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60年的中国当代史,已经有4次对外引资和连带发生的8次与国家工业化不同阶段特征有关的城市经济危机——改革前后各有3次属于债务转化赤字型的危机,纳入全球化以来则有2次输入型危机。其与西方特色工业化长期向外转嫁成本之最显著、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在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发生的是内向型的制度成本转嫁:凡是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则集中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也就得以维持;凡是不能向农村直接转嫁代价的危机就不得不在城市“硬着陆”,遂导致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在纳入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作为相对于殖民主义历史而言的“原住民”过亿的人口大国,且是未经西方那种对外侵略就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进入产业资本扩张的发展中大国,其发展经验,如果仅用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框架和学术概念,恐怕难以全面解释。
一、从外资外债视角解析“中国经验”
将当代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四次“对外开放”——从国家负债大规模引进设备,到直接引入外商以合资、独资形式直接投资——的复杂背景及内在原因联系在一起就不难发现,对外开放从来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它被中国政府在资本短缺时期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以金融资本为主要收益、全球范围攫取资源和剩余的发达国家不可能改变获利方式,外资又是加剧国家对外负债导致国内经济困境的始作俑者。而且,正是这种内在矛盾迫使决策层不得不进行内外经济政治政策的调整和变革。
二、从危机化解视角思考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
对于融入全球化的中国来说,因倚重外需而具备再次遭遇类似1997和2008年的输入型危机的条件;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比高达30%的外资由于自身的流动性,其进入和撤出也会引发国内经济政治的连锁反应。面对严峻挑战的中国人亟需力戒骄躁,对资本主义文明史上的危机规律及其必然引发的法西斯化倾向加深认识;唯复兴多样性内涵的生态文明,开展综合性合作与基层自治,才可能以东方特色的“内部化”机制应对转嫁而来的外部性风险。这也可使中国免于重蹈西方负债过高的政治现代化危机之覆辙。
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3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
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3次国内革命战争无论被何种名义的政党领导,其主体只能是为了实现几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而无数次付诸武力的农民,战后建立的也只能是农民平均占有村内土地的“小有产者”社会。从此,源于西方19世纪阶级政治经验的经典意识形态,在中国也就只能漂泊——不仅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矛盾摆脱不了这个世界上数量最大的“农民小资”国家的基本属性约束,而且政府无论走何种工业化道路,都势必面临与数亿分散的小农之间的“交易费用”过大的历史困局。
一、第一次借助外资走出民国危机的背景及其逻辑演变:二战后地缘战略的重构及演变
1949—1950年初的通胀和经济萧条很严重,但为什么没有被本书列入新中国60年的8次危机？因为性质不同:1929—1933年席卷西方的大危机,不仅终结了民国经济的“黄金十年”,而且在1935年连带改变了中国的币制,造成1937—1949年的长期通胀,与之相呼应的是日本侵华战争……1949年的政治变迁恢复了传统的小农村社制度,客观上未能在城市改变长达13年的民国通胀危机之延续。
二、危机一:1958—1960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
1949年以来,历经4年“民族资本主义”和5年“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在连续9年的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后,一方面史无前例地在大城市中初步构建了以军重工业为主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任何资本原始积累都势必发生的巨大制度成本。但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却不在制度成本,而在于这种成本因何爆发和向何处转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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