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9月11日，王建堂出生在四川北川县曲山场，父亲王者成是曲山场上的一个小商人，民国初年从德阳市绵竹县搬来曲山场定居。王者成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还特别喜欢唱川剧，是当时川西坝子有名的川剧老生票友，这让四方八邻的群众都尊称他为“者大爷”。
图注：送子出征
王者成夫妇养育了三子两女，虽然也属城市贫民家庭，但大儿王建堂7岁时，还是被送入私塾读书。王建堂13岁时，因家贫，随舅舅到内江二中和江油中学读过高中，19岁时进入当时军阀所建的“江彰文学院”读过三年大学，后因该院停办，才缀学回曲山老家教书，还在曲山场的的民教馆（相当于现在的文化馆）当过管理员。
1937年，日寇全面入侵中华大地，武汉快要失守时，王建堂决定约上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去抗日。这一呼百应，原本只有百来户人家的曲山镇街上，就有百余年轻人加入抗日队伍。他们推举王建堂为首，取名“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
图注：关于“死”字旗的舞剧
就在王建堂这支队伍出发前，在安县（当时曲山场属安县辖区）参加县政府举行的抗日誓师大会，忽然见到当时的县长拿出一面“死”字旗。原来，这面“死”字旗，是父亲王者成从曲山邮寄到安县政府，请求转交给大儿王建堂。
这面宽大白布上，王者成在正中写着一个斗大而苍劲的“死”字。左方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右角题写勉励儿子话语：“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上尽忠。”
抗日誓师大会召开时，正值隆冬，天上还飘着毛毛细雨。会散后，父老乡亲都久久不愿离去，他们攥着拳头，捶胸顿足，希望自己的儿子、丈夫能够将日寇驱逐出中国，重还中华大地安宁。”
图注：死字旗
1938年3月，王建堂身带这面“死”字旗请缨抗日之事，被当时的成都《新新新闻》以“模范父亲”——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为题刊登发表。
王建堂等在开赴重庆后，被编入川军29集团军，师长李党。8年抗日战争，王建堂有七年都冲锋在生死前线，主要转战在湖南、湖北洞庭湖一带的抗日战场上。看着自己的川军战友，穿着草鞋短裤，一个排30几个的冲上去，只留下几个回来，又是一批30多个战士冲上前，甚至一个都没回来，接着又是一批二十多名战士冲上前，拼命抗击，还是没回来几个。经过大大小小的数十次战役生死考验，王建堂负伤四次，多次立功授勋，其中甲级功勋两次。王建堂也在国民革命军第29军（川军）第四十四军中，先后担任过排长、副官、连长、司令部参谋、副营长等职，并数次担任敢死队长。尤其是1940年，时任排长的王建堂，带领一排士兵，成功夜袭驻守湖南茶陵县城的日寇。在随后日寇援军反攻夺城战斗中，王建堂指挥士兵拼死守城，激战一昼夜，直到日寇撤退。在这场战役最后的肉搏战中，王建堂左肩被日军刺刀刺成重伤。
图注：川军誓师大会
1940年，王建堂接到家信说，四川军管区给王家送来一道题字“父义子忠”的光荣匾。父亲王者成感到很光荣。
正当王建堂在战场上命悬一线时，家中也发生着巨变。抗日出征时，年已25岁的王建堂在家已为人夫为人父，可自从1940年后，家里再也没接到王建堂的音信，家人悲痛地以为王建堂已为国捐躯。母亲不忍年轻的王建堂媳妇守寡终老，就让儿媳带着年仅几岁的女儿回了绵竹乡下娘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王建堂借养伤之机会回老家，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经被母亲劝走之后，愤怒地要拔出腰间手枪，冷静下来的他想到这几年自己音信全无，妻子走了这样也好。
