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期選舉剛剛過去不久，本來只是一場例行的選舉，但因總統特朗普執政期間備受爭議，這次的中期選舉也就受到了多方媒體的關注。
所謂美國中期選舉，是美國總統任期的中間階段（任期第二年的11月）舉行的選舉，因此也被國人親切的稱呼為：美國總統的期中考試。
中期選舉的實質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爭奪對國會的控制權。如果特朗普所代表的共和黨勝出，那麼其連任可能性則更大，特朗普想要繼續推行之前主導的政策也不會受到民主黨過多限制。
一開始，特朗普所在的共和黨認為自己會妥妥的勝出，以“中期選舉嘛多大點事兒”的態度來嘲諷民主黨人瘋狂鼓勵民眾參與投票的行為。
可隨著民主黨投票數有壓過共和黨的趨勢出現，並且多方都在預告自己會輸掉中期選舉時，特朗普開始慌了。除去在美國關鍵州的集會演講之外，按捺不住的特朗普還使出了慣用“殺手鐧”：拿出推特為自己的政黨拉票。
只是無論特朗普如何奮力掙扎，中期選舉結果出來之後，他還是輸了。當初信心滿滿認為共和黨能奪下參、眾兩議院的特朗普，今後想要連任，恐怕要面臨更多頭疼的問題了。
想想特朗普之後可能會因為輸掉眾議院而面臨不少麻煩，作為吃瓜群眾的小獅子都能感覺到這次中期選舉的重要性。那麼選舉在西方國家究竟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小獅子為你帶來盧梭的
《社會契約論》，讓我們來看看他是怎樣解釋的。
《社會契約論》節選
論投票
一般事務得到處理的方式能夠充分反映出民情的當前狀況以及政治體的健康狀況。集會越是和諧，也就是說人們的意見越是趨於全體一致，就意味著普遍意志越是處於支配地位。而漫長的辯論、紛爭、騷亂則表明個別利益在上升，而國家在衰落。
當兩個或多個等級出現在國家的建構中，上述情況看起來就不是那麼明顯。譬如在羅馬，顯貴和平民的爭吵經常在公民大會中製造混亂，即使在共和國的鼎盛時期也是如此。但是這一例外更多的是一種表象而並不是真實情況。因為在當時，由於政治體的內在弊端，可以說在一個國家中有兩個國家；上述規則對於這兩個國家在一起時是不真實的，但在各自單獨存在時則是真實的。
事實上，即使在最動盪的時期，如果元老院不捲入其中，人民的全民投票總是能夠以最大多數票平靜地通過。公民們只有一種利益，人民也只有一個意志。
（庫里亞大會，古羅馬公民大會之一）
在另一個極端，也存在著全體一致的情況，這就是當公民們陷入奴役，喪失了自由和意志時。這時，恐懼和諂媚把投票轉化為歡呼，人民不再商議，他們只會讚美或詛咒。這就是在皇帝們的統治下元老院發表意見的卑劣方式。有時他們這樣做時會帶著某種可笑的謹慎。
塔西佗曾指出，在奧東治下，元老們以種種咒罵攻擊維提留斯，但同時又裝模作樣製造出可怕的喧囂，目的是，萬一維提留斯成了主子，他也無法辨別他們當中的每個人都說了什麼。
有一項法律，依據其本性要求全體意志的同意，這就是社會契約。因為公民聯合是世界上最為自願的行動；人人生而自由並且是自己的主人，沒有人能以任何可能的藉口不經他同意使之屈服。要決定奴隸的兒子生而為奴，那就是決定他生來就不是人。
如果在簽訂社會契約時出現反對者，他們的反對並沒有使契約失效，不過是讓他們自己被排除在契約之外。他們是公民中的異族人。當國家建立時，在這個國家居住即意味著認可這個國家，居住在國家的領土中就是服從它的主權者 。
除了這一初始契約，大多數人的投票總是對所有其他人都產生約束，這是契約本身的結果。但是人們會問，一個人怎麼會是自由的，又被迫服從不是他自己意志的意志。反對者如何是自由的，同時又服從他們並不同意的法律？
我的回答是，這個問題問錯了。公民要同意接受所有法律，甚至那些未經他同意而通過的法律，以及那些如果他敢於違背而會懲罰他的法律。國家所有成員的明確意志就是普遍意志，正是藉助它，他們成為公民，並且是自由的。
美國《獨立宣言》
