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之外组建了一个史称“小计委”的机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国家计委之外再组建一个这样的机构呢？“小计委”是如何组成的？“小计委”成立后究竟又做了些什么呢？
组建“小计委”事出有因
1952年底，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牌子挂在了北京三里河新落成的大楼门口。从此，这里就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总参谋部”，负责编制年度和长期的国民经济计划，掌握着财力、物力、人力的分配大权，在国民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家计委非常看重，并寄予厚望。1954年9月，中共中央任命李富春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但是，国家的计划工作怎么搞，对这些刚刚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还是个新课题。当时中国奉行“一边倒”政策，全面向“老大哥”苏联学习，计划工作自然也要学苏联的模式。在以后的实践中，碰了不少壁，走了不少弯路。
特别是“大跃进”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之后，如何恢复国民经济，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在探索中，中央决策层产生了分歧。以李富春为主任的国家计委在指导思想上认同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意见，努力推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李富春先后到河南、湖北和安徽等地农村调查，赞成农民“借地度荒”、搞“责任田”的做法，并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报告，国家计委还拟出文件肯定这种做法。对此，毛泽东是不满意的。
紧接着，在编制“三五”计划时，毛泽东对国家计委的工作更加不满。国家计委建议“三五”期间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国家计委党组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以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为中心，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吃穿用计划”。
这个《初步设想》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明确批评了国家计委的工作方法。他说：过去制订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方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算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算不进去。毛泽东强调指出：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这几年我们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订计划，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
毛泽东的意见，与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有直接关系。南面，美国对越南的战争逐步升级，战争有扩大到中国的可能；东面，台湾蒋介石当局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利用大陆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企图“反攻大陆”；西面，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不断制造事端，进行挑衅；北面，苏联已开始派重兵进驻中蒙边界地区，战略导弹也直指中国……
据此，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于1964年4月25日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经济建设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上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一是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二是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百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洪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大灾难。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研究一些可行的措施。
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要将“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进行一个重大改变——由吃穿用改变为备战。因此，他强调要把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作为考虑问题的前提，要求建设必须以准备打仗为出发点，提出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在说到在攀枝花（三线）搞钢铁企业时，毛泽东说，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李富春立即把国家计委所有的副主任都派出去考察三线建设和“三五”计划规模。1964年8月，毛泽东问李富春：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慢？李富春说：攀枝花地区地理条件复杂，勘探需要时间。我们缺乏资金，筹措三线建设的投资计划需要开会研究。毛泽东当即说：没有钱用我的工资。
在此期间，毛泽东把曾经担任自己政治秘书的陈伯达安排到国家计委当了副主任。8月20日，陈伯达给李富春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对改进计划工作的意见。他在信中说：毛主席在1957、1958年给我们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研究，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执行。陈伯达随后把这封信的抄件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本来已经对国家计委的计划工作不满，看了陈伯达的信后，当天就作出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李富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即组织国家计委其他领导进行讨论，力求尽快改变计划工作方法。12月初，国家计委拟订了一份《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根据讨论意见对文件作了修改后，于12月7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12月12日批示：“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无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毛泽东将目光转向余秋里
