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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说了句人生哲理：等待和希望。而《心经》却有云，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意思是放弃希求心，恐惧自无存，或者就涅盘自在了也未可知。从世界观的建设水准来说，强调希望与恐惧同出一源的东方哲学，总归要比一味进步，却常常分不清干屎橛和胡萝卜的欧洲人高明许多。中国的禅宗故事里，慧可和尚向面壁九年的达摩祖师求法，不惜自断一臂，感得天下红雪，其理由并非求道意志坚定，而是“弟子心不安”。可见比起物理疼痛，无名痛才是人类恐惧的源泉，而命名遂成了所有学问的核心任务。有趣的是，现代医学的缔造依赖于越来越细致的词汇体系，妖怪学也是。
袪魅是妖怪学最主要的动机之一。日本现代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曾自言，他对乡野怪谈的研究冲动，就来自于探究“恐惧”这一原始情感的种种姿态。在过去的妖怪们在他的“民俗学”田野考察的包裹下开始生机盎然之前，早有南方熊楠将国族政治的维新、儒学和妖怪打包处理的野心勃勃的“博物学”，井上圆了更直接顶起了妖怪学博士的招牌，写了洋洋十卷《妖怪学讲义》，与其说是敬天存道，莫如说是以科学的霸权降妖伏魔。隔海而观，蔡元培翻译井上、周作人研究柳田，也无不洋溢着德赛两先生的味道。这种“进步的妖怪学”一直延续到今天。当代妖怪文坛“坛主”京极夏彦以小说当论文，啰嗦到直令读者产生焚书冲动，然而千言万语，宗旨只有一个：“怪”出自人心，把人心搞明白了，作祟现象自然消失。在小说《今昔续百鬼•云》中，京极给了鸟山石燕《绘图百鬼》中的谜样诗句各种合乎逻辑的解释，比如妖怪“泥田坊”是破产农民，而掌上有眼的“手之目” 的原型则是赌徒。此类答案虽让读者“安了心”，难免也有些意兴索然。
虽然“解谜式怪谈”在日本文化中极为常见，其苗头还是要到古中国去寻。早在西晋时代张华的《博物志》里，就有关于“天门郡仙谷”的“追迹”事件：进入山中的人畜全都飘飘升起，被认为是登仙。后经某英雄探明，原来是山上妖蟒吸风食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此类故事告诉我们，消除恐惧的希望，来自于获取信息，占有对世界的解释权。获取知识，首先要发动官能，而感官的局限和它的扩展，就成了怪谈故事的一大科属。
据说，信息的百分之八十来自眼睛。道家认为人体全阴，唯有眼睛那一点是阳。在日本江户时代，狩野派画师鸟山石燕（1712-1788）整理了平安时代的600种妖怪，编成《画图百鬼夜行》，成为今日妖怪学家奉供的经典。或许正是因为系统整理、充分命名并且视觉化的缘故，这个黄昏出发的壮观行列失去了平安京时代的萧瑟神秘，热闹喧哗得倒像中国人赶庙会的样子，减了恐怖，添了幽默。现代人梦枕貘的小说《阴阳师》，故事虽取自平安时代的妖谭，调子却有一半儿是这江户式的。
然而人眼不仅脆弱，还见通不见塞，见近不见远，见明不见暗。在电影《沉默的羔羊1》中，朱迪•福斯特饰演的那位充满女权意识的警探有一个隐喻性的弱点，就是难以及时发现背后的敌人。人类苦于背后没有一双眼睛，于是出现了“后神”（日本，歧埠县）与“总在你背后”（美国，威斯康辛和明尼苏达州，博尔赫斯整理）这样的怪物，难怪佛教把众生受苦的根源称为“无明”。与之相对的是，高高在上的诸天神佛却因眼睛的圆满，总是“照见”“彻见”着苦恼众生。而所谓佛眼、法眼、天眼或上帝之眼，其威力却不在于数量。《续齐谐记》里有“鹅笼书生”的故事：书生进入小小的鹅笼，笼不见变大，书生不见变小。可以认为，这种视觉上的“不可能”，与藏传密宗里津津乐道的宗喀巴大师钻牛角尖的故事一样，实际上象征着见者的“悟道”——“大”和“小”这种二元对立是一种错觉，来自于眼睛进化的缺陷。在精神分析学中，“偷窥”一向是原罪，是由视野的局限带来失堕的有毒快感，而佛陀或上帝正观三千大千世界如掌中果，如此全知全能，眼睛也还只得两个罢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妖怪和人一样，修为不够，往往盲目追求数量。《山海经》里的多目怪，《西游记》里的二郎神，或者希腊神话里海神波塞东的儿子都因眼遭殃，可见眼睛多未见得进步。事实上，世界各地的宗教和神话中都充满了对“实数”的篾视，似乎并不乏科学根据：动物界中，复目的往往是昆虫类。苍蝇因为五千只复眼而飞不了直线，嗡嗡地讨人厌，惹来杀身之祸。此外，它也并不是把一个苹果看成五千个，而是像在破碎的镜面里看东西——视觉角度多，并不意味着掌握更充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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