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爭起源於明世宗嘉靖帝時代，嘉靖帝中後期多年不上朝，還大權在握，就是採取分化之術來穩固統治，始終是抬起一個再扶起一個來兩強相鬥，帝王心術運用的爐火純青，所以嘉靖帝時代，雖嚴嵩權傾天下，仍可一句話隨意廢殺，但也埋下黨爭萌牙，當權者的昏招成為黨爭出現的必然性。
嘉靖帝為後世子孫埋下一顆不定時炸彈，稍有不慎黨爭之勢會一發不可收拾，終於在孫子明神宗萬曆帝時期爆發，萬曆帝時黨爭正式露頭，時朝廷上多黨並立，有浙黨、楚黨、秦黨、齊黨、東林黨，經過立太子爭國本之事，東林黨迅速整合其他政黨，一黨獨大。
黨爭嚴重的偶然性在於萬曆之後三帝，要麼一月天子泰昌帝這個短命皇帝，要麼天啟、崇禎這種沒有受過東宮培訓登基的少年天子，在帝王整體素質一般般的情況下，東林黨一飛沖天，勢力越來越大，嚴重威脅皇權，唯一制衡東林黨的天子就是史書上昏庸的木匠皇帝天啟帝，看似一天只是痴迷於木匠生活，卻起用魏忠賢為代表的閹黨打壓東林黨，奪取權利，卻在幾年後如前幾任明武宗一般落水染病而死，頗有一些耐人尋味。
經過萬曆、泰昌二期東林黨做大，天啟朝打壓失敗，東林黨真正一黨獨大，崇禎帝少年登基，空有中興之心卻毫無主見，先將魏忠賢除掉，閹黨再無人，東林黨亂政開始，不得不說這種偶然性真巧合，因泰昌帝不受萬曆帝寵愛，都沒有怎麼經過大臣培訓帝王之道，跟著兩位兒子天啟崇禎更是沒有學習過，長於市井間，少年匆忙登基接管龐大帝國，天啟還好，崇禎時就是剛愎自用，生性多疑，面對東林亂政，換了多達17位首輔也於事無補，沒有力挽狂瀾之能，最終明朝在嚴重的黨爭中亡國。
黨爭是明朝文臣的大手筆，流寇主要還是黨爭的惡果。無論黨爭還是流寇，明朝文官集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崇禎自殺殉國時說過一句著名的話：“朕非亡國之君，爾等皆是亡國之臣”就完全可以說明這一切。
明朝文人深受八股文毒害，並且將“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奉若神明，思想禁錮，不講實際。一朝當官，往往對人不對事，沈一貫浙黨，黃彥士楚黨，亓詩教齊黨，湯賓尹宣黨，顧天埈昆黨，楊漣東林黨。彼此傾軋，相互詆譭，爭權奪利，你死我活，群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謾罵。將團體的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主觀上早已失去了為國貢獻的意願。黨爭失敗是身死抄家，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黨爭本就不是好事，明朝文臣將黨爭演繹到了極致，極大消耗內力，加速了明亡的過程。
熊庭弼在薩爾滸之戰後把努爾哈刺隔離在了東北的山溝裡,基本成了個山大王,卻因為為人孤傲而被東林黨人奪權,回家後東北換成了袁應泰這個草包,在連丟瀋陽,遼陽這兩個東北最重要的城市後,使得雙方在東北的形勢立刻換了個,複用熊庭弼後,兵部尚書又派了個親信王化貞跟著熊庭弼一起分權,其目的可能僅僅是因為怕熊庭弼成功而使得皇帝會自己開除熊是個錯誤決定而怪罪自己,王化貞熊庭弼一起到任後誰也不聽誰的,王化貞丟了廣寧後兵部卻把在山海關的熊庭弼一起抓來問罪導致熊庭弼枉死獄中。
孫承宗松錦防線的建立者,不屬於任何黨派,官任兵部尚書先是在閹黨,後是東林黨兩次被趕下臺.袁崇煥大家應該很熟悉了,也是在寧錦大捷後被閹黨廢掉,導致一年多時間賦閒在家,重新起用後,後金已經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使得皇臺極重新收拾了遼東的民心,導致局勢已無可挽回.
到了皇太極這位雄主上臺後,東北局勢已經無可挽回了,皇太極時期東北漢人因為他廢除了種族壓迫政策和重用漢族官僚,即使是漢人也被編入了八旗,使得東北漢人的反抗活動已經日趨停止.他還規定任何從明朝投靠後金的官員所有的滿洲官員都必須宴請他們,而後徵朝鮮,滅林丹漢,五次入關,證明此時的清朝已經至少可以打破北京和佔領黃河以北是不成問題的,只是沒必要這麼做而已.
