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會天下
從《史記》《國語》等各種古籍中記載看出，炎帝和黃帝部落是生活在渭水流域到黃土高原地區的族群，根據專家學者推斷黃帝炎帝部落距今大約是5500——4300年前後。
而陝西寶雞炎帝陵附近又發現與炎帝部落時間吻合的大型遺址“姜氏城”遺址。在古籍記載的漆水附近又發現仰韶文明時期最大的城址，西安楊官寨遺址距今6000—5000年，附近又是同時期的姜寨遺址、稍早的半坡遺址，結合仰韶文明所在的四個省裡陝西的遺址數量佔其中一半，而古籍和歷史考古學家卻還推斷黃帝后期生活在黃土高原。
而夏朝的探索也很模糊，但根據《史記》記載的“禹辭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陽城據說是山西的陽城，而陽城附近發現了距今4300—3900年前的大型城址“陶寺遺址”，而陶寺遺址西邊隔黃河相望的司馬遷的家鄉陝西洛河附近的韓城（古稱夏陽，龍門），根據古籍記載韓城就是大禹治水的地方，而韓城的古名（夏陽）是否跟夏朝的名字來源有關？而故籍中有關的“禹居陽城”是否可能是指夏陽？可以做一個大膽的聯想。（畢竟中華夏文明還在探源階段）而夏陽的北部就是黃帝陵所在的黃陵縣，黃陵縣南部白水縣就是黃帝史官倉頡的故里，黃陵縣北部就是中國史前最大最先進的石峁古城遺址，而石峁的規模之大又顛覆了中國城市遺址規模的認識，石峁遺址距今4500—4000年左右，佔地面積430萬平米，遠大於同時期其他遺址，內城、外城、皇城臺、東西南北四大城門、甕城、烽火臺等以及附近幾十座面積皆在200萬平米的衛星城，一應俱全，可看出石峁遺址應當是天下中心城市，而在此發現的大量鱷魚屍骸，和這一地區產煤、石油可以看出此處古代的環境很好，而夏朝距今大約4070年，從年代來看，石峁遺址和陶寺遺址都在時間地理上與夏朝吻合。
而且石峁遺址時間跨度又和黃帝時期晚期符合。
親爹親爹
主要是三大方面：
1、確定了中華歷史的五千年
2、確定了中華文明的三大起源
3、確定了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發展特性
4、提出了“古國時代”概念。
先看第一個：
一、確定了中華文明5000年
這個，不必多說了，國家正在申遺，等吧。
二、中華文明三大起源
這個5800年前、5300年前、3800年前，分別代表了三個非常重要的時間節點，那就是：
★5800年前的西遼河流域文化、代表者是遼寧朝陽的紅山文化。
★5300年前的浙江良渚文化，代表者當然是大名鼎鼎的中國玉器巔峰與上古治水巔峰的良渚文化。
★距今3800年前的，當然是有“夏都”之稱的二里頭文化，當然，也包括了較早的陝西石峁遺址和山西的陶寺遺址之大約3800年前的黃河中下游的諸多文化類型。而不管是二里頭文化，還是石峁或陶寺文化，都可以看作是“龍山時代文化”或四的下接時代。但現在也有提出以「新砦期文化」作為龍山時代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的中間銜接的。不過，這也不影響根本性質，因為龍山時代文化→新砦期文化→二里頭文化，或龍山時代文化→二里頭文化，都是可以的，因為它們一脈相承。
這三大起源的確認非常重要，勾勒出了上限至6000年，下限到4000年的清晰線路和很完整的考古證據鏈，並且能夠大致和史書對接聯繫。使中華文明的“先夏時代”，不再是一片模糊。
三、確立“多元一體”
正如上面說到的三大起源一樣，在分佈在北、西、東、南的西遼河流域，與黃河流域，還有長江流域，他們之前雖然各自獨立，但是並非是“老死不相往來”的，而是有很多交流，例如玉器，有“上古7大禮器”之稱的“璜、琮、玦、瑗、璧、鉞、璋”等，上至新石器時代，如內蒙古赤峰市「興隆窪文化」，下至前面提到的兩個遺址，形制上都非常接近。從石峁到陶寺、再到良渚，至廣東石峽遺址，及更遙遠的西南地區如三星堆遺址都大量出現。
《周禮》：“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這說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宣佈的“古國時代”之結論，是靠譜的。
四、古國時代
以手執玉龜，或與龜甲入葬，這一特殊的墓葬式，大多數存在於大墓之中，這說明，這些都有可能是王者或是氏族/部落的領袖——這就是“古國時代”的第一個基礎。
目前，從最早的距今9500-7000年前的河南賈湖遺址，到距今6500-4500大汶口文化，再到距今6000年前的紅山文化和安徽凌家灘文化，以及下限至殷商時代，這一習俗仍然存在，這使得我們相信：
以河南為中心，北上至內蒙古、遼寧一帶，南下至安徽、江蘇一帶，以及東擴至山東一帶，曾經有一個橫跨4-5千年的“靈龜崇拜文化圈”存在。
