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唐德宗李適要下“罪己詔”？
《罪己詔》是古代帝王用來召示天下，作“自我批評”的公開文告。其起源甚早，有名的說法是“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大意為：夏禹王、商湯王敢於向天下檢討自己的過錯，其國家當然會興盛；而夏桀王、商紂王只會把自己的過錯諉罪於別人，其國家的滅亡是一定的。
禹湯之後，周成王、秦穆公、漢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等，也曾頒佈過《罪己詔》。在中國歷史上，能頒發《罪己詔》進行“自我批評”的皇帝屈指可數。因此，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罪己詔》。
一般來講，在國家發生危難時，天子發佈《罪己詔》；歷數由於自己的種種不是，帶來了天災人禍，進而得罪了天下云云。用以籠絡人心。意為天子要與天下百姓同舟共濟，共克時艱，使國家轉危為安。《罪己詔》從另一個方面也讓人明白，即使貴為天子，也不可為所欲為，上有蒼天監視著。
如此多的《罪己詔》，一時無法一一分析，只好先了解一下唐德宗的《罪己詔》。
安史之亂後，唐朝的中央政府失去了權威，藩鎮割據的局面己經形成。各地節度使紛紛擁兵自重，不把中央放在眼裡。很多節度使的子弟在父親或兄長死後，就策動手下將領擁戴自己繼承父兄職位。這無異於剝奪了中央政府的“人事任免權”，唐天子在心底裡當然不能容忍這種局面。無奈中央實力不足，不得不姑息遷就。因此，各藩鎮在唐中期以後，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唐德宗李適繼位後，決心改變這種局面，重建中央權威。公元781年，恆州節度使李寶臣和青州節度使李正已去世。唐德宗拒絕了兩節度使兒子繼承職位的要求，結果導致河朔四鎮（幽州、恆州、魏州、青州）聯合起兵，宣佈脫離中央。接著汝南節度使李希烈也趁機宣佈獨立，甚至自行稱帝。唐德宗詔調全國兵馬，先行討伐妄自稱帝的李希烈。
從理論上講，唐德宗李適重樹中央權威的做法無可厚非。無奈李適本人有雄心而無大略；詔軍勤王，卻又不肯出錢犒賞士兵，結果引發了“涇師之變”（從涇原地區調集的平叛部隊途經長安，見皇帝不肯出錢犒賞，遂絕望生怨，怨恨生怒，怒而發生兵變）。兵變後，李適方才下令急運二十車金銀財寶犒勞軍隊。可惜，遲到的恩典無法制止己起的兵變，涇原之師佔領了長安。唐德宗李適不得不像他的曾祖父唐玄宗李隆基一樣，倉惶出逃。國家再次陷入內亂之中。本想打擊藩鎮勢力，重建中央權威，由於處置失當，結果求榮取辱，給天下帶了更大的災難。
在痛苦的現實面前，唐德宗接受了翰林學士陸贄的建議，頒佈了《罪己大赦詔》。這篇由陸贄起草的《罪己詔》，選在興元元年正月初一發布，“赦書日行五百里，佈告遐邇，鹹使聞知”。詔書歷數了德宗自己的罪過，稱：“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上累於祖宗，下負於黎庶”。除了“自我批評”外，詔書還赦免了很多叛亂將領，顯示了天子的通情達理，寬厚仁慈；表示了陷國家於內亂的責任不在別人，“罪實在予”。這篇《罪己詔》情真意切，很有感召力。頒佈後，“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不少叛亂軍隊歸順了朝廷，內亂局面得以控制，國家得到了暫時的安定。誰說文字沒有力量，唐德宗這篇代筆的《罪己詔》，就起到了挽救危局的作用。
儘管唐德宗不是一代明君，不得己頒佈《罪己詔》換來的安定局面，也沒有維持多久。在他的統治下，衰敗的唐王朝不但沒能實現“中興”，反而更加衰敗了。但《罪己詔》的作用，卻不能因為唐德宗的無能而被抹殺。恰恰相反，它說明；在國家出現危難之際，如果統治者能以公開的方式，認真檢討自己的罪過及帶來的危害，就能換來廣大士卒黎庶的諒解和同情，就有可能挽狂瀾於即倒，扶大廈於將傾；變覆舟之濤為載舟之水。明君以《罪己詔》為契機，可以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庸君亦可以用《罪己詔》換來短暫的安寧。儘管最後的結果不可預測。
（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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