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的發展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動力。中國金融改革有何經驗？未來的改革方向又是什麼？
12月28日，在2018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上，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表示，40年中國金融發展最大的貢獻，就是有效地動員起源源不斷的儲蓄，並且創造有效機制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從而支持了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支持了中國經濟高增長。這也是中國金融部門最值得總結的經驗。
李揚表示，剩餘勞動力由農業向工業（工業化）、由農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國有向非國有（市場化）持續轉移，這“三個轉移”是我國經濟能夠保持長期高速增長的關鍵。而這些要素背後全部依賴高儲蓄和高投資的長期並存。
四大因素推動高儲蓄、高投資相互支撐
李揚認為，只有動員起足夠的儲蓄，一個經濟社會方能有較高的投資，方能有長期的經濟高增長。歷史上我國的兩次“躍進”，一次1958年的“土躍進”，一次1977年的“洋躍進”，都給中國經濟帶來了非常大的傷害。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原因就在於，我們沒有形成有效的動員國內儲蓄的機制，來支撐“躍進”所需的投資，換言之，我國的投資超出了國內儲蓄支持的能力，這是非常大的教訓。
（中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
上圖展示了中國儲蓄率和投資率的走勢，它可以大線條地向大家展示這40年發展的的歷史。我們用紅線將這段歷史分為兩段，其分界點就是1994年。回顧歷史，中國經濟的幾乎所有事情，都是在1994年後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在1994年前後，中國發生了一系列非常大的事情，財政、金融、對外部門都發生了根本性的體制變化。從那之後，儲蓄率始終高於投資率，中間的差額就是對外順差，對應的就是外匯儲備的增長。需要警惕的是，這兩條曲線近年來開始接近了，由此導致的很多問題，我們過去都沒有遇到過，需要未雨綢繆。中國為什麼能夠實現高儲蓄和高投資長期相互支撐，是一系列體制、機制變化的共同結果，其中，李揚認為，下列四類因素最重要：
1、改革：激發儲蓄意願
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儲蓄率是很低的。改革開放後，中國儲蓄率加速上升，其基本原因就是，我們通過改革，極大地激發了廣大居民的儲蓄意願。這一目標，在十四屆三中全會之前，主要通過推進漸進式分權改革和大力發展金融體系實現；1993年之後，激發微觀主體儲蓄意願的努力，則全面蘊含在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過程之中。
2、金融“大爆炸”
中國的金融“大爆炸”，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考察：
第一個角度就是利率。宏觀經濟學上，儲蓄和投資的調控因子，主要就是利率；利率上升，將極大地刺激儲蓄，反之則相反；利率上升，將極大地約束投資，反之則相反。正是利率變化對儲蓄和投資產生了相反的激勵作用，我們才能找得到儲蓄和投資的均衡點。回到我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就能看到，在上世紀70年代末，在我國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江浙地區，改革首先就觸發了利率變化，長期扭曲地壓抑在低位上的資金價格，在改革開放不久就放開了，當然，首先放開的是在民間市場，然後，政府認可了市場上的變化，將利率市場化引為改革的主要任務。歸納起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生了一系列使得儲蓄、投資和利率發生變化的因素。比如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比如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傾斜；比如說中國的貨幣化程度不斷的加深，當然也有制度變遷的迅速和由而引發的不確定性的增加。
第二個角度就是金融業的大發展。我記得很清楚，改革開放之初，大家經常說，比較香港和上海，香港是銀行比米鋪還多，所以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我們的目標，就是要使銀行比米鋪多。現在看來，我們的目的達到了。
3、創造人口紅利：長期、持續的人口轉移
如今，很多人討論人口紅利，都較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人口自身上，討論人口總量、人口結構、以及撫養比等等，其實，人口只是一個第二性的因素，需要有相應的體制、機制變化，才能有人口紅利產生。
中國的經驗告訴世人，人口只是第二性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創造讓人口就業、流動、取得收入、發家致富的體制機制，則人口就可以提供紅利，反之，人口結構再優化，也不可能產生什麼紅利。
總之，人口紅利形成的必要條件，是適齡勞動人口能夠就業、尤其是在經濟增加值較高的非農產業中就業。這個過程是通過長期持續的市場化、工業化實現的。其中，非公有制經濟的蓬勃發展，當推首功。大量農業人口進入非農產業就業，將導致就業人口的收入顯著上升並帶動總人口的收入上升，進而引發一個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全部人口的收入上升必將帶來儲蓄增加的效應，而儲蓄的增加又為投資的增加提供了條件，從而形成一個非農產業就業增加、收入上升、儲蓄上升、投資上升、非農產業就業進一步上升的良性循環。我們的金融改革和發展，正是為上述偉大的歷史運動提供了有效的支撐、提供了充分的潤滑劑，有效地引導、潤滑了整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大變化。