這更加讓人很空間聯想到有關我國文字起源的典故：《河圖》《洛書》
因為《河圖》《洛書》典故的最關鍵情節就是“靈龜負書”——由代表長壽不死的靈龜帶來了傳說中交付給一代又一代君王的《洪範九疇》，“聖人則之”——聖人以他治國？
無論如何，那一個又一個無聲的“王墓”中，手執玉龜/龜殼的王者，這個靈性、長壽的東西對於他來說，肯定是十分神聖的，這絕非偶然。
正是因為有了這個“古國時代”，中華文明才由經融匯聚合，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夏商周三代的“統一進程”。
無風即風
上海科技報科普問答主持人：主任記者吳苡婷
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結果。在中國古代史中，在遠古時期就有夏商周的斷代，但是從歷史考古資料來看，全世界的歷史學家都可以肯定商代的存在，因為殷墟遺址在位於安陽市殷都區的小屯村，那裡根據考古學家的挖掘，發現有王陵遺址、宮殿遺址，還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銅器。但是夏朝是否成立，似乎沒有任何考古證據可以證明。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的出爐，解除了全世界學者內心的疑惑，也填補了世界文明的一段歷史空白點。
那麼夏朝的遺址究竟在哪裡呢？
具體方位就是河南省洛陽市的偃師二里頭村，偃師還有一座商代的古都叫做西亳。在歷史的記載中，當時商朝滅夏後在夏都斟鄩附近建立了一座首都，就是西毫。夏朝遺址在偃師區域內也是經得起考證的，因為商代的西毫遺址距離二里頭村遺址約6公里，符合歷史上的各種古書的描述。西毫商代遺址分為早期小城和晚期大城兩部分。當然後來商代5次遷都，這個首都就被廢棄了。
在偃師二里頭村遺址，考古學家們用權威的碳14方法做了測定，發現其遺址的年代在約公元前1900年左右，就是歷史上記載的夏朝時期。這裡的遺址可以分為四期，最有價值的是在二期遺址上發現了井字形狀的路網，就是四條大路二橫二縱排列，這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古代公路網，而且大路很長很寬，一條大路的長度達到了700米，而四條大路的寬度最寬處居然達到了20米，20米是一個什麼概念呢，目前國家標準雙向四車道的寬度是15米，雙向八車道的寬度是30米。所以近4000年前，如此寬的大路可謂是氣勢恢宏，而且這四條大路使用的時間似乎很長。而只有當時的王朝才有這樣的修築能力。二里頭村遺址還有最古老的巨大宮殿遺址，還有大量的牲畜痕跡，還有青銅器的作坊。各種考古證據都在印證那裡就是夏朝的首都所在地。
科壇春秋精選
此次成果公佈，最大的亮點就是此圖，這張圖是國務院網站上掛出來的，我們可以看出這張圖的份量。
這張圖把中國文明分成了三個階段，即5800年前後。這一點把中國起源於黃河流域擴展為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即中國南部，北部和東北地區三大板塊，是對歷史中華文明起源的一次突破，其代表為浙江良渚遺址！
其次，是距今5300年以來，這個時間節點距離5800年其實很近，但是為什麼把這個時間節點提出來，說明這個點很關鍵，為什麼關鍵，因為5300年前的文明還屬於零星式比較少，而5300年開始在中華大地上出現了一個“群星閃耀”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各地都進入了文明時期。這一時期就是一山西和陝西這兩個遺址為代表。
最後，也是最關鍵就是距今3800年前後，這是一個時間點，是一個接續商王朝把中國歷史往前推的重要時間點。就在距今3800年前後原本群星閃爍的夜空逐漸消失，代之為一個“皓月當空”“月明星稀”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以陝西神木和山西臨汾兩處遺址為代表的時代已經終結，而以華夏源頭身份出現的二里頭則開始輻射全中國。
下面我們就好好說一下這個中國曆朝歷代的“直系先祖”二里頭！
首先為什麼二里頭可以稱之為王朝文明而石峁，陶寺則是部落文明呢？因為石峁，陶寺的輻射範圍太小，以陶寺為例其輻射範圍甚至不出臨汾盆地。而二里頭則不一樣，王巍“我們原來覺得，牙璋擴散到在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還可以理解，但是後來在四川盆地的三星堆、嶺南地區的香港，甚至越南北部，都發現了製作非常精緻的大型牙璋。另外，包括高領玉璧等器物，都說明二里頭文化有很高的輻射能力。
