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佔有的前提下擁有生活！” 2018 年 12 月 14 日下午，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的關於城市治理的講座結束後，牛津大學人類學教授項飆應要求，在“粉絲”遞過來的《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書的扉頁，一併寫下了這句贈語。
有“粉絲”很快想起，“敢於不佔有，在不佔有的前提下享受生活，精神昂揚地過好每一天，這也許會是這個時代的最大的革命”，正是項飆為《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利》中文版撰寫的導讀的最後一句話。
《掃地出門》作者是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該書揭示了美國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的貧民區問題和大規模驅逐現象，榮獲了2017年的普利策獎。
項飆 1998 年從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畢業，《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是他的畢業論文，當時即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作為一名溫州人，他從本科二年級開始，便在北京南苑的“浙江村”做田野，調查這個獨特的外來人社群的形成、發展和變化的歷史。
進入牛津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學位後，項飆將視野拓展到全球範圍的人口流動和勞工研究，包括《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中的印度勞工研究、東南亞的人口流動，和新近關於中國東北的勞務輸出研究。
半個月前一到北京，項飆便受邀開展一系列講座分享活動。除城市治理的講座之外，13 日他還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分享了《懸浮：流動、期望和社會成長》，闡述了一種普遍的國人 “懸浮” 心態；20 日，作為清華高等人文社科研究所的系列講座之一，《出國打工：商業化、行政化和“社會上的人”》一講，通過東北出國勞工和中介公司的案例，討論了“社會人”如何被秩序化的過程。
《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為大家整理了項飆系列講座中最精彩的內容，它們涉及這些問題：為什麼說中國人普遍存在一種“懸浮”的心態？北京的流動人口疏解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發生了什麼變化？社會的高速流動和無序的背後，又隱藏著怎樣的秩序化過程？
“懸浮”的國人：每一趟車都是末班車
什麼是“懸浮”？項飆簡單下了一個定義：“懸浮”是這樣一種狀態，人人都忙著工作，忙著追向一個未來。與此同時，當下被懸空了，除了作為指向未來的工具，沒有其他意義。努力工作並非因為喜歡這份工作，而往往是為了攢夠錢，從而今後就再也不用幹這份工作。
他列舉了各種例子：
一位出租車司機認為身體健康是以後考慮的事情，現在要趕緊賺錢。
1994 年在東莞，民工如“蜂鳥”般頻繁跳槽，跳槽成為他們解決宿舍、車間工友矛盾，工作乏味疲憊等問題的唯一方式。在“趕快跳槽、趕快賺錢，積蓄儘量多的錢，以後不用再當民工”的思維下，極少有人直面問題，試圖改變工友關係、工廠管理方式等現實狀況。
在東北，有出國務工人員被中介騙了 6 萬多中介費，因此被同村人或朋友嘲笑，而並不會有人幫他找中介論理。因為每個人都默認了“要趕快賺錢”，“你沒有賺到便是能力不夠”的邏輯，大家也能夠理解中介騙錢也是為了賺錢，“你被騙，說明你玩不過中介”。
