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上陽臺帖》
天寶三年（744年）李白和杜甫、高適到王屋山陽臺道觀尋訪司馬承禎，未果（已仙逝）。李白見到司馬承禎的畫作，觸景傷情寫下詩句：“山高水長，物象千萬，非有老筆，清壯可窮。”落款“十八日，上陽臺書，太白。”
《上陽臺帖》本紙為縱28.5cm，橫38.1cm，然而後人裝裱時加的引首、隔水、拖尾使得長度增加了幾倍，歷代名家的題跋和收藏章也是密密麻麻。如此之多的名人題跋加上他們的收藏章，為這件國寶的身份增添了確鑿無疑的背書，同樣也說明這件國寶千百年來所經受的顛沛流離。
宋徽宗的背書
《上陽臺帖》上第一個題跋的人是宋徽宗趙佶。趙佶生於元豐五年（1082年），是宋神宗第十一子。據說在他降生之前，其父宋神宗曾特意觀看南唐後主李煜的畫像，隨後就生下了徽宗，所以就有了“夢到李後主，文采、風流超過李煜百倍”的說法。這種傳說固然不足為信，但在趙佶身上，的確有李煜的神韻。
宋徽宗趙佶
徽宗自幼愛好筆墨、丹青、騎馬、射箭、蹴鞠，對奇花異石、飛禽走獸有著濃厚的興趣，尤其在書法繪畫方面，更是表現出非凡的天賦，他創造的“瘦金體”書法更是飄逸瀟灑、獨樹一幟。
宋徽宗題跋
宋徽宗在位時廣收古物和名家書畫，收藏在內府，並命文臣編輯《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圖》等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系統性收藏寶物的國家行為，證明了宋代的經濟強大，也保護和傳承了文化遺產。
宋徽宗將《上陽臺帖》收歸內府，保護了流散在民間的文物，也引領了宋代文人的收藏熱，士大夫和文人把收藏字畫作為一種雅興，也是一種身份和品位的象徵。宋徽宗引領的收藏熱也一直對現在的文物收藏有著深遠的影響。
宋徽宗在題跋中說，他曾經見過李白的另一件書帖，並評價說：“字畫飄逸，豪氣雄健”，看過李白的書跡才知道他的書法和詩作都有很高的成就。
古代名家書法的鑑定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僅存一件的情況更是無法對比認證的，這在文物界叫作“孤證不立”。宋徽宗距離李白生活的時代僅三百多年，而且他是見過李白其他真跡的人，再者趙佶本人又是書畫大家，他的眼力和鑑賞力高於常人，所以有了宋徽宗的題跋為確認這件李白《上陽臺帖》立下了鐵證。
奸佞的藝術貢獻
賈似道
在《上陽臺帖》的右下角鈐有一方“秋壑圖書”的朱文印章，證明它曾經被賈似道所收藏。
賈似道秋壑圖書章
賈似道是宋理宗時丞相兼樞密使，權傾朝野為一代奸相。《宋史》上記載，當時襄陽被蒙古軍隊圍攻，賈似道卻在家中賭博淫樂，甚至上朝時還懷揣蟋蟀，結果蟋蟀跑出來跳到皇帝的鬍子上，演出了一場鬧劇，南宋滅亡賈似道的亂權是脫不了干係的。
賈似道是歷史上有名的奸佞，但是他在藝術上還是頗有鑑賞能力的。他令人臨摹王羲之的《蘭亭序》，又複製了姜夔及任希夷的真跡。他所收善本圖書達千餘部，至今流傳於世的許多古代書畫名跡，如《快雪時晴帖》《遊春圖》，歐陽詢《行書千字文卷》、趙昌《蛺蝶圖》、崔白《寒雀圖》等，均是他的收藏品。
歷來在字畫收藏界有個不成文的規矩，鈐印收藏章要從下而上，即先得到的人要把章蓋在作品的底部，流傳到後世藏家手中，要把章蓋在上面，以此類推時代越久遠的藏家印章應該在最下方。賈似道在得到《上陽臺帖》後把“秋壑圖書”章鈐印在畫芯的右下方不起眼的位置，說明他不僅是內行，而且對藝術品十分珍愛和尊重。
項墨林（1525年—1590年），原名項元汴，字子京，浙江嘉興人，為明代著名收藏家、鑑賞家。
項墨林
項元汴因為得到一張名琴，上有“天籟”兩個字，於是就用“天籟閣”命名自己“藏寶樓”。天籟閣裡“海內珍異，十九多歸之”——商周時的鼎、漢代的玉器、晉唐宋元的名帖，各朝名器，還有種種珍稀的奇花異草，手筆之大，無出其右。天籟閣就像是那個時代最了不起的博物館，同時代的文人、畫家、古董商人、文物掮客，沒有不希望能進去飽眼福的；而只要曾經出入天籟閣的人，也沒有不欽羨的。
