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刘永坦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这一刻，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园的雷达站内，欢呼声一片。
1月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左）颁奖。
“刘老师是我们威海雷达站的创始人。”威海雷达站站长于长军的一句话，揭开了以刘永坦为核心的科研团队在威海雷达站走过的那段鲜为人知的艰难科研攻关历程。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园内的新体制雷达站，是刘永坦带领团队于1989年成立的。“了解威海历史的人都知道，甲午中日海战给威海这座城市留下了一段近代屈辱史。”于长军说，解开这个情结的，就是刘永坦。
1981年，从英国学成归来的刘永坦，在心里萌发了一个研制中国的新体制雷达宏愿。在经过航天部预研项目“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及方案论证”后，1989年，威海建立起中国首个新体制雷达站。
“这是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攻坚战。国内外没有可借鉴的资料，掌握真正的核心技术只能靠自己。”于长军作为首批课题组成员，回忆起往事依然唏嘘不已。“我们没有交通工具，需要走着从驻地到雷达站往返，途经一片松风飒飒的坟地，就凭着手电的光柱壮胆。”工作十几个小时、以面包充饥、以实验室板凳当床……这是当时课题组成员的常态，刘永坦因为长期劳累还倒在了实验室现场。
▲刘永坦（右二）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实验室钻研雷达技术。
一切付出，终于在1990年4月3日尝到收获的香甜。于长军回忆说，他们当时看到了海上目标的回波，但是没人意识到屏幕上的那个东西是什么，直到刘永坦指着它说这就是目标时，“那一刻我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随后，新体制雷达项目的科研攻关按下了“快进键”：1991年，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1年，刘永坦团队成功研制出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2015年，团队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如今在威海，6000平方米的长条雷达天线阵守护海天一线。如果说雷达是“千里眼”，那么新体制雷达就是练就了“火眼金睛”的“千里眼”，将偌大的海面纳入视野中，为我国海域监控面积的全覆盖提供技术手段。
面向国家未来远海战略需求，耄耋之年的刘永坦依然活跃在科研前线，继续带领团队规划实施对海远程探测体系化研究，逐步开展分布式、小型化等前瞻技术的自主创新，为构建“海防长城”添砖加瓦。
刘永坦：为祖国海疆雷达打造“火眼金睛”
坚持自主研发新体制雷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我国海域监控面积的全覆盖提供技术手段；40年坚守，带出一支“雷达铁军”……他就是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两院院士刘永坦。1月8日，刘永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过了沉甸甸的奖章、证书。
刘永坦带领团队研制的新体制雷达究竟新在哪儿？他告诉记者，这款雷达不仅能够“看”得更远，还能有效排除杂波干扰，发现超低空目标，对于对海远程预警来说至关重要。为了这个“新”字，他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40年。
40年坚守开创中国新体制雷达之路
1936年12月，刘永坦出生在南京。第二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南京、武汉、宜昌、重庆……刘永坦回忆说，他的童年被颠沛流离的逃难所充斥，让他从小就对国家兴亡有着深刻理解。
“永坦”是家人对他的祝愿，更代表着国人对国家的期许。刘永坦坚信，科技可以兴国，他一定要实现这个最朴素的愿望。
1953年，刘永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大三时，他作为预备师资到清华大学进修，开始接触无线电技术，返回哈工大后组建了无线电工程系。
1978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的刘永坦作为国家外派留学生，到英国深造。“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成功与否代表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踏出国门的一刻，他发誓要做出一番名堂。
▲刘永坦在家中看书
在导师英国雷达技术知名专家谢尔曼的指导下，刘永坦参与了一项民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研制项目，并独自完成了其中的信号处理机工程系统。正是这次科研，让刘永坦与雷达结缘。
“雷达看多远，国防安全就能保多远。这样的雷达别的国家已经在研制，中国决不能落下，这就是我要做的事。”1981年秋，毅然回国的刘永坦带回了一个宏愿——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
刘永坦说，在国外，无论做多少工作，取得多大成就，都是给别人干活。只有回到祖国，才是真正的归属。
然而，要建新体制雷达，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是异想天开。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副校长李绍滨介绍，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曾经对此进行过突击性会战攻关，但由于难度太大、国外实行技术封锁等诸多原因，最终未获成果。
面对重重质疑，刘永坦始终坚信：新体制雷达一定能做出来，只是时间和实践的问题。
1983年，经过10个月连续奋战，刘永坦完成了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在理论上充分论证了新体制雷达的可能性，得到原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的认可。
“没有谁会告诉你关键技术，只有咬牙向前走，不能向外面的封锁低头。”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具有开拓性的攻坚战从此开始，刘永坦立志要向国家交上一个满意的答卷。
带领团队建立起一支雷达科研“铁军”
“这件事可能要干一辈子，不光我自己，要集结全系的力量，甚至更多的力量。”刘永坦说，相对于一些短平快的科研项目，新体制雷达是个十足的“冷板凳”。
团队骨干许荣庆、张宁、邓维波等人都说，刘老师是学术上的干将，更是团队里的帅才，他懂得如何调动大家一起攻关。
雷达调试初期，系统死机频频出现。几十万行的大型控制程序，再加上发射、接收、信号处理、显示等诸多设备，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无法运行。
“不能给科研留死角。”刘永坦就率领团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系统的每一个程序开始检查，发现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
1990年4月3日，对于团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新体制雷达技术终于使目标出现在屏幕上。团队所有成员都流泪了，是成功后的狂喜，也是多年压力的释放。
40年里，刘永坦的团队从最初的6人发展到30多人，成为新体制雷达领域老中青齐全的人才梯队，建立起一支雷达科研“铁军”。
刚领完奖，这位“80后”老院士又许下了新的愿望，继续带领团队向小型化雷达进军，让技术造价更低，让功能性能更优，更好保卫祖国海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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