毛泽东要改组国家计委，让谁来干呢？他把目光转向了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大庆石油会战的余秋里。
1964年初，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在此前后，在不同的场合，他多次表扬了石油部，言语之间流露出对余秋里的欣赏。1963年12月，毛泽东说：“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视若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1964年2月，毛泽东在教育座谈会上说：“要学解放军，要学石油部。石油部大庆油田7亿多投资，3年时间，建成600万吨油田，100万吨炼油厂，投资少，时间短，收效快，多快好省。”1964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说：“石油部做出了伟大的成绩，它既振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600万吨石油，而且还不只是600万吨石油，还有100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说服人嘛！”9月，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时再次提到大庆油田：“我认为大庆油田是有中心思想、有论证的。余秋里把全国石油系统的力量集合起来打歼灭战。他是违背计划来办事的。他们是一无公路，二无粮食，三无房子，能够打歼灭战。”
1964年12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议调余秋里到国家计委工作。在征求意见时，有位老同志说：余秋里是一员猛将、闯将。毛泽东对这一说法不以为然。他说：“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吗？他只是一员猛将、闯将吗？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是要他带个新作风去。”周恩来接着说：“去冲破一潭死水。”
周恩来利用会议休息时间找余秋里谈话。他对余秋里说：中央考虑调你到国家计委工作，任第一副主任。富春同志身体不太好，今后计委的工作主要由你主持。余秋里说：国家计委是个综合部门，工作很复杂，我对全面经济情况也不熟悉，恐怕做不好这项工作。周恩来说：调你去计委，是毛主席提的名，主席亲自点的将，你就不要推辞了。你不了解情况，可以带点人去。需要调什么人，你提一个名单，报给我。
此时，余秋里已经知道毛泽东多次批评国家计委的工作，清楚地知道这副担子的分量。后来，他回忆说：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是因为多年来，我有一种习惯，从来不怕任务艰巨，不怕担子重，任务越艰巨，担子越重，我的情绪越高，精神越振奋，劲头越大。
当天下午开会时，毛泽东又问：“准备叫余秋里搞计委第一副主任，你们看行吗？”周恩来说：“已经同他谈了，他很谦虚，说他干不了这个工作，又没有人。我说，可以带点人去。”毛泽东说：“我看这个人行。我们现在有些人只问小事，不问大事。”
1964年12月底，中央任命余秋里为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1965年1月，中央任命余秋里为党组书记）。12月31日，李富春主持召开国家计委副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的决定，宣布余秋里到计委工作，表示了对余秋里的欢迎。李富春说：“今后党组会议由余秋里主持，一切重大问题都通过余秋里同志。”“大家都要向他学习，并且帮助他把计委工作搞好。”
“小计委”正式组建
调余秋里到国家计委工作后，毛泽东决定由余秋里负责组成一个“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负责抓大的战略问题。明确“大计委”主要负责处理计委的日常事务。在隶属关系上，毛泽东特别交代，“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这就使国务院有了一个特殊的机构——“小计委”。
周恩来立即向余秋里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他提出，当前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要根据毛主席对计划工作的历次指示，起草一个《关于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初步设想》；二是要提出一个“小计委”组成人员的名单。周恩来说：“小计委”中要有懂得工业的，懂得农业的，懂得国防的，人员可以从中央各部门和省、市、自治区选。
尽管毛泽东对国家计委的工作很不满意，但在用人问题上，余秋里仍主张从国家计委选几个人参加“小计委”的工作，不希望完全抛开国家计委另起炉灶。特别是对于李富春，余秋里始终认为他是一个德高望重、值得尊敬的忠厚长者。1965年11月27日，余秋里在国家计委党组会议上说：“我在接触李富春同志中，感到他任劳任怨，识大局顾大体；他对党忠心耿耿；他德高望重，对己严，对人宽，有高度的原则性；他忠实地、坚定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并把对他的批评当作推动工作的动力；他有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经过大风大浪，是一位成熟的领导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国目前政治经济形势很好，与富春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因此，余秋里向周恩来提出，为了保持工作的连续性，考虑还要从国家计委选几个人。周恩来说：你可以先提一个名单。
余秋里很快写出了《关于讨论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一些初步设想》（草案），报送周恩来。周恩来收到文件后，于1965年1月13日、15日、16日，约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余秋里等人进行讨论，边讨论边修改。
1月19日，周恩来将余秋里起草的《关于讨论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一些初步设想》（草案）报送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各同志阅，并在附信中说：“这星期内，建议主席指定时间约富春、秋里、一波、伯达、先念（瑞卿不在)参加常委会，听取秋里口头汇报，并给指示。”
20日，周恩来就草案最后一稿致信毛泽东，再次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听一次余秋里的口头汇报。信中说：“许多设想在这个文件中都没写上，要听他口头讲，就会听出他是决心实行计划革命的。要他组织的‘计划参谋部’，我几次要他提新人，他提了李人俊和其他几个人，但他仍主张从计委抽出几个人帮他工作。”
周恩来在报送中央的关于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草案中说：现商定由余秋里负责组织20人左右的“计划参谋部”，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搞长期计划。
这个“计划参谋部”的组成人员有12人：余秋里、李人俊（建筑工程部部长）、林乎加（浙江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朱理治（华北区计委主任）、刘有光（国防部五院政委）、张有萱（国家科委副主任）、杨煜（国务院农办副主任）、贾步彬（中央办公厅工业组长）、安志文（国家计委副主任）、王耕今（国家计委委员）、马仪（国家计委机械工业局局长）、白扬（国家计委国防工业局局长）。