在今天，大學老師“青椒”有時明明知道自己寫的文章沒什麼意思，卻不得不努力完成發表任務，告訴自己：“等五年之後，再做真正有價值的研究，現在先不要問太多問題。”原本大學教師應該是最有保障，最能從容思考當下，不僅自己思考，還替代他人思考的職業，但現在也前呼後擁、迫不及待地把當下的自己懸置起來。
項飆還做了一個“工作洞”的比喻：每個人都迫不及待地追向未來，現在的工作沒有意義，但需要使勁工作，趕快跳出去。
而大家想象中的“未來”是含糊的，某種意義上具有自欺欺人的成分。人們不是因為對未來有追求，所以選擇放棄當下；而是首先認為當下沒有意義，然後告訴自己，當下所做是為了未來；但究竟是什麼意義上的未來不太重要，或者說，未來必須就是模糊的。
今天的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上，不同群體之間的差距在擴大。但是在意義層面，不同階層好像共享著同樣一種話語世界和情感結構。
“焦慮面前，人人平等”，項飆注意到：“越富有的人，可能比低收入群體的焦慮還要嚴重；尤其中產階級，似乎整天生活的主題就是焦慮。”
那麼，為什麼大家普遍處於“懸浮”狀態呢？這需要從兩個看似相悖的面向，即“平等參與到一個不平等化的社會經濟過程”來理解。
經過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國人佔有的資源基本上較為平等。而伴隨著改革開放，尤其是 90 年代初期，全面的私有化經濟過程展開，一種普遍的競爭思維形成：在意識形態上，大家覺得自己和別人一樣，都認為自己有能力、有機會進入到原始財富積累的遊戲，輸了都不服。
與此同時，當社會的不平等在加劇，巨大的焦慮和恐懼開始形成，人們爭先恐後要“上車”：每一趟駛過的車，都是末班車。
另外，“懸浮”心態也與一種線性的歷史想象密切有關，人們覺得歷史必然會越來越好，“進步”是存在的意義來源。社會主義時期，整個社會都在奮發前進，強調趕超；到了今天，這種想象依然存在，不過徹底個體化了，歷史進步變成了物質改善。
由於“懸浮”，一種悖論式的現象在中國上演：
一方面，中國有著數目龐大的、活躍的、精力旺盛的個體，從個體經濟行為來看，如努力工作、安排理財，大家的能動性非常強；我們社會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很多變化，變得十分豐富、複雜。
但在另一方面，變化主要來源於帶有偶發性的技術，例如微信、支付寶等的普及。社會自發的力量基本上被“掏空”，每個人都忙於即時解決當下的問題，忙於向前看，而很少激發出結構性的改變。
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印證了撒切爾的說法：“沒有社會這回事，只有個體和家庭。”
此外，新保守主義也開始興起。生活方式表面上越來越多元、開放的背後，近年來，國人在性別、婚姻和家庭方面卻不斷趨於保守。
項飆提到了全國各大城市公園的相親角：“在我讀書的時候，這是不可想象的，會覺得父母介紹對象，太掉價了吧。”
在當年同樣不可想象的是，今天的許多畢業生，第一就業選擇是公務員、國企。“似乎形成了一種統一的秩序，對我們的人生規劃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當然，近來也出現了諸如深圳“三和大神”一天工作、三天休息，以及青年“喪文化”這樣的特殊現象。在項飆看來，這些在各方報道中多多少少被視作“重大隱患”的人群，或許正在進行一種對“懸浮”的“反動”，對現行秩序的挑戰。但他強調這一結論需要實地調查驗證。
“懸浮”不是一個穩定的結構，它存在於特定的歷史階段，項飆補充說，提出“懸浮”，作為一種“景象式”的、相對模糊的分析性概念，是希望這個概念變成大家都能夠運用、能夠去重新思考自己生活的工具。
流動人口和城市治理的新變化
除了“懸浮”之外，另一個核心關鍵詞是“流動”。這是從早期的“浙江村”研究，到全球性的人口流動和勞工研究，項飆一直關注的問題。
去年以來，“浙江村”成為社會關注度很高的地區。關於這次流動人口疏解，項飆第一次在公共演講中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一些流行觀點認為，這體現了戶籍背景下的歧視性政策，是全球性“士紳化”的中國城市表現，但他並不全然認同。
基於早期的調查，項飆認為，在形成大紅門地區的“浙江村”和服裝產業集群之後，最初於 1995 年，的確開始出現了“士紳化”的趨勢。當年，在大規模疏解外來人口的同時，大興縣和豐臺區宣告了新的大紅門發展計劃，政府聯合投資興建“大紅門服裝城”。
