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鶚（1857年10月18日 —1909年8月23日 ），江蘇丹徒（今江蘇省鎮江市丹徒區）

劉鶚是清末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

民國時期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老殘遊記》

劉鶚故居位於淮安城內勺湖東南的高公橋西街上

劉鶚出身於官僚世家，其曾祖父劉克嶷、祖父劉文壽先後考中進士，一直以做官作為正業，他的父親劉成忠是咸豐二年（1852）進士，散館入翰林院，曾任御史、河南汝寧府（府治在今河南省駐馬店市汝南縣，區域主要包括今河南省駐馬店市大部分及信陽市部分地區）知府、南汝光道（治所在信陽州，領南陽府、汝寧府、光州）道臺，官二代的身份給了劉鶚在官場上交遊應酬的便利通道。劉鶚於是在科舉考試中失敗後投效河工，得到山東巡撫張曜的賞識，後來又由於山東巡撫福潤的保舉，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赴總理衙門經過內部考試，得以知府官銜被任用，這一年劉鶚已經39歲。

中年劉鶚半身照片

從官二代的身份角度來看，劉鶚個性放曠不拘，不中繩墨，所作所為所見也不同於流俗。他早年就曾於揚州（今江蘇省揚州市）行醫，後又改行經商，28歲曾在江蘇淮安開過菸草店，31歲又在上海開過書店，但這些創業項目最後都因經營不善而倒閉。

劉鶚青年時代的商業活動，就算最終沒有倒閉，說起來也都是小打小鬧，待他獲得了官身之後，他有了一番關於商業的宏圖大志要展布。

馬關條約

適逢其會，清朝在甲午戰敗之後充滿了「臥薪嚐膽」、「變法圖強」的振奮氣息，其中一項重要的富國強兵的舉措就是鐵路建設。就在劉鄂當上知府的這年十月二十日（1895年12月6日），督辦軍務處上奏興建津蘆（天津到北京西南郊蘆溝橋）、蘆漢（北京西南郊蘆溝橋到漢口）兩條鐵路的計劃，由於清政府的財政本來就捉襟見肘，《馬關條約》又需要賠償日本2億兩白銀（外加後來的“贖遼費”3千萬兩），朝廷很清楚自己無力撥款修建鐵路，於是，在當日下達的諭旨中朝廷這麼說：

至由盧溝南抵漢口乾路一條，道里較長，經費亦巨，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千萬兩以上者，著準其設立公司，實力興築。事歸商辦，一切贏絀，官不與聞。如有成效可觀，必當加以獎勵，將此宣諭中外知之。——《清實錄》，第56冊，P944

這是清朝政府第一次將重大工程項目招商承辦，一句話，就是

朝廷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

但是當然也不是阿狗阿貓誰都可以搞，朝廷在上諭中設置了門檻，那就是能集股1000萬兩白銀，否則免開尊口，走好不送。

1000萬兩白銀相當於清朝全年財政收入的10%到12%，這無疑是一筆鉅款，但是反響還是很踴躍，廣東在籍道員許應鏘、廣東商人方培垚、國子監學生山東人呂慶麟以及我們本文的主角總理衙門廳局級幹部劉鶚都報名參加投標。

清朝中樞雖然在後世看執政能力和財政方面的水平也不咋的，但是畢竟不是傻子，你說有1000兩白銀就有1000萬嗎？另外，清政府對有關國計民生的鐵路，很在意必須沒有洋商入股，這一點是需要重點「詳加體察」的。

辦法很簡單，驗資！

這個工作交到了時任直隸總督的王文韶和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身上。

三月二十六日，王文韶、張之洞會銜致電督辦軍務處，要求許、方、呂、劉四人迅速趕赴天津和武昌，以便當面詢問考察。

王文韶也是咸豐二年的進士，和劉鶚的父親是在清朝關係密切的所謂「同年」——只是官運比劉鶚父親好得太多——而劉鄂本人其實通過王的侄子王稚夔與王文韶有一些私人關係和淺層次的勾兌——前一年，劉鄂就帶了5萬兩銀子和大量字畫在京城打點各路神仙，跑到同鄉翁同龢這裡被嚴詞拒絕，王文韶多少還是笑納了。

但是，王文韶的處事處事風格當時就有評價：

透亮圓到，有琉璃球之稱，遇事不持己見。（《賓退隨筆》）

當時京師士大夫還給王文韶起了一個“油浸枇杷核子”的外號：

蓋甚言其滑也，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為滑殆有不可以方物者。（《清朝野史大觀》）

王文韶（1830—1908），清末大臣。官至政務大臣、武英殿大學士。

因此之故，雖然和劉鶚之間表面關係還算不錯，王文韶還是在三月二十八日給張之洞拍了這樣一個電報：

呂、劉，先後到津。呂，山東人，來京開堆坊一、飯莊一，

欺謾是欺騙、矇蔽，渺茫是機率微小，總之就是劉鶚不實在，靠不住。

兩句話，王文韶直接就把劉鶚給賣了。當然，話說回來，王文韶的初衷固然可能是不想被老鐵家的熊孩子劉鶚的欺騙行為牽連，出於自保的目的，但就事論事，也算得上是公事公辦，嚴格履行自己的職責。