23日、24日两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的口头汇报。余秋里汇报了关于计划工作革命问题和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一些初步设想。他说：编制“三五”计划时，要考虑积极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应该鼓励干部群众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要搞好经济工作，必须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国民经济经过三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现在的基础已经比较好。从各方面的情况看，今后建设的步子可以迈得大一点；“三五”计划还是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农业不能放松；三线建设，要集中力量把几条铁路干线、攀枝花钢铁基地、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建设起来；建设三线，要依靠沿海地区的支持；要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在开始时要少搞一些非生产性的建筑；在建设中，设计一定要采用新技术，设计上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各个建设项目一定要成龙配套，这样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在工业建设上，一定要注意综合利用。汇报结束时，毛泽东表示比较满意。
关于“小计委”的人选，最后商定由余秋里、李人俊、林乎加、贾庭三（北京市委主管工业的书记）、陈伯达（未实际参加“小计委”的工作）组成。并从国家计委选调几位局长和一些工作人员，组成一个精干的班子，在中南海办公。
“小计委”替代国家计委
现在看，无论是国家计委还是后来的“小计委”，他们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编制“三五”计划。
原来的“吃穿用计划”因为毛泽东的反对和备战氛围的日益浓厚而被搁置，“小计委”组建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编制新中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只是此时“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已经由重点解决吃穿用问题转向以备战为中心。
根据周恩来尽快研究、编制“三五”计划的方法步骤的指示，余秋里于1965年1月30日召集中央指定参加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谷牧、李人俊、贾庭三等人开会。经初步议定，采取三个步骤工作：一、与中央有关部门议论。二、与六个大区有关省市区讨论、修改。三、拟订初步方案。得到中央批准后，“小计委”正式按此思路开展工作。
从1965年2月6日开始，“小计委”分别约请国务院各经济部门谈“三五”计划的安排。为了便于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了解情况，谈完一个部就写一期简报。“毛主席对‘小计委’在编制计划过程中报送的简报，都一一审阅。”
在编制“三五”计划时，出现了一次“小计委”与物资部的争论风波。当时，物资部负责编制物资平衡方案，总想把余地留得大一些，将来执行计划时担子可以轻一点。另外，还想为储备局补充一些库存。因此，他们认为“小计委”把一些生产指标定高了。当时，物资部归经委领导，就通过经委把这些意见提出来了。余秋里看了这些意见以后，明确提出：“物资部提出的物资平衡方案是不符合实际的。国家储备局在这种情况下又大量增加库存，这也是不应该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余秋里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物资平衡是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平衡的主要内容，物资部不应划归经委口，而应划归计委口。“对此事，刘少奇召集计委、经委、建委和物资部的负责人开会，会上争论得非常激烈。周恩来参加了会议，说服了大家。最后，刘少奇拍板：物资部由计、经、建委领导，计委为主。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余秋里做工作抓关键问题，抓住要害，而且抓得紧，抓得狠，就像打仗一样，务求必胜。”
“小计委”在与各部座谈的基础上，经过综合平衡，编制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轮廓。5月3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余秋里的汇报。汇报后，刘少奇提出：由“小计委”向在外地的毛泽东汇报一次。
6月16日，余秋里赶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了“三五”计划的轮廓。在座的有周恩来、陈毅、李先念、薄一波等。“小计委”参加汇报的有李人俊、林乎加、贾庭三。余秋里重点汇报了“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建设规模、主要指标和在编制计划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汇报过程中，毛泽东作了插话。
余秋里说：“三五”计划期间，要大力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问题，重点是抓粮、棉、猪、油、盐，争取三年左右做到粮食进出口平衡。
毛泽东说：吃穿用，不要降低现有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
余秋里汇报说：过去编计划、安排投资的次序是吃穿用、基础工业、国防。这次编制计划是，为了立足于打仗，安排投资的次序是国防、吃穿用、基础工业，我们把它倒过来了。在议论中，有一种说法，这样安排是不是违反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毛泽东说：是要违反一下，不违反怎么成？是倒过来了。违反一下，农业还搞得好些。现在不是那时候了。那三年搞瞎指挥，现在搞大寨。
余秋里在汇报中说：主席讲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现在有一种议论，说国防工业这个拳头是“戴钢盔”的，是硬的；农业这个拳头是软的，这样会不会挤了农业？
毛泽东说：你们没有答复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要答复。
余秋里回答：我们理解主席讲的方针是管长期的，在一定时期要具体化，要有所侧重。
毛泽东对余秋里的回答比较满意。他说：对嘛！
余秋里汇报说：在讨论“三五”计划时，有一种说法认为，基础工业这个屁股坐得不够稳。我们设想，加快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基础工业建设，把屁股坐稳，做到既支援农业和国防，又能为第四个五年更大的发展做好准备。
毛泽东说：基础工业，有一、二、三线之分，在二线也有，工厂可以搬，矿山就搬不走。
余秋里说：加快三线建设，是中央既定的方针，也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核心，无论如何要把三线的主要项目搞起来。三线的建设，必须充分依靠一、二线现有的工业基础。一、二线应当为三线建设出人、出钱、出技术、出材料、出设备。
毛泽东说：三线建设也要准备两手，一个是搞起来，一个是搞不起来。搞不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打日本，打蒋介石，抗美援朝，我们不是也打胜了吗？
