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11年在冷风中降临时,武昌人更是感到不安与惊恐：许多童谣暗示朝廷即将灭亡，街巷间的陌生人仿佛正筹备着某种神秘的行动,与之相关的谣言，更如雨后春笋般肆意滋长，有人猜测，这一年，将发生许多天翻地覆的大事——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大动荡前夜的武昌气氛微妙，城内看似秩序井然，但飞涨的物价和如临大敌的军警表明，生活在这里并不从容。夏天，四川保路风潮骤起，大批军队前往镇压，市井人心惶惶，而对蛰伏已久的密谋分子来说，一个绝佳的机会降临了。
作为革命党人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武昌是长江中下游反清活动的中心。1908年之后，当地出现了大量革命团体,其中许多与孙文领导的同盟会有直接关联。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新军中发展会员,9月14日，其首领孙武、刘复基、邓玉麟、彭楚藩等人完成了串联工作，由此确定了起义的计划及步骤。
懵懂的百姓对革命充满了想象,他们听闻谣言时可能是不动声色的，但内心大多激动万分。到9月底，“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已在市井流传，甚至儿童也争相唱道：“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当这些上报给湖广总督瑞澂时，这位48岁的地方大员更是如坐针毡。
焦虑、烦躁和恐惧，如一张无边无际的大网，笼罩了整个武汉，人们期待着“变天”，但当风传的日子来临时,支配着城市的依旧是令人窒息的沉寂。军警们弹冠相庆，到夜晚便带着酒气游走，而老百姓则大惑不解。事实上，起义仍在准备中，中秋节前的一封来信打乱了全部部署。信是湖南共进会的成员焦达峰写来的，上面说，湖南方面希望与武昌同时起义，但10月6日中秋这天，他们尚准备不足，望能延迟十天。
夜长梦多，三天后的10月9日,汉口传来一声巨响，位于俄租界的宝善里浓烟滚滚，蜂拥而至的巡捕发现这里正是革命党人制造炸弹的场所。从出事地点，他们找到了旗帜、印信、钞票等证据以及参与者的名册，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等核心人物因此相继落网。作为最高指挥者，共进会领导人孙武被送进医院，听闻消息不禁感慨万千。
起义危机四伏，但与其领导者的狼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谣言的烈度却日甚一日，它扩散又收缩，最终转化为纯粹的恐惧。
当时武汉有二十多个革命团体,17000多名新军中有三分之一是革命党人或革命同情者，一时人心惶惶。但事关重大，在处置问题上，官员们始终无法取得共识。《汉口中西报》提出建议：“此时必要之计，应在息谣言以镇人心，免致满城仓皇，根本动摇。”但情况实际更为复杂，总督瑞澂感到自己成了钢丝上的舞者。
显然，公开事态会毁掉他的仕途，息事宁人亦自身难保。于是瑞澂一方面下令处决落网的起义首领，另一方面拒绝展开大规模搜捕。同时，他向北京发去一份电报，说暴动已被平息，以为这样就可以在息事宁人和不辱使命间寻求平衡。
10月10日在大风之中迎来了黎明,武汉的街巷依旧萧索。外国通讯社和报刊记者都没有出现在处决人犯的现场，让政府的掩饰看上去依旧天衣无缝。但最讽刺的是，危险恰是在这时降临的，这次处决被人们演绎出许多版本：这一天，市井中已经谣传，清廷将对不留辫子者格杀勿论，这让剪去发辫的学生和新军极为惊慌。他们记得，去年年底，这种忤逆之举已被默许，而当有人注意到被斩首的三位革命党人也都没有长辫之后，街谈巷议更仿佛成了毋庸争辩的事实。
谣言就像瘟疫，感染着所有相关的人,武昌城内人人自危。如果瑞瀓在这个时刻能果断销毁革命党名册，便不会有如此多的谣言，即使有，在10月10日夜的起义中，也未必会有如此多的追随者。是他的刚愎自用，把同情者、观望者和革命者捆绑在了一起，同时一并推向了绝境。
时过境迁，武昌的动员已没有了狐鸣鱼书的神秘和“死国可乎”的悲壮，现代化的武器和人心思变让起义者有恃无恐。10月10日晚，工程第八营打响了第一枪，其他新军纷纷响应。
谣言和革命共同在中原大地上迈步。