這些既不是工具也不是武器的器物的流通，是包含中原王朝政治的理念，禮儀的制度的。它的時代，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時代，精確測年是距今3800-3500左右，主要興盛的年代是在距今3700、3600這個階段，在整個中國大地上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絕對的中心”。這就是為什麼二里頭可以劃分中國歷史。至於大家最關心，也是爭議最大的“二里頭到底是不是夏朝”。王巍這樣回答“這個現象發生的年代，是在商王朝之前，它的區域又是在伊洛河流域。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文獻記載，非常一致地記載夏人是主要活動在這個區域的，這應該不是空穴來風的。從時間、空間、規模，從它對全國的影響力，用我們的話說，這些現象就是一個王朝的氣象。和文獻的記載對照，二里頭文化最有可能就是夏王朝的遺存。當然，現在還沒有發現確鑿的文字證據。但是不能因為沒有發現確鑿的文字，就妨礙我們對時間、空間、規模、性質以及所代表的歷史與政治階段進行考察。所以，我們認為二里頭時期應該是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可以叫做王國文明的階段。中國的王朝文明的開始，如果你覺得文獻不是無稽之談，如果你承認文獻記載的時空範圍，跟事實有可能比較吻合的話，我們覺得最大的指向就是指向夏王朝。 ”
最後，總有人在各個地方強調“河南不是中華文明發源地”，在此次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商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對中華文明的發源做了一次總結：“探源工程實證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幷蓄、綿延不斷”的總體特徵。各地方社會在長期交流互動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最終融匯凝聚成以二里頭為代表的文明核心，開啟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也就是說中華文明確實是多元的，但這個多元裡的每一元不能代表整個中華文明，而只有河南洛陽二里頭才可以代表整個中華文明源頭！
以上摘選自“國務院”“央廣網”！
雲星午夜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了中原（二里頭，陶寺），江南（良渚），北部草原（石峁），巴蜀（三星堆）等重要遺址。
探源工程再次明確了，中原文化是中國的根文化，從從裴李崗→仰韶文化（廟㡳溝類型）→中原龍山文化（王灣三期）→新砦期→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殷墟文化→周文化……一脈相承，傳承至今。
而江南，良渚文化，並沒有傳承下來，馬橋文化並沒有繼承良渚。
巴蜀，三星堆文化確立時間不早於商，時間太晚，那時候中原已經進入青銅時代了，三星堆進入青銅時代在商周之交。
至於石峁，典型的草原文化。上承老虎山文化，滅亡後就中斷了，其實整個陝西，甚至離文明中心河洛最近的關中，也是斷斷續續，除了有個仰韶文化（半坡），陝西在周之前，仰韶文化初期之後的2000年裡，僅僅是在仰韶文化早期有一個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前無“根”，後無“傳承”，很明顯就是受河南的裴李崗文化與甘肅的大地灣文化輻射而來的。說明白點，陝西在新石器時代沒有本土文化，半坡文化消亡後，陝西在夏商兩朝千年的時間裡一直是獫狁、鬼方、犬戎的大本營。
長安泡饃
歷時十幾年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終於結束了，振奮人心的消息激勵了大家，中國5000年文明終於有了“實錘”。最能代表中華5000年文明的就是偉大的“遼寧牛河梁遺址”和“浙江良古城”“山西陶寺古城”“陝西石峁古城”這三座史前空前規模的中華文明中心。同時也驗證了中華文明“群星燦爛”，全國都是中華文明最有力的推動者。
遼寧牛河梁遺址，讓我們看到了5000年前中國玉石文化的起源。中國最早的“玉豬龍”出現在這裡，這是中國龍文化的起源地。“天圓地方”中國傳統的概念在這裡兩處龐大的遺址中體現了出來，他們是我們國家最早的“天壇”和“地壇”。數尊五六米高的龐大泥塑像，叫我們彷彿看到了5000年前中國一位老祖母的形象。
浙江良渚古城，5000年前在長江流域出現的中國最為龐大的古城。厚達35米的城牆組成了一個圓形的城市，30米寬的護城河圍繞著他，5000年的巨型大壩保護著這座偉大的城市。挖開淤泥，數噸重的炭化稻穀出現在面前，似乎聞到了四五千年前我們的先人做飯食米飯的噴香。玉琮、玉鉞等象徵權力的玉文化，伴隨著這裡的主人一起長眠。