外來人口迅速回歸，在政府建設的規範化服裝市場工作。不過，物理形態的正規化的“樓”的內部，依舊是個體經營的方式和非正規的商業關係，包括背後的家庭式小作坊生產方式。
這個階段的疏解，實質上是地方政府資產轉移和資本積累的手段。當外來人口把一塊地方“做活了”，地方政府通過疏解把非正規市場轉為正規，從而可以收取租金和其他收益。疏解也因此具有循環性：一邊疏解，一邊招商，人越來越多。
在市場正規化的過程中，小型作坊不斷外遷。原來為浙江村的溫州人打工，後來也開始承包小規模生產的安徽、河北等外地人，在“浙江村”外圍延伸擴展。
但與早期“浙江村”人自發蓋造大院，提供社區服務，兼顧安全因素的發展模式不同；在 “正規化形式下的非正規經濟”的模式下，外來人口不能自己為自己提供公共服務，而要往形式上正規的樓房裡搬，結果樓房越建越密集，因兼顧居住和商用的功能，擁擠程度高、安全隱患大，最終釀就了去年的危險事件。
“如果說，1995 年到 2017 年期間的疏解是‘士紳化’的——建造一個正規的漂亮的市場，然後再邀請商戶過來。那麼，這一次是完全不同的。”
項飆提出了一個重要論斷，開始於去年的新的階段的疏解，實質上正是對上一階段，即 1995 年以來、通過疏解進行資本積累的邏輯的反叛。
他通過自己發起的調查發現：對於政府的行動，一般老百姓，甚至大部分被疏解的流動人口，在理性上表示可以接受政府的行動。他們和政府共享了一些關鍵詞，比如“大局”、“升級”和“淘汰”。
“不淘汰低端，就沒有高端的發展。淘汰誰呢？淘汰我們唄。”離開者當然不歡迎如此，但同時也並不認為裡面有不正確性。
他的調查還顯示，因為涉及到政府對資源支配的主導權發生變化，基層政府官員對疏解的懷疑意見反倒更明確。
在新近的北京市總體規劃中，他還發現了一些有趣的表述，比如“安靜”被寫入城市規劃。因為北京要在三環之內建設中央政務區，作為國際形象的展示平臺，空間、綠地和安靜變得重要。
“似乎我們對首都有了新的理解。”項飆在演講中說，“以紫禁城為中心的老北京，將成為一個沒有自發社會生活的中央政務區。這彷彿一種全新的現代式的對於中央權力的想象——宛如機場中的電腦控制中心。”
但作為一個人類學者，他更關注實際的社會效果。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在中央權力收攏的同時，民眾對國家和中央政府的社會道德期望也日益上升。
以“浙江村”的溫州商人為例，他們在改革開放初期甚至之前便出來經商，許多人只是很開心得益於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行動自由，可以自己去“搞一些事情”；固然有混亂和不可持續的一面，但是對中央政府沒有很強期望。
而就此次疏解中老百姓的反應而言，大多數支持政府的行動，認可“正規化”的邏輯；因為如果政府接手處理，大家可能會更為“舒適”。但問題在於，一旦權力收攏，必將導致老百姓的期望上升，而一旦不能維持的話，道德合法性必會受到衝擊。
“萬一有了問題怎麼辦？有沒有必要想象一種更分散的模式？”項飆問道。
“高速流動”與背後的“秩序化”
“流動”常常讓人們聯想到無序和混亂，但項飆認為，過去幾十年高速流動的背後，恰恰還隱藏著秩序化的過程。
比如民工如“蜂鳥”般跳槽背後的珠三角工廠宿舍體制。宿舍往往由地方政府建設，為了引進港澳臺投資而免費提供。由此，工人們 24 小時待在工廠之中，企業主不僅控制了生產過程，而且控制了工人的再生產過程。但也恰恰因此，工人的流動性大大增強，因為工人們很方便跳槽到下一個工廠宿舍，只需要帶上自己的換洗衣物即可。
這看起來是福利，但弔詭便出現在這裡，工廠對勞工的剝削，並不是靠直接的人身控制，它恰恰是通過讓工人高速流動、為其提供速度，而實現對工人的勞動成果的最高效的剝削。因為當勞動力的使用和再生產環節在實質上被分割開來，也就意味著沿海城市和企業主不需要為工人提供更多的長期福利。
還有一個案例來自東北出國務工人員，他們往往被稱為或自稱“社會人”或“社會上的人”。
“小豬佩奇身上紋，掌聲送給‘社會人’。今天，小豬佩奇變成了‘社會人’的自我標識，這是我沒有想到的。這裡的‘社會人’的意思，既有一種叛逆，又有一點瞧不起別人，又有一點無奈……”項飆對流行語的引用，引發了聽眾的鬨堂大笑。
