有負前輩之託，貿然承命，以一年之時對之進行校補。得深圳大學章必功校長及文學院長郭傑教授支持及贊襄，又得浙江富陽鴻寶齋張金鴻、蔣鳳君伉儷大力支持，以天地圖書名義印行，此為初次重版。其時曾參校各種刊本，包括張一兵所校《新安縣誌》及上述黃修業藏本的排印本等，決意以葉藏本為底本，補足闕漏之頁，包括阮元序首二頁、盧偉元序文及最末一頁的藝文志殘頁（黃承葉藏本全缺此頁，葉藏本為殘頁），以線裝本再印，為的是重現當年史籍之原形，以饗港深二地的讀者及學界方家。這也是新世紀以來海內外第一部線裝版的《新安縣誌》，具有學術、史料及收藏價值。
匆匆又是十年，初版面世之後，甚受好評，惜只印三百套，早已斷市，而餘翻檢初版多次，尚有一些錯訛，久存補過之念。際此迴歸二十週年之機，得廣東教育出版社社長應中偉先生、總編輯陶己女士、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兼總編輯趙東曉博士引為同道，三位親自策劃，並提出寶貴建議。又蒙香港嶺南大學劉智鵬教授賜以“導言”，讓讀者、市民與研究界更易於瞭解，功莫大焉。我重作馮婦，又校出不少錯訛。
在本書重製過程中，還多得廣州中山圖書館倪俊明先生及老朋友李軍先生、郭傑教授等鼎力相助，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十分重視整理重印這本嘉慶版縣誌，並親為新刊本再題簽。謹此向上述諸公表示深深的謝忱。對共襄盛舉的廣東教育出版社、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浙江富陽華寶齋古籍出版社及各位同仁一併致謝！
閱讀更多 泉州歷史文化中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