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徐純中墓誌銘》行楷，72×63cm，江西修水縣黃庭堅紀念館。
宋故徐君純中墓誌銘
金華黃庭堅撰並書
君諱佖，字純中。贈宣德郎徐
君陟之子，庭堅之姑長安縣
太君，君母也。徐氏世為豫
章人，不知其流遷所自，或曰
蓋出於後漢聘君稚。其族
人避兵亂，買田於西安山中，
稍稍堙替不學。故君曾王父
光、王父賞，皆治生貨殖於
田間。宣德君始築書館，延諸
生，而君昆弟皆化為儒者。君
總角，蔚然負文采，不事家產，
獨喜遊學。故太師王恭公，
在翰林號為時文宗匠，君
往從之學詞賦，恭公稱之。
同門生皆臺閣知名士，鄉曲
以為榮。再薦於有司，而詘於
禮部，同時進士皆謂君不
藕，非藝之罪。君既倦遊歸，
而自放於酒中。元右六年十
二月以疾卒，享年五十。娶黃
氏，予女兄也。初生兩男子，皆
下殤。晚得男曰多老。五女子：
長嫁臨江軍法曹參軍李
森，餘在室。君病革時，室中二
女刲股肉以進，人皆哀之。君
嶄嶄嶷嶷，在醜不諍，坦坦施施，
持論不回。家居孝順怡怡，
長安君尤愛之。初予世父長
善，有大名於四海，試禮部，
賦天子外屏，聲動朝廷。及當
試於崇政殿，病不能興，天
子遣中人問疾於其邸舍，賜
之藥齊焉。早世而嗣不立，世
母張夫人年少守義，保其孤
女。及孤女成人，為擇對以歸
君。張夫人以謂文章之秀氣，
不麗於本枝，或發於外孫也。
今多老越在懷繃，又可冀其
成立耶。於是長安君年八十
而器其少子，孀妻擁諸女負
嬰兒啼不成聲。使來告曰：“
將以七年十一月甲申，葬
純中於田浦之原，先舅之墓
次。子為我作銘，以慰薦純中
於下泉，它日亦以示多老。”嗚
呼！其忍不銘。銘曰：
藝文以為耜，孝弟以為田。
師友以蕓之，自古有年。於戲！
純中力耕而不澤，多稼而不
穡。匪其耜之不碧，維歲不若。
賞析
修水縣新出土黃庭堅撰書《徐純中墓誌銘》（作者：徐振華）
江西省修水縣黃庭堅紀念館於一九八九年一月徵集到一方剛出土的墓誌銘，題頭為：“宋故徐純中墓誌銘”，署款為：“金華黃庭堅撰並書”。未發現有蓋。青石質，從紋路及石質看，應屬當地大坪鄉一帶所產。石長七十二公分，寬六十三公分，厚六公分。志文豎行從右至左排列，共計二十四行，五百四十八字。四周有二圈線刻方框，推測可能原是準備刻飾花紋用的，或由某種原因未刻飾紋而入土亦未可知。
墓誌銘領款題為“金華黃庭堅”，在黃庭堅自書題款中極少見。據修水《黃氏宗譜》載：黃庭堅祖上本是婺州金華人氏，其六世祖瞻，於南唐時，知分寧縣（即今修水縣），後卜築雙井，始定居於此。故黃庭堅的作品，一般署款多為“雙井黃庭堅”、“豫章黃庭堅”等（分寧縣從漢至唐先後五次被稱為豫章縣），在此題“金華黃庭堅”，可能是因替近親題寫，加之為丁母憂期間，官號等不便加上，而題金華或亦寓不忘其祖之意。
從志文內容可知，墓主徐純中，系黃庭堅姑母之子，為黃庭堅之表兄，而其妻則是黃庭堅堂叔之女，故又可稱為黃庭堅之堂姐夫。有這麼兩層關係，黃庭堅為之題寫墓誌銘自然是不奇怪的了。從時間上看，墓主死於元祐六年（公元一零九六年）十二月，葬於元祐七年十一月。而據《山谷年表》，黃庭堅於元祐七年正月護母柩由京師抵家。可知墓誌銘當書於元祐七年正月至十一月這段時間內，也同時可以肯定就是在雙井老家中撰寫的。
志文中提到的“買田於西安山中”中的“西安”，是修水的古稱之一。據《義寧州志》載，整個修河流域古屬艾子國，治在今修水龍崗坪。後被稱為艾邑，漢稱艾縣。漢靈帝時將艾縣西部析出置西平縣。漢獻帝建安四年又將今修水縣與武寧縣交界一帶劃為西安縣，縣治在黃田裡一今修永寧州鄉黃田村一。又據修水《徐氏宗譜》載：徐氏先世於唐末、五代時由豫章郡治南昌遷至今修永寧州鄉高沙村，正屬古西安縣轄地。後徐氏子孫繁衍，有一支分到今修水何市鄉田浦村一帶，即志文中的“田浦之原”。徐純中自然應屬這一支了。
北宋時國家統一及長期相對安定的社會條件，生產力得到一定發展，經濟文化一度繁榮。這從志文中“治生貨殖于田間”、“築書館，延諸生，而君昆弟皆化為儒者”亦可得到體現。《義寧州志》載，兩宋時修水黃氏家族中中進士者五十餘人。徐氏一家在外作官的亦數以十計。徐純中作為一介布衣儒生，能拜“故太師王恭公”為師，“同門生皆臺閣知名士”，其有一定社會關係及才學是可以想見的。只是懷才未用，這一點深使黃庭堅惋惜。墓誌中提到的黃庭堅之父一從伯一長善，名庠，據文獻記載，他、博學強記，超敏過人，初至京師，就舉國子監、開封府、禮部，皆第一。就試禮部是在宋景祐元年（一零三四），也就是志文中的“試禮部賦天子外屏，聲動朝廷”。後因疾未赴廷試，卒於宋寶元二年（一零三九），年二十四歲，無嗣。其女即黃庭堅堂姐，徐純中之妻。黃家是希望其後能“不麗於本枝，或發於外孫”的，而徐純中早逝，老母八十，幼子懷繃，前程難料，自然使黃庭堅感慨嘆惜不已。故爾志文確實體現了黃庭堅的真情實感，並非一般墓誌銘的泛泛溢美之詞。此文未見於《山谷全集》可以補其闕遺。也是研究黃庭堅親屬關係的重要文獻。
從書法角度來看，此志書於元祐七年，時黃庭堅年四十八歲。晚於前幾年發現的《王純中墓誌銘》（見《書法》一九八四年第二期）較之《王志》行書筆意更濃，而其取側險之勢結字的特點也表現得更為突出。可以看作是其書法從繼承各家融化為己，到極力創新，自成一派的一個過渡。黃庭堅對自己四十九歲以前即元祐間作品曾說：“元祐間書，筆意痴鈍，用筆多不到。”而在其病後書《經伏波神祠詩卷》中又說：“…都不成字，若枝到淮南，見餘故舊，可示之，何如元祐中黃魯直書也？”可見黃庭堅晚年對自己元祐間書並不滿意。這段時間，也許就是今天藝術創作者們所常說的一種“苦惱期”。既有成就，又不滿足，以冀有新的突破，而前途又似暗若明。事實上黃庭堅書法在元祐間早已頗有成就，只是他力爭更高境界，毫不滿足，才不停地否定自己，經常清醒地看到別人的長處及自己的不足。如在“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牘”中說道：“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為天下第一。餘書不足學，學者輒筆軟無勁氣。”正是由於這樣一種不斷追求的創新意識，使黃庭堅入蜀後，儘管身處逆境，書法創作上卻有了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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