山西陶寺古城，晉南地區的王者之都，被稱為“最早的中國”。“堯、舜”曾經就在這裡居住，龐大的城牆、完整的宮殿群、4000年前出現的天文臺，使我們感到無比的驚訝。玉璋、玉壁、玉琮等等出現在這裡，大量的青銅武器也被人們所發現。對，他就是曾經的王者之都，中原的權力中心！
陝西石峁古城，史前最大規模的古城，這裡就是曾經的“黃帝崑崙之都”，他的發現被人們以“石破天驚”來形容。他貫穿了大半個夏朝，被人們認為又是“禹”“啟”之都。這裡曾經是“玉石之路”的中心，他的玉石材料西起新疆東至遼寧，南到良渚，北至蒙古等等全國各地大部分的原料。4000年前，這裡曾經居住者一群人，他們玉石多到難以想象，甚至用來塞牆縫；他們使用青銅武器；吃著飼養的家畜以及小米和黃米中國原產的農作物；他們飼養著來自於南方的“揚子鱷”與“鴕鳥”；使用著全國各地供給他的玉石文化。他的附近有數千座同時期大大小小十幾萬至幾十萬平方米的部落，十幾座衛星城一起保護著他。不僅使我們聯想到這裡曾經就是中華大陸的中心之都，石破天驚！
中華文明群星燦爛，滿天星斗，全國各地不斷湧出的新的遺址和文化豐富著我們的視野，我們都是中華民族龍的傳人！
大唐神都
重大意義就是第一次確認了中華文明是一個多地發育而成的文明，那個從裡到外都說不通的河南中心說法可以閉嘴了。
既然中華文明是多地點發育的，存在一些差異也就在所難免。古人也不傻，什麼地方適合生活，什麼地方能蓋房子，什麼地方能保障豐衣足食，他們一點兒也不比現在的人差多少，門兒清。
看來大禹治水還真不一定是在黃土高坡，因為古地質的水文演變不支持，到現在也證明不了那些地方曾有水患，所以大禹治水只能是山西、陝西、甘肅，或者漢水一帶，這地方大禹倍兒熟兒，閉著眼睛漫山遍野的瘋跑都丟不了。
從今往後河南就算了吧，別往探源工程裡瞎摻和了。那個真真假假的二里頭是越刨越底氣不足，說是要刨一百年，這話聽著有點兒像是要欠錢不還。
一直就不明白，國家為什麼不組織人馬去天水一帶找找去，為什麼非要聽那幫河南專家們的胡扯，幾十年了就非河南的地界不可，不會是有什麼難言之隱吧。
土牛大哥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的最新發布給我們勾勒了4000到5000年前華夏大地的文明狀態，主要說了3個比較大的遺址：長江流域浙江的良渚遺址，中原的陶寺遺址和石峁遺址。
這3個遺址都是早期發現的，良渚遺址和陶寺遺址都進行了大面積的考古發掘，陝西榆林石峁遺址的發掘才剛剛開始，估計開發完成需要100年。
1936年在杭州區域發現良渚遺址有5300~4300年曆史，大概存續期為1000年，是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遺址。良渚文化遺址總面積約34平方公里，是中國新石器文化之一，同馬家浜文化、馬橋文化一樣，考古地點主要分佈於太湖周圍地區。良渚古城規模龐大，有290萬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高等級的玉器、陶器，甚至發現了中原禮器鼎，當時的稻作農業已相當發達 ，是對“河姆渡文化”的繼承，被譽為“中華第一城”。
1976年發現的石峁遺址是中國已發現的龍山晚期到夏早期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石峁遺址是距今約4300～3780年左右，面積約425萬平方米。這個曾經的“石城”壽命超過300年。石峁遺址以“中國文明的前夜”入選2012年十大考古新發現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發現”和“二十一世紀世界重大考古發現”。其規模遠大於年代相近的良渚遺址和陶寺遺址，成為已知史前城址中最大的一個。據專家研究有可能是黃帝的都城崑崙城。我國華夏民族的形成是在周朝建立以後，經過周人與夏商舊族及各蠻夷戎狄的長期融合後才出現的事情。至於華夏族何以奉黃帝為共同祖先，並把他置於諸位祖先之首，則是周人屬於黃帝部族直系後裔的緣故。作為周人祖先的黃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長城地帶到渭水流域的廣大區域。石峁遺址屬於朱開溝文化，朱開溝文化基本屬於一種農耕文化，石峁古城作為周人祖先黃帝族的都邑，也可稱得上是華夏民族的發祥地。
1975年發掘的陶寺遺址位於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南，面積280萬平方米，是中國黃河中游地區以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為主的遺址，陶寺遺址時間在4300~3900年左右，陶寺遺址對復原中國古代階級、國家產生的歷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在發掘過程中，考古人員發現了規模空前的城址、與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觀象臺、氣勢恢宏的宮殿、獨立的倉儲區、官方管理下的手工業區等。專家認為這有可能是帝堯都城所在。
