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60年的中國當代史,已經有4次對外引資和連帶發生的8次與國家工業化不同階段特徵有關的城市經濟危機——改革前後各有3次屬於債務轉化赤字型的危機,納入全球化以來則有2次輸入型危機。其與西方特色工業化長期向外轉嫁成本之最顯著、最本質的區別在於,在中國特色的城鄉二元對立的基本體制矛盾約束下,發生的是內向型的制度成本轉嫁:凡是能向農村直接轉嫁危機代價的,則集中於城市的產業資本就可以實現“軟著陸”,原有體制也就得以維持;凡是不能向農村直接轉嫁代價的危機就不得不在城市“硬著陸”,遂導致政府財稅、金融,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
發展陷阱和中國經驗
在納入全球化的國際環境下,中國作為相對於殖民主義歷史而言的“原住民”過億的人口大國,且是未經西方那種對外侵略就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進入產業資本擴張的發展中大國,其發展經驗,如果僅用服務於西方意識形態的一般理論框架和學術概念,恐怕難以全面解釋。
一、從外資外債視角解析“中國經驗”
將當代中國半個多世紀的四次“對外開放”——從國家負債大規模引進設備,到直接引入外商以合資、獨資形式直接投資——的複雜背景及內在原因聯繫在一起就不難發現,對外開放從來都是“雙刃劍”:一方面,它被中國政府在資本短缺時期作為推動經濟發展和政策調整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以金融資本為主要收益、全球範圍攫取資源和剩餘的發達國家不可能改變獲利方式,外資又是加劇國家對外負債導致國內經濟困境的始作俑者。而且,正是這種內在矛盾迫使決策層不得不進行內外經濟政治政策的調整和變革。
二、從危機化解視角思考中國發展的可持續性
對於融入全球化的中國來說,因倚重外需而具備再次遭遇類似1997和2008年的輸入型危機的條件;在中國經濟中已經佔比高達30%的外資由於自身的流動性,其進入和撤出也會引發國內經濟政治的連鎖反應。面對嚴峻挑戰的中國人亟需力戒驕躁,對資本主義文明史上的危機規律及其必然引發的法西斯化傾向加深認識;唯復興多樣性內涵的生態文明,開展綜合性合作與基層自治,才可能以東方特色的“內部化”機制應對轉嫁而來的外部性風險。這也可使中國免於重蹈西方負債過高的政治現代化危機之覆轍。
1958—1976:工業化初期的3次危機及其外資外債背景
中國20世紀上半葉的3次國內革命戰爭無論被何種名義的政黨領導,其主體只能是為了實現幾千年來“耕者有其田”的夢想而無數次付諸武力的農民,戰後建立的也只能是農民平均佔有村內土地的“小有產者”社會。從此,源於西方19世紀階級政治經驗的經典意識形態,在中國也就只能漂泊——不僅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矛盾擺脫不了這個世界上數量最大的“農民小資”國家的基本屬性約束,而且政府無論走何種工業化道路,都勢必面臨與數億分散的小農之間的“交易費用”過大的歷史困局。
一、第一次藉助外資走出民國危機的背景及其邏輯演變:二戰後地緣戰略的重構及演變
1949—1950年初的通脹和經濟蕭條很嚴重,但為什麼沒有被本書列入新中國60年的8次危機？因為性質不同:1929—1933年席捲西方的大危機,不僅終結了民國經濟的“黃金十年”,而且在1935年連帶改變了中國的幣制,造成1937—1949年的長期通脹,與之相呼應的是日本侵華戰爭……1949年的政治變遷恢復了傳統的小農村社制度,客觀上未能在城市改變長達13年的民國通脹危機之延續。
二、危機一:1958—1960年蘇聯援華投資中斷之後,中國發生了什麼
1949年以來,歷經4年“民族資本主義”和5年“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在連續9年的國家工業化“資本原始積累”後,一方面史無前例地在大城市中初步構建了以軍重工業為主的全民所有制經濟;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任何資本原始積累都勢必發生的巨大制度成本。但本書討論的核心問題卻不在制度成本,而在於這種成本因何爆發和向何處轉嫁。
閱讀更多 快樂遊klycom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