接到王文韶來電的張之洞已經不願意再見劉鶚，稱其“無庸來鄂”，但是劉鶚卻興沖沖地來到了武昌拜見張之洞。

張之洞和劉鶚見面之後，毫不客氣地直接詢問劉鶚募集款項已經有多少數目？劉鶚大言不慚說已經有了1000萬兩。張之洞指出蘆漢鐵路工程浩大，1000萬不夠，劉鶚說可以由現在參與投標的4個人每人出1000萬共同辦理。張之洞對所謂4人合辦不以為然，詢問劉鄂能不能再多募集資金。

鐵路乃有利益之事，開辦之後，股分（份）必旺，不患無股分。

估計話說到這裡，張之洞已經認同王文韶劉鶚欺謾、渺茫的評價了，但是接下來劉鶚拿出了一個白字黑字的證明文件——上海履祥洋行所保一千萬華股保單。

這個所謂的『上海履祥洋行所保一千萬華股保單』，在另外的場合又被稱為『從履祥洋行借洋債為資本所立一千萬合同』、『上海履祥洋行存放知府劉鄂蘆漢鐵路股本一千萬兩』，在劉鶚這裡，保單、合同、存款證明、授信額度諸多概念張口就來、說變就變，這一方面可能是由於包括張之洞等在內的參與者、記錄者對近代金融概念本身不熟悉，表述上有偏差，但最大的可能其實就是劉鶚本身根本沒有這所謂的1000萬兩，只是空手套白狼，忽悠張之洞。

張之洞（1837—1909），晚清名臣，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

張之洞隨即向上海道黃祖絡發去電報，請求協助查實劉鶚資產證明的真實性，電文如下：

致上海江海關黃道臺：上海有履祥洋行存放知府劉鶚蘆漢鐵路股本一千萬兩，聲明無洋股在內，請詳查是否屬實。該洋行所操何業？是否殷實？行主何名？能簽押出字據保認，乃可為憑？望速查復。洞。洽。

電文中間接反映出來的劉鶚向張之洞陳述的具體細節其實在商業上更不可解，退一萬步存銀如果實際存在，也只是數量，『洋行』又何以能夠出證明來保證這是純粹的『華股』而沒有『洋股』在內？

上海道接香帥囑託，自然不敢怠慢，派出專人詳細詢問了履祥洋行行主，之後向張之洞覆電。上海道的這份覆電使得劉鶚爭辦蘆漢鐵路的真相和盤算暴露無遺：

這位洪都百鍊生其實根本沒有什麼錢，他的計劃是先用洋行的「證明」從政府這裡把蘆漢鐵路項目承攬下來，再拿著這個項目向外國銀行貸款，在兩方面都沒有落實的情況下，視同既成事實分別對兩方面做承諾，說白了就是『空手套白狼』。

上海道的電文如下：

洽電敬悉。遵派員詳詢履祥洋行行主貝履德。據稱，該行在滬系伊獨開，專做頭生意。劉守鶚系素識，曾與商議，如稟準有承辦蘆漢鐵路明文，由伊行轉向外洋湊借一千萬兩，非真有股本存在伊處。現既未奉有核準明文，伊更不便籤押保認等語。查劉守在別埠有無招有股本未可知，惟履祥洋行開設未久，局面不大，縱使轉借洋股，恐亦未可靠。謹復。祖絡稟。號。

事到如今，不難看出，劉鶚此舉其實是一個膽大包天又粗糙不堪的騙局，套用現代的概念就是偽造財務文件開具虛假資產證明騙取項目的承攬權。

接到上海道覆電的張之洞臉上笑嘻嘻，心裡MMP：

不但文藝青年不靠譜，文藝中年也不靠譜，空手套白狼套到我香帥這裡來了！

但是，劉鶚這樣的人也有自己的深厚官場人脈，至少一時也摸不透他背後有什麼神通廣大的人物，因而張之洞不為已甚，並沒有將事情鬧大。

最後，許、方、呂、劉四人都被淘汰出局，蘆漢鐵路由四品京堂候補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的盛宣懷擔任督辦大臣統籌修建運營事宜。光緒三十二年（1906）4月，連通中國南北的第一條鐵路幹線蘆漢鐵路建成通車，湖廣總督張之洞與此時擔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共同主持驗收。

蘆漢鐵路後改名為京漢鐵路、平漢鐵路

劉鶚的後人和一些研究者，出於對劉鶚的尊敬，將他申辦蘆漢鐵路不成的原因歸咎於盛宣懷嫉妒劉鄂的才能排擠不遺餘力或者張之洞對民間商人辦鐵路存有不正確的偏見。

通過此文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後，我們可以發現，這些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羅織，劉鄂謀事不成的最根本原因在於他本人從一開始價值觀和方法論就是完全跑偏的，其錯誤與其他主事者或者競爭者毫無關係，這一事件中他的疑似詐騙的所作所為也沒得好洗。

後來光緒二十三年（1897），註冊於英國的英意合資的福公司同山西當局簽訂攫取採礦權的《請辦晉省礦務借款合同》五條和《請辦晉省礦務章程》二十條，其中也涉及向劉鶚行賄，後為平息因為礦權被外人掠奪而激起山西民憤，清政府將劉鶚革職。

《天下無賊》中劉德華的臺詞

偉大的作家就一定是好人嗎？至少在這件事上，劉鶚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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