項元汴經常乘坐自己的大船到南京會友並且尋訪文物，在重金收購《上陽臺帖》後在上面蓋了多方收藏章，而且佔據了有利位置，其中一方“ 檇李項氏世家寶玩”九疊篆大印甚是壯觀，在眾多的收藏章中尤為醒目。
項元汴收藏到《上陽臺帖》後，視如自己生命一般，在他的天籟閣中經常把玩、尋味。他不僅不讓外人看到《上陽臺帖》，甚至自己家人也不能輕易觸碰到。每當他在天籟閣中展卷欣賞時都要把門窗緊閉，生怕家貓或者飛鳥闖入對《上陽臺帖》有絲毫的損傷。恐怕只有自己獨處一室時，他的心靈才能與古人神往，得到內心片刻的撫慰吧。
項元汴在其收藏的眾多書畫中均是多次鈐印，而且是不同時期鈐印不同的章，這說明了他是經常觀看和欣賞《上陽臺帖》的，不啻為點贊最多的大收藏家。
可惜的是，清朝入關攻打嘉興時《上陽臺帖》和項元汴無數的珍寶一起被千夫長汪六水所劫掠散失殆盡，這件國寶又處於顛沛流離的狀態，直到乾隆把它收歸內府才使得國寶重新得到安全的所在。
最霸氣的藏家——乾隆
乾隆在位時間六十年，他喜好藝術，在收藏方面他以唐太宗和宋徽宗為追求目標，聽說哪裡有名家的作品就要不惜一切代價得到。
乾隆在得到《上陽臺帖》後異常興奮，題寫了“青蓮逸翰”四個字，並且蓋了一方“神品”的章。書畫鑑定中通常把作品分成“妙品”、“能品”、“逸品”和“神品”，神品是最高的等級，能夠稱得上神品的是技法上神乎其技，精神上也達到了至高無上的境界。可見乾隆對於這件《上陽臺帖》的重視。
乾隆在蓋章上也是毫不保留，把他所有重要的寶璽統統鈐印在上面，包括了“乾隆御覽之寶”、“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石渠寶笈”、“三希堂精鑑璽”、“宜子孫”等等。前文所述字畫鈐印的約定俗成乾隆毫不理會，他儘可能把印章蓋在作品的上端不給後人留有餘地。這彷彿是想告訴世人，自己作為帝王理所當然要在最高處，他身處殿堂傲視群臣，他的印章也要和他一樣沒有他人可以企及！
流出紫禁城
1911年清室退位，遜帝溥儀不斷將歷代珍品書畫偷盜出宮。1924年，溥儀被驅逐出宮入住天津張園後，為了維持習慣了的生活水準，不得不變賣手中書畫。《上陽臺帖》正是在這一時期被溥儀出手，散落民間，這件國寶又開始了顛沛的境地。
郭葆昌
郭葆昌早年曾在北京一家古玩店當學徒，精於清代官窯瓷器鑑定。後來他當了袁世凱的下屬，由於為人幹練，深受袁世凱的信任，逐漸升至總統府庶務司長。袁世凱稱帝時，任命他為陶務總監督，負責燒造一套多達三四萬件的“洪憲御瓷”。袁世凱皇帝夢破之後，這套瓷器多數成為郭葆昌私人藏品，他也因此發了一筆橫財。
北京的古董商明白一個道理，誰家發財了就會收購文物，相反如果哪家敗落了藏品肯定是要出手的。郭葆昌作為古董商深諳其中道理，他非常瞭解北京各大藏家的家底，誰家有什麼藏品他都瞭解情況，如果哪個藏家家境沒落他便首先登門收購藏品。溥儀由於退位後經濟狀況不好，郭葆昌出於商人的敏銳嗅覺，在其他商人還沒有反應過來時就搶先入手，所以他能夠獲得清室的一大批珍寶也是情理之中的。
迴歸故宮
1937年被譽為“民國四大公子”的大收藏家張伯駒在郭葆昌家中首次見到《上陽臺帖》，同時看到的還有名列乾隆“三希堂”中的兩件晉代法書——《中秋帖》和《伯遠帖》。張伯駒擔心這些寶物流失到海外，便以20萬元重金購買了《上陽臺帖》《中秋帖》《伯遠帖》，以及唐寅《孟蜀官妓圖》、王時敏《山水》軸、蔣廷錫《瑞蔬圖》在內的6件書畫作品。
張伯駒
1953年，張伯駒通過中央統戰部部長徐冰，將《上陽臺帖》贈送給毛澤東。1956年，毛澤東又將這幅作品撥交故宮，收藏至今。
李白《上陽臺帖》被評為國家一級文物，是國寶中的佼佼者，它歷經千年，閱盡滄桑，被眾多帝王、文人收歸己有，又遭逢兵荒馬亂流散民間，如今它被故宮博物院收藏，從此有了最適合的歸宿。在國家文化復興的新時期，更需要全民尊重國寶，通過各種手段讓全民瞭解自己的國寶，進而認識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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