编制“三五”计划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只有规模适当，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余秋里汇报时说：各部门各地区都想多搞些项目，多要些投资，大大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我们反复研究，第三个五年计划总投资拟安排1080亿元。
毛泽东鉴于“大跃进”运动的教训，强调基本建设规模不能太大，计划要留有余地。他说：我看，1080亿元的规模大了，五年搞那么多，刮老百姓那么多，太多了不好。（有同志插话：1080亿元，留余地少了。）就是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小了就能歼灭，大了歼灭不了。不要搞1000亿，搞个八九百亿。
余秋里汇报说：第三个五年各部门提出要求的钢材、木材在供需之间存在不少差距。
毛泽东说：你哪里来那么多钢材、木材？打起仗来，修正主义给你？！帝国主义给你？！有些项目，搞得成就搞成，搞不成拉倒。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接着又说：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你们是被各地、各部抬起来了；你们也想多快，不要被片面多快害了你们！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不要过分紧张。
毛泽东还说：你们不是在北京作过决定，多快好省，好字当头吗？指标何必搞得那么紧张？
余秋里汇报了“三五”期间的铁路建设计划。他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铁路干、支线合计7000到10000公里。分批修通川黔、滇黔、成昆、川汉、北京—原平、张家口—白城子、兰青—柯柯盐池、阳平关—汉中等主要干线。
毛泽东说：你又要修西南三条线，又要修（北）京原（平）线，又要修平顶山到鄂西线，又要修张家口到白城子线，铁路是否搞多了？
余秋里汇报说：三线建设基本建设投资，各部初步设想“三五”期间需要550亿元，我们初步设想安排430亿元，还是感到多了。
毛泽东说：下到330亿元嘛！不要多了。
余秋里说：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了，恐怕要根据各行业的情况，结合起来布点。
毛泽东肯定地说：这个对。
最后，余秋里汇报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1970年要达到：粮食4800亿斤，棉花4800万担，棉纱1000万件，钢2000万吨，煤3亿吨，石油2000万吨，发电量1300亿度，化肥2000万吨，机床8万台，汽车10万辆。
毛泽东说：1970年那些指标不要搞那么多。粮食4800亿斤，能达到吗？要考虑到来个大灾荒，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钢的指标，1600万吨就行了。他强调说：要留点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把老百姓搞翻了不成。这是个原则问题。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肯定了“三五”计划的轮廓和相关的方针政策，同时指出了有些生产指标过高，建设规模太大，余地留得太小。这些，正是余秋里所希望听到的。在编制计划的过程中，各部门、各地区都想多搞一些建设项目，多要一些投资。有了毛泽东的表态，这些矛盾就好解决了。
从杭州回来以后，周恩来召集“小计委”的同志开会，研究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提出，“三五”时期的基建投资定为900亿元，先按850亿元安排，留50亿元作为机动。会后，“小计委”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作了调整，并安排成员分赴各大区，征求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意见，然后又对有关指标作了调整。
9月份，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国家计委向会议提交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及有关附件。《汇报提纲》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是：第三个五年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格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一、二线的生产潜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与“吃穿用计划”相比，《汇报提纲》安排投资顺序由农、轻、重转变为重、农、轻。原来《初步设想》里没有重点安排的大项目如攀枝花、酒泉钢铁工业基地，成昆、湘黔铁路，在《汇报提纲》中都成为重点项目，要求在1970年以前基本建成。原定1972年建成的国防工业体系提前到1970年。而原定的4.5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目标被留置到“四五”计划考虑。
因为事先进行过充分协商，取得了一致意见，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时，大家都表示赞同。10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各中央局书记开会，听取余秋里关于讨论“三五”计划情况的汇报。余秋里说：经过这次会议讨论，大家对“三五”计划的安排，都表示赞同。大家希望最好能基本定下来。毛泽东说：“这个计划不那么凶，不那么冒嘛！是稳当的嘛！大家开过会，议过了，定下来可以，有个章程。”
经过8个月的努力，余秋里主持编制的“三五”计划终于得到了中央高层的认可。
由于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三五”计划没有提交全国人大批准，但以后几个年度计划都是据其方针安排的。“三五”计划所推重的三线建设虽然在几十年后受到不少非议，但客观上初步改变了国家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促进了中西部省区的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给西部以后的建设提供了条件。28年后，薄一波在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时说：“应该说，在毛主席直接过问下制订的‘三五’计划，的确是一个有骨有肉的好计划。”
在“三五”计划编制的过程中，李富春和薄一波商量后提出，为了工作的方便，请“小计委”的同志都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担任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过渡一个阶段后接替他的工作。经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批准，“小计委”自此正式主持国家计委工作，也不再用“小计委”的名称了。“小计委”替代了国家计委。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1966年9月，由李富春建议，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余秋里和谷牧协助国务院领导抓经济工作。余秋里除主管计划工作以外，还分管冶金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地质工业部和物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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