對於國外學者“中華文明5000年”的質疑，我們既要用事實說話，也要客觀看待。到底什麼樣的社會形態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人類“文明”呢？文明是歷史沉澱下來的，有益增強人類對客觀世界的適應和認知、符合人類精神追求、能被絕大多數人認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發明創造以及公序良俗的總和。文明是使人類脫離野蠻狀態的所有社會行為和自然行為的綜合體，必須包括如下要素：家族觀念、工具、語言、文字、信仰、宗教觀念、法律、城邦和國家等等。在這裡，相對於我們的新石器時代的這3大文明遺址，我們的文字、法律、城邦和國家是不是已經形成？確實需要更加縝密的分析。我們國家的夏商周探源工程也搞了很多年了，我們可以持續的研究下去，王國維先生提出的“二重證據法”關於歷史記載和考古發現必須相互印證的理論我認為是值得堅守的一項原則。
最後說一句：即使我們真正的中華文明就算只有4300年，也不影響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之一。
清樂堂
大家看看這個：
王巍“我們原來覺得，牙璋擴散到在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還可以理解，但是後來在四川盆地的三星堆、嶺南地區的香港，甚至越南北部，都發現了製作非常精緻的大型牙璋。 另外，包括高領玉璧等器物，都說明二里頭文化有很高的輻射能力。這些既不是工具也不是武器的器物的流通，是包含中原王朝政治的理念，禮儀的制度的。”
明明石峁是以牙璋為代表的夏文化中心，而有些人卻非得要睜著眼睛說瞎話，非得要將這個中心安在二里頭上！
石峁：城址面積425萬平方米，由外城、內城和皇城構成，年代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已經正式考古發掘6年。二里頭：城址面積12萬平方米，遺址面積接近300萬平方米，只有宮城，年代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00年，已經正式考古發掘60年。
華夏上古歷史探幽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肯定是我國文化建設的一個重大事件。其成果的發佈，對豐富世界文明史，揭示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特徵；對提高全民素質，增強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進社會全面進步，都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
在這裡，我只能談一下自已粗淺的學習體會。
以良渚、陶寺、石峁三大都邑性遺址的考古資料，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補寫了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歷史；提出了中國對文明的判斷標準，豐富了世界對人類文明起源的認知
三皇五帝、夏商周到今天，中華文明“上千五千年”，是中華兒女耳熟能詳的常識。但商代以前的歷史，的確是沒有直接的文字記錄。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漢森，在他所著的《開放的帝國：1600年前的中國歷史》中，把中國歷史的上限設定為公元前1200年一一中國歷史只有3000多年，這曾經是西方學界的普遍觀點。
因為英國考古學家格林·丹尼爾的小書《最初的文明一一文明起源的考古學》，自1968年出版後即流行歐美，把考古學上的三條文明標準普及到了全世界：第一條，必須有文字。沒有當時的文物和文獻資料做依據，僅憑一些極有可能是杜撰的神話或傳說，是不能證明它是實際存在的。第二條，必須要有複雜的禮儀建築“或者”容量為5000人以上的城市。傳到東方，不論日本還是中國學者，又加上一條，那就是冶金術的使用。但事實上，西方認定的瑪雅文明，並沒有掌握冶煉技術，日常生活所用的金銀和少量青銅，都是自然界的合金打磨的；而其繼承者瑪加文明，只能用“結繩記事”的方法來記載一些宗教祭祀含義。