4、工業化引領城市化
中國的城市化是工業化引領的。首先是有工業化，人口聚集，然後再發展城市。而不是像一些南美國家先發展城市，人不知道到哪兒去就業，於是產生了大城市病，出現大面積的貧民窟等。近來，很多研究城市化的人認為，中國的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這是中國的問題。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判斷。我們的分析顯示，正是工業化引領，中國才避免了走其他國家的彎路，這正是成功的經驗，這正是中國在大規模的人口轉移過程中沒有發生重大社會動盪的根本性原因。
管理金融風險+推進金融改革
李揚表示，中國金融業未來的發展主要面臨兩大類任務：一是管理金融風險；二是繼續推進改革，為市場經濟深入發展服務。
關於管理金融風險，總書記說，中國經濟經過幾十年的上升期，現在進入了下行清算期。這就是說，今後一段不短的時期內，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很大，與此對應，我們的金融會比經濟下行速度更快的速度收縮，因為“水落石出”，就會不斷有很多不良資產暴露。所以，如果說經濟下行長期化，那麼金融風險也將長期化，於是，管理風險，便成為不可迴避的長期的大事情。在全部金融風險中，高槓杆居於核心地位，正如習主席所說，金融風險的源頭在高槓杆。循著這個邏輯，“去槓桿”就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長期的非常嚴峻的任務。
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對於“去槓桿”給出了新的概括，就是，重新回到了“結構去槓桿”的表述上。這就告訴我們，去槓桿的任務並沒有完成，而是長期化了。剛才朱民在演講中指出了全球債務和槓桿率上升現象，這就是說，對於世界而言，去槓桿都是一個長期的任務，當然，這就成為極為艱鉅的任務。二是繼續推進改革。金融改革現在是拾遺補缺。大致上這七大方面：
1.進一步深化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健全市場化的金融體系，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創造條件。也就是說，現在市場在引導市場化配置資源機制方面還有缺陷，最主要是利率、匯率、國債收益率曲線這幾個基本的資金價格信號還沒有最後理順。
2.資本市場，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顯著的位置用很強的話語說了資本市場問題。談到了在現階段的中國，投資依然要發揮“關鍵作用”。如所周知，投資就需要資金，需要長期資金，需要權益類資金，於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必要性就在投資的必要性上得到了解釋。但是，現在大家都知道，沿著過去的路發展資本市場，已經基本走不通了，所以，我們必須結合中國國情，走一條適合中國的資本市場發展道路。我認為，在中國發展資本市場，不能僅僅依賴股票市場等類似美國的市場結構，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就是，中國的商業銀行的資產中，中長期貸款佔到60%以上。世界上哪個國家的商業銀行中長期貸款有這麼高的比重？這說明，在中國，資本市場的功能在相當程度上是由商業銀行完成的，我們必須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必須讓這樣一個事實法律化、合理化，必須基於這個事實來規劃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我以為，高度重視商業銀行和長期信用機構在動員儲蓄、促進資本形成中的作用，應是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一個特色。
3.監管體系，我們要建立一個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統領的金融監管體系。目前的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並沒有“統領”的功能，我認為，最近幾年國內以及全球發展的諸種事態都告訴我們，值此大變動時代，我們的金融發展和監管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機構來統領、來協調、來綜合，否則，就會出現最近幾年各自為政，監管共振、一加一小於二的問題。
4.金融科技，徹底改造傳統金融，積極應對全球挑戰。目前，在全球競爭中有可能帶領我們突出重圍的，可能就是金融科技了，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點。但是，我們也很遺憾地看到，金融科技猶如前幾年的互聯網金融一樣，也已經有了泡沫化的傾向。這其實就是行政化推動的結果，事實反覆證明，只要行政推動，就一定出泡沫，出問題，我們不能再反反覆覆地犯這種錯誤了，總之，讓市場推動金融科技發展，將為我國未來創造新的國際競爭力。
5.普惠金融，近年來，人民銀行在推進普惠金融發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金融發展到今天，不再是一個只為富人服務的一個行當，它必須要滿足所有人的基本金融需求。
6.發展綠色金融。中央經濟工作會里面提到了“戰略機遇期的新內涵”，其中新內涵之一，就是綠色經濟、綠色金融、綠色發展。
7.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是，其推進的步調、戰略的協調等等，還需要進行調整。我自己認為，人民幣國際化只是一個結果，不要人為去推動，更不宜將之放在所有事情的第一位。要積極有為，水到渠成，就是說，不要拔苗助長；要與國內改革相輔相成，就是不要單兵突進。進行這樣一些認識和政策上的調整，人民幣國際化就能行穩而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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