當有人在公民大會中提出某項法律時，事實上，擺在公民們面前的問題不是他們是否同意或拒絕這一提案，而是這一提案是否與普遍意志也就是他們的意志一致。每個人在投票時對這個問題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從選票的計算中可以得出普遍意志的宣告。如果與我的想法相反的看法取得了上風，這僅僅表明我搞錯了，我認為是普遍意志的東西其實並不是。而如果我的個別意見取得上風，那麼我將做的就不是我自己願意做的事情，而我也就不是自由的。
確實，這表明普遍意志的所有特徵仍然體現在大多數人那裡；如果不復如此，那無論人們採取哪種立場，都不再有自由。
至於足以宣告普遍意志的應有的選票比例數，我也給出了可以作為依據來判斷的原則。一票之差打破了平等，一個反對者打破了一致同意，但是在一致同意和雙方均等之間有很多不均等的劃分方法，根據政治體的狀況和需要，我們可以將其中的任何一種設定為合適的投票比例數。
兩個普遍準則可以用來規範這些比例：一個是，商議越是重要和嚴肅，取得上風的意見應當越接近一致同意 ；另一個是，所涉及的事務越是需要迅速得到處理，就越是應該縮小在不同意見之間進行投票時所規定需要的差額。在必須立刻決斷的商議中，一票之差就夠了。第一個準則更適合於制定法律，而第二個原則適合於確定具體事務。無論如何，將兩者結合起來，可以為宣告決定所需要的多數確定最好的比例。
論選舉
就君主和官員的選舉而言，正如我前面說到的，這是複合的行動，可以兩種方式來進行，也就是選舉和抽籤。這兩種方式在不同的共和國被採用過，在威尼斯大公的選舉中，我們現在仍然可以看到這兩種方式複雜的結合。
孟德斯鳩說：“通過抽籤來選拔源於民主制的性質。”我承認這一點，但何以如此？他繼續說：“抽籤是一種不會讓任何人痛苦的選舉方式，他讓每個公民有著可以為祖國服務的合理期待。”但其原因並不在這裡。
（雅典民主制）
如果我們注意到選舉領導是政府而非主權者的職能，我們將看到為什麼抽籤的方式更符合民主制的性質。在民主制中，行政的行動越少，行政就越出色。
在任何真正的民主制中，官職不是一種福利，而是沉重的負擔，因此不能公正地強加到這個人而不是那個人身上。只有法律能夠把這個負擔強加給那個被抽籤選中的人。因為那樣的話，條件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選擇不依賴人的意志，也就沒有個別的運用會損害法律的普遍性。
在貴族制中，君主選擇君主，政府通過自己來保存自己，投票選舉在這裡是很適合的。
威尼斯大公的選舉非但沒有消除這一區分，反而是予以了證實。這種混合形式就適合這樣一種混合政府。把威尼斯當成真正的貴族制就錯了。如果人民在這裡沒有任何參與政府的權利，那貴族在這裡就是人民。大量貧窮的巴拿波特從來不會獲得任何官職，其貴族身份僅僅在於空洞的閣下頭銜和參與大議事會的權利。
這個大議事會像我們日內瓦的普遍議事會一樣人數眾多，其傑出成員也不比我們最普通的公民有更多特權。可以確定的是，去除兩個共和國的極端差別，日內瓦的資產者與威尼斯貴族完全對應，我們的本邦人和居民對應威尼斯的市民和民眾，我們的農民對應於威尼斯陸地上的臣民。
總之，我們無論以哪種方式審視這個共和國，除了其幅員的廣大，其政府並不比我們的政府有更多的貴族制特徵。兩者的全部差異在於，由於我們沒有任何終生領袖，我們不需要採用抽籤的選舉方式。
（西方文明的源頭古希臘民主制）
在一個真正的民主制中，通過抽籤進行選舉並無多少不便之處，因為在這裡，所有人既在道德和才華上也在行事準則和財富上是平等的，選拔結果變得幾乎無關緊要。但我已經說過，世上並沒有真正的民主制。
當選拔和抽籤結合起來時，前者應該用於需要特定才華的職位，譬如軍事崗位，後者適宜於那些只要頭腦健全、公正正直就足以勝任的職位，如擔任法官，而在一個建制良好的國家，這些品質是所有公民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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