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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大仲馬的基度山伯爵說了句人生哲理：等待和希望。而《心經》卻有云，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意思是放棄希求心，恐懼自無存，或者就涅盤自在了也未可知。從世界觀的建設水準來說，強調希望與恐懼同出一源的東方哲學，總歸要比一味進步，卻常常分不清乾屎橛和胡蘿蔔的歐洲人高明許多。中國的禪宗故事裡，慧可和尚向面壁九年的達摩祖師求法，不惜自斷一臂，感得天下紅雪，其理由並非求道意志堅定，而是“弟子心不安”。可見比起物理疼痛，無名痛才是人類恐懼的源泉，而命名遂成了所有學問的核心任務。有趣的是，現代醫學的締造依賴於越來越細緻的詞彙體系，妖怪學也是。
袪魅是妖怪學最主要的動機之一。日本現代民俗學家柳田國男曾自言，他對鄉野怪談的研究衝動，就來自於探究“恐懼”這一原始情感的種種姿態。在過去的妖怪們在他的“民俗學”田野考察的包裹下開始生機盎然之前，早有南方熊楠將國族政治的維新、儒學和妖怪打包處理的野心勃勃的“博物學”，井上圓了更直接頂起了妖怪學博士的招牌，寫了洋洋十卷《妖怪學講義》，與其說是敬天存道，莫如說是以科學的霸權降妖伏魔。隔海而觀，蔡元培翻譯井上、周作人研究柳田，也無不洋溢著德賽兩先生的味道。這種“進步的妖怪學”一直延續到今天。當代妖怪文壇“壇主”京極夏彥以小說當論文，囉嗦到直令讀者產生焚書衝動，然而千言萬語，宗旨只有一個：“怪”出自人心，把人心搞明白了，作祟現象自然消失。在小說《今昔續百鬼•雲》中，京極給了鳥山石燕《繪圖百鬼》中的謎樣詩句各種合乎邏輯的解釋，比如妖怪“泥田坊”是破產農民，而掌上有眼的“手之目” 的原型則是賭徒。此類答案雖讓讀者“安了心”，難免也有些意興索然。
雖然“解謎式怪談”在日本文化中極為常見，其苗頭還是要到古中國去尋。早在西晉時代張華的《博物志》裡，就有關於“天門郡仙谷”的“追跡”事件：進入山中的人畜全都飄飄升起，被認為是登仙。後經某英雄探明，原來是山上妖蟒吸風食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此類故事告訴我們，消除恐懼的希望，來自於獲取信息，佔有對世界的解釋權。獲取知識，首先要發動官能，而感官的侷限和它的擴展，就成了怪談故事的一大科屬。
據說，信息的百分之八十來自眼睛。道家認為人體全陰，唯有眼睛那一點是陽。在日本江戶時代，狩野派畫師鳥山石燕（1712-1788）整理了平安時代的600種妖怪，編成《畫圖百鬼夜行》，成為今日妖怪學家奉供的經典。或許正是因為系統整理、充分命名並且視覺化的緣故，這個黃昏出發的壯觀行列失去了平安京時代的蕭瑟神秘，熱鬧喧譁得倒像中國人趕廟會的樣子，減了恐怖，添了幽默。現代人夢枕貘的小說《陰陽師》，故事雖取自平安時代的妖譚，調子卻有一半兒是這江戶式的。
然而人眼不僅脆弱，還見通不見塞，見近不見遠，見明不見暗。在電影《沉默的羔羊1》中，朱迪•福斯特飾演的那位充滿女權意識的警探有一個隱喻性的弱點，就是難以及時發現背後的敵人。人類苦於背後沒有一雙眼睛，於是出現了“後神”（日本，歧埠縣）與“總在你背後”（美國，威斯康辛和明尼蘇達州，博爾赫斯整理）這樣的怪物，難怪佛教把眾生受苦的根源稱為“無明”。與之相對的是，高高在上的諸天神佛卻因眼睛的圓滿，總是“照見”“徹見”著苦惱眾生。而所謂佛眼、法眼、天眼或上帝之眼，其威力卻不在於數量。《續齊諧記》裡有“鵝籠書生”的故事：書生進入小小的鵝籠，籠不見變大，書生不見變小。可以認為，這種視覺上的“不可能”，與藏傳密宗裡津津樂道的宗喀巴大師鑽牛角尖的故事一樣，實際上象徵著見者的“悟道”——“大”和“小”這種二元對立是一種錯覺，來自於眼睛進化的缺陷。在精神分析學中，“偷窺”一向是原罪，是由視野的侷限帶來失墮的有毒快感，而佛陀或上帝正觀三千大千世界如掌中果，如此全知全能，眼睛也還只得兩個罷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妖怪和人一樣，修為不夠，往往盲目追求數量。《山海經》裡的多目怪，《西遊記》裡的二郎神，或者希臘神話裡海神波塞東的兒子都因眼遭殃，可見眼睛多未見得進步。事實上，世界各地的宗教和神話中都充滿了對“實數”的篾視，似乎並不乏科學根據：動物界中，複目的往往是昆蟲類。蒼蠅因為五千只複眼而飛不了直線，嗡嗡地討人厭，惹來殺身之禍。此外，它也並不是把一個蘋果看成五千個，而是像在破碎的鏡面裡看東西——視覺角度多，並不意味著掌握更充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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