而明朝卻在朋黨鬥爭中越陷越深,皇帝也深陷其中,本來崇禎在松錦大戰也想跟後金和談還命令兵部尚書派人帶了自己的手諭去瀋陽,卻被另外的黨派當成是賣國賊大肆辱罵,崇禎無奈只好不承認自己想和談將兵部尚書當成替罪羊關起來了事.後來有人提議南遷卻崇禎也認為這是唯一的出路,又被另外的黨派當成是賣國而拼命攻擊,死要面子的皇帝又不承認自己想南遷了,把提出南遷的人抓起來了事.到最後李自成進京,提議南遷的自殺殉國,反對南遷的卻主動投降了。
直到南明，政府官員的第一任務不是復國而是替閹黨翻案，而是繼續為了個人利於攻擊其他的同僚，繼續那黨派之爭。
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駐守武昌的左良玉不願與李自成正面交戰，以“清君側”為名，順長江東下爭奪南明政權。馬士英被迫急調江北四鎮迎擊，致使面對清軍的江淮防線陷入空虛。史可法時在揚州雖有督師名義，卻實無法調動四鎮之兵。一月中，清軍破徐州，渡淮河，兵臨揚州城下。
永曆六年（1652年）十月，劉文秀四川用兵失利，在保寧戰役中被吳三桂僥倖取勝。而孫可望妒嫉李定國桂林、衡州大捷之大功，逼走李定國，卻在寶慶戰役中失利。
永曆七年（1653年）、永曆八年（1654年）李定國率軍兩次進軍廣東，與鄭成功約定會師廣東，一舉收復廣東；清廷在永曆七年、八年招降鄭成功，鄭成功為了不破壞和談，消極與李定國會師，導致肇慶戰役跟新會戰役失敗。
永曆八年（1654年）孫可望欲自立，大臣吳貞毓等奉永曆命欲召李定國護駕。事情敗露之後，孫可望派遣鄭國舉兵問罪，最後孫可望以“盜寶矯詔、欺群害良”擬罪，賜吳貞毓自縊並斬吳以下十七朝臣。
永曆十年（1656年）孫可望秘謀篡位，引發了南明內訌，李定國擁永曆帝至雲南，次年於曲靖交水大敗孫可望，孫可望勢窮降清。 [38] 孫可望降清後，西南軍事情報盡供清廷，滇黔虛實盡為清軍所知。
永曆十三年（1659年）正月，清軍下昆明，佔據雲南，永曆帝逃亡緬甸，二月，吳三桂及趙布泰、尚善等率清軍與李定國部激戰滇西磨盤山。六月，鄭成功稱招討大元帥，率十餘萬水路大軍，在崇明島登陸，開始北伐，接連取得定海關大捷、瓜州大捷、鎮江大捷的勝利，一度兵臨南京城下。鄭成功、張煌言海上抗清聯軍秘密遣使至贛州與抗清英雄李玉庭聯繫，爭取呼應。被清朝臣子湯斌查獲。湯斌將使者交與江西巡撫蘇宏殺害，並報請清朝移兵守南安。李玉庭爭取湯斌支持抗清，被湯斌告密，被俘後凌遲處死。湯斌藉此染紅頂戴，官至工部尚書。 然而鄭成功中清軍緩兵之計，最終失敗，撤回廈門。
所以南明的滅亡也根本就是咎由自取而已,要不是自己鬥自己根本什麼事都沒有。
那麼為什麼明朝官員為什麼那麼喜歡黨爭，就算當時處於滅亡的邊緣，他們也沒有放棄黨爭呢？
其實這一起都的從朱元璋那個時候說起，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很不喜歡元朝寬鬆的政治體制，一定要強化中央集權，把君權擴張到變態的地步。於是他廢除了丞相，由他自己直接掌控六部。君主權力擴張到這個份上，他的臣子就必須得是絕對服從的奴隸。但是士大夫階級遵從儒家的忠孝節義，不會甘心只是當皇帝的狗，於是朱元璋就發明了“跪對”和“廷仗”。知識分子徹底失去了相對地位，成為皇帝的奴隸，身份、氣節這些士大夫崇尚了千年的東西，在皇帝的強制跪拜前，在致死的廷仗中，徹底淪落。
這樣朱元璋還是不甘心，他為了防止知識分子死灰復燃，來和自己爭奪權力，又發明了八股制度，讓那些聽話的、迂腐的、只會之乎者也的讀書人才能進入廟堂。於是從朱元璋開始，宋朝那種君臣相安的局面不見了，朝廷裡的君子不見了，只剩下一幫偽君子。沒有了宰相的平衡，皇權與士大夫激烈對抗，終大明一朝，所有的政治風暴，所有的內政事件，究其根本全在此處。朝堂之上，經常為了屁大點事，爭吵不休，乃至皇帝幾十年不上朝，黨同伐異混亂不堪。
果然在萬曆中後期所呈現的態勢，那就是文官外廷的集體抱團，各種黨派如雨後春筍，到了天啟和崇禎年間，更是一發不可收拾，楚黨、浙黨、東林黨等等再加上內廷的閹黨，整個朝堂烏煙瘴氣，文官集團已經經過時間的沉澱而變得追求利益和權勢，他們為抨擊而抨擊，為彈劾而彈劾，變得自私自利，曾經那個為國家社稷，為人民謀福祉的正直 團體已經湮滅在了歷史長河，取而代之的是腐朽而懦弱的文官集團，自此明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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