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小报则令这场早产革命力量倍增。1911年10月15日，《大汉报》头版刊登了以“中华民国军政府”为名义的檄文,它在南方被广为传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想我神明贵族，不乏英杰挺生之士，曷勿执竿起义，共建洪勋。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世之荣光矣！我十八行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但这份声明实出自该报主编胡石庵之手,他后来对友人郑江灏坦言：“把声势夸大些，既可以安军心，又可以丧敌胆，这个谎非扯不可。”同时，《大汉报》上还刊载了一些“新闻”和“专电”，如“黄州巡防营独立”“湖南革命军起义占领长沙其援鄂部队即日可到”“九江独立”等——这些不仅确保了报纸每期过万的销量，还让胡石庵摇身一变，成为这场革命中当之无愧的首席先知。
创刊三天后，《大汉报》便扩充为主笔一名、经理一名、记者六名组成的正规团队，其影响如此广泛，以致京畿周围，一份报纸经常能被炒到50个银元的价格。然而令读者失望的是，事态却没有像其报道的那样，以革命者的直捣黄龙终结。随着北洋军大举南下，汉口陷于战火。10月27日晚，《大汉报》所在的歆生路枪弹横飞。
这一战，《大汉报》牺牲三名工作人员,机器设备和各种存稿皆付之劫灰。大家都以为报社短期内难以复刊，然而仅仅三天，其便如奇迹般起死回生，复刊后的《大汉报》刊登《告北军同胞》白话文，北洋军读之“纷纷有泣下者”，时局复杂，无人能辨明真伪，因此投诚或逃亡的北洋军官兵据说接近万人，尽管起义形势已相对不利。
《大汉报》的成功，又只是造谣狂热的一个缩影：清廷是到1912年2月才退位的，但在上海的报纸上，它在10月便已崩溃；四川事实上是到11月25日才宣布独立的，但据小道消息，成都早被保路同志军占领了。作为一系列谣言的合理后续，当1911年11月底，北洋军急攻武汉之时，袁世凯也成为谣言围攻的对象,1911年11月29日的《民立报》刊登“专电”，宣称袁已被侠士刺死。
公众的扭曲心理，让恪守原则者境遇尴尬，他们被指为朝廷的帮凶。黄炎培后来回忆辛亥革命期间上海的情况：“（武昌起义后）上海息楼所在的望平街每晚人山人海……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地在探听，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个报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极度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轰砰轰地立刻打得粉碎。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首披露失败消息，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
这家不幸的报纸正是创刊近40年的《申报》。在1911年，国人固然可以因“民智渐开”而自矜，但舆论界的情况却证明,情况和17年前几乎如出一辙——当时正值甲午战争，《申报》因如实报道被斥为汉奸，人们只接受自己需要的事实，此时何为谎言、何为真相便不再重要，也正是因此，造谣者们才摇身一变，成为动荡年代的领袖和先知。
面对竭力造谣的媒体和乐于信谣的民众，清政府在舆论战场丧师失地，很快不再是革命催生谣言，而是谣言引发革命。
武昌起义之后，同盟会成员温雄飞与香港《循环报》的李文卿在上海商讨如何襄助革命，最后决定炮制假新闻以制造轰动。所谓“京陷帝崩”者，是说北京已被革命党攻陷，清帝已死，对此李文卿有所顾虑,主张只用“京陷帝奔”，但温雄飞的意见最后占据了上风。
随着谣言发出，先是《循环报》被完全震惊，他们发去电报，询问此事是否有确实的根据，对此，温、李二人宣称，北京与外界的电报联系因动乱而完全中断，后续事实已无法查明。于是在将信将疑中，谣言被置于报纸头版，并被广泛转载刊登。梧州市民闻讯群情激奋，蛰伏的革命党冲入官署，在一颗手榴弹的帮助下，强迫道台交出了印信——整个过程没有遇到一点反抗。
在广州，形势则略有波折：同样是全市震惊，同样是万众欢呼，同样是主事官员真假莫辨与张皇失措，尽管真相传来，“独立”即被取消。数日后，两广总督张鸣岐辞职遁走，革命党宣布广东光复。同样，在云南昆明,因为交通阻塞，管带刘存厚和农务学堂教习在报馆宣称四川已独立，总督赵尔丰被杀，新军第十八镇上下人心惶惶，10月底，云南宣布改旗易帜。
两广和云南的独立对清政府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三地很快成为起义军的支柱并加速了南北对立的形成，而放眼整个革命过程，谣言的力量也称得上是惊天动地：为革命充当导火索的是谣言，使之蔓延的是谣言，令物价飙升、难民激增、秩序沦丧的还是谣言，其内容固然是荒诞的，但人心思变，戾气郁积已久，人们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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