抗日战争结束前夕，再次离开老家的王建堂，因战功卓著，又是军中“才子”，被保送到中国文学院进修。期间，王建堂到南京的医院里养伤，和当时著名作家张恨水同住一个病房。那段时间，本来就热爱文学的王建堂受张恨水的影响，文学修养进一步提高。
图注：川军出征
1950年1月，盼望和平，渴望回家娶妻生子的王建堂，在成都参加了起义，并于1950年2月，请求返乡。由军管会签具起义证明书和介绍信，并发放归家大洋，王建堂回到了曲山场老家。王建堂文化高，政府安排他到曲山小学任校长，但当时的该校校长是他的朋友，他不愿同朋友抢工作，拒绝了。后又安排王建堂去北川通口镇市管会（现工商所）工作，但因当时山路不通，回家困难，离家多年的他不愿再轻易离家，又没了下文。从那以后，王建堂开始了漫长的艰难谋生路，他埋过死人，当过泥工，68岁时还在帮别人家翻修瓦房。
图注：川军魂雕塑
难以例外的是，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官的王建堂，也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曾被当做“残渣余孽”摆过“活展览”。王建堂重新娶妻生子成家的普通心愿落空。“曲山场的老百姓大多知道王建堂带着‘死’字旗抗日的英雄事迹，批斗王建堂时只是走走过场，做做样子。”回到曲山镇的王建堂一直独身一人，孤家居住在政府分配的小公房里。但他并不孤独，因为有不少青年和小孩，总喜欢听王建堂讲故事。即使晚年无力劳动时，王建堂仍每天坐在离家不远的曲山街边小店前，以干面饼一个、白酒一两小酌一天。但王建堂从不与人聚餐饮酒。王建堂身旁总有路人邻居相伴，听他讲各种有趣的故事，包括北川当地的风土人情要事掌故等。
图注：王建堂像
王建堂从不在外面摆谈战场上的事，偶尔在家人面前提到，也只是很平淡地说说。他说他一生有五件值得炫耀的事：第一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父亲王者成向他授“死字旗”；第二是抗战期间，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给他授过两次立功勋章；第三是在他当排长时，因团长指挥失误，他打了团长一耳光，团长当时要枪毙他，后来师长、军长亲自出马说清，说他杀敌英勇，不能杀，他才死里逃生；第四是他在疗伤期间，到中国文学院学习时，和著名作家张恨水同住一床，在文学上受益匪浅；第五是他到天津参加接受日本人投降。
1992年，王建堂身患喉癌。王建堂弥留之际，医生已不敢到家里给他看病，王烈勋和哥哥王烈军只能找来兽医，面对瘦骨嶙峋的王建堂老人，兽医都找不到打针的血管了。王建堂示意王烈勋在床头拿来纸笔，让他在纸上胡乱的写了一阵，经过辨认，发现他在纸上写下了“打，我不怕”几个字。王建堂去世后，拉到绵阳市殡仪馆火葬，骨灰也寄放在那里。主人公原型和死字旗在抗战剧《壮士出川之铁血征途》电视中出现过。死字旗在抗战剧《川军团血战到底里》出现过。
图注：川军在淞沪会战中
我们很难想像得出近百年前这位白发老父是在怎样壮怀激烈的豪气下书写了这面“死”字大旗，也很难想像得出老父那只饱经沧桑的手在握住斗笔时是怎样的抖动和一挥而就或是浓墨重笔！但是可以肯定，老父在写出“死”字和“死时裹尸”的句子时，老父的胸怀是何等的气度、何等的惨痛又是何等的悲壮！
何为川人之魂？这魂是一种家国情怀—这是父亲王者诚赠给将赴抗日前线的儿子王建堂的“死字旗”的大义；这魂是一种英雄气概—这是王铭章将军所部官兵战至最后一人的悲壮；这魂也是一种团结精神—这是22万川人用血肉之躯铸就出新津机场的坚韧……这场战争，川人贡献的不仅是340余万将士，居全国之首的钱、粮，也是为中华民族之魂，注入了一种强大而丰富的滋养。（彭忠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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