在中國人的日常語境中，“社會人”往往具有貶義色彩，意味著體制外、秩序外的邊緣人。項飆調查的這批東北“社會人”，大部分來自農村，高中畢業來到城市，沒有固定工作單位和穩定收入；他們是城市裡的“新窮人”，但生活方式上和別的年輕人沒有區別，一樣光鮮，而且對未來充滿期望。
在西方，在新世紀走上街頭、參與佔領等運動、要求社會變革的往往是類似的“社會人”。然而，在中國，這些看似不穩定的、可能帶來混亂的“社會人”，實際上卻極為“安分”。
通過對“社會人”出國務工程序的研究，項飆揭示了引導他們的慾望、調整他們的行為的秩序化過程。
出國需要經過一個很長的中介鏈：從分散在各村的“腿”，到鄉鎮上有固定辦公地點的中介，再到被稱為“窗口”的、有正式的國家執照資質、能夠和海外僱主簽訂國際合同的中介。
每一箇中間過程都意味著盈利的空間，利潤便來自這些出國務工人員提交的中介費，大概在 6 萬人民幣左右。
如何理解這筆中介費？項飆認為這並非意味著出國機會的“商品化”，因為簽證不具備交易和流通性；而實際上是一種“商業化”的尋租過程：中介利用某種權力支配關係，向勞工收取租金。
雖然中介是非國家機構，但弔詭的是，中介和勞工之間卻形成了一種擬行政式的、上下等級的關係，並且一層一層向下傳遞到村莊。甚至出現了一種用於控制勞工的“聯保制度”：倘若一個村莊有好幾位受僱於同一企業主的出國務工人員，為了防止勞工跑路，僱主會通過各層中介，下到村莊，向每個家庭施加“連座”式的遣返懲罰壓力。
項飆將這種“商業化”的尋租行為概述為：“利用秩序化來牟取商業利潤”（“making money from making order”）。
一層層的中介過程，造成了一種有序列的合法性。中介不斷強調自己的合法性，甚至窗口公司辦事的談吐，都要模仿公務員，由此，不斷呈現出作為合法性象徵的國家政府形象。
於是，勞工們將國家視為保障自身權利的後盾，出了事，便“找國家”，而非“找法律”。常常出現這樣的情況：勞工們運用法律的文件和語言去上訪，要求中央懲罰地方、指令地方給予賠償。
以上種種看來，“失序”和“秩序”，彷彿悖論式地共存於我們的生活中。
如果把秩序理解為可預測性，那麼失序便意味著各種各樣的突發性；中國底層確實是較為失序的，譬如紅黃藍、天際線等難以解釋的事件的發生。
但是從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似乎又經歷了高度秩序化的過程。
其中，一個重要的指標便是“方便”，例如，人們足不出戶便可以購買任何東西。
“方便”其實是一個政治問題，項飆一針見血地指出，“方便”也是一種懸置，是人們不假思索情況下行為的持續，這導致“我們的生活變得沒有摩擦力”。
“方便”的背後正是秩序化的過程，因為方便必須要有強大的外在權力予以保護。“中國人並不是那麼信任身邊的人，但是對外在的抽象系統充滿了信任，比如網上支付。”
清華大學應星教授也在回應中指出，與西方的“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不同，在中國，當來自個體的自由流動的能量被極大釋放、甚至被加速，人們卻還是像原子一樣，始終沒有自發地形成一個具有自身推進能量的“社會”。
這或許是一個緊迫的問題。在過去四十年，每個人都在快速流動，為了追向未來而“懸浮”，生活裡充滿了機會主義，被高度商業化；人們放棄了直面、直接改變現實問題的努力，忽視彼此之間的聯結，卻日益依賴外部施加的秩序，尤其普遍對政府、國家懷有很強的道德預期。
這種情況下，學者和知識分子能夠做什麼呢？
“如何把民眾的道德期望轉化為一種明晰的語言，從而創造一種制度，來保障政府的道德承諾——這可能是我們能做的一件事情”，項飆在一場講座的最後說道：
“我們無法通過逃離政府來獲取自由，自由需要建立在和政府積極、直接的互動之上。我們至少應當懂得如何去要求，用什麼樣的語言去表達。權利比自由更為重要。”
長題圖為劉小東油畫《人鳥》，來源：《劉小東1990-2000》，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banner圖來源：Visualh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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