現在可以肯定，中國史前農業萌芽於10000年之前。距今5800年前後，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西遼河流域的廣闊地區內，普遍出現了相對成熟的農業體系，向文明化方向加速發展，出現了文明起源的跡象。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以良渚、陶寺、石峁為代表，相繼進入到文明階段，有了自己的國家。以此為起點，一直到距今3800年左右，這1000多年的時期，就是傳說所描述的天下萬國、天下萬邦的“古國時代”。 
正如項目負責人、北大考古文博學院趙輝教授所言，古國文明具有如下四方面普通特怔——這正是中國對文明的四條判斷標準： 1.這些文明都是建立在農業和手工業有相當發展的基礎之上的，這是說的生產力。 2.在這些地方文明裡，我們普遍發現社會階層、社會成員、階級的明顯分化現象。 3.出現了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城市。城市裡面不光是人口多，城市裡面居民的構成也不像一個普通的以血緣、氏族為主的農業村落，而是按照行業、按照不同的功能組織起來的居民，當然還有最高等級的統治階層等等。 4.在這些城市，特別是中心性城市這樣的大型遺址裡，我們可以看到，大型建築是需要動員很多社會資源修建的。大型建築所反映的，以及由戰爭、暴力來褫奪人的生命的現象的出現，背後意味著這個社會存在著一個強制性的權威，換句話說就是王權，以及中心城市和附近的區域性隸屬關係。王權還建立了一個區域性政體。……我們一定注意到了，剛才說的這四條標準中並不包括我們經常所講的，以地中海和兩河流域為基礎所總結的，西方學術界常用的兩條非常重要的文明判斷標準或者說因素，就是文字、青銅冶金技術。我們認為，這種差別，恰好是表達了人類歷史的發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這也算是我們對中國文明的研究中發現與總結的一些不同於其他文明的地方。(以上摘自國新辦網站)
2009年8月，國際學術期刊《科學》為探源工程刊出專號，吸引了國際學術界的目光。“中國新石器時代是被考古學遠遠低估的時期，”國際考古學泰斗科林·倫福儒評價說。
考古資料實證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一個“多元一體、兼容幷蓄、綿延不斷”的過程——“中原起源論”應當丟進回收站並清空
今天仍有人認為，黃河中下游地區是中華文明的“搖籃”，中原文明代表了自古以來一直領先發展的中國文明。但其實，中原文明只是璀璨群星中的一顆一一這便是中國考古學界的泰斗蘇秉琦先生所說的“滿天星斗”。夏商之前的中國大地，同時存在著發展水平相近的眾多古國文明，散佈在祖國的四面八方，宛如天上的銀河。
國家文物局關強副局長在發佈會上指出：探源工程實證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幷蓄、綿延不斷”的總體特徵。探源研究表明，多元一體文化現象背後的各地方社會，在其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階段，在各自的環境基礎、經濟內容、社會運作機制以及宗教和社會意識等方面，也存在各種各樣的差別，呈現出多元格局，並在長期交流互動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兼收幷蓄，最終融匯凝聚出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文明核心 ，開啟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一個多元一體的過程。” （摘自國新辦網站）
項目負責人、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王巍研究員曾經指出，由於黃河中游地區氣候出現異常，中原地區在由龍山時代向二里頭文化演變過程中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探源工程第一階段(2004—2005年)的自然環境變遷課題研究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期間，中原地區的氣候較為溫暖溼潤，適合農業的發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黃河中游地區溫度異常變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這一研究結果與古史傳說中關於堯舜禹時期氣候異常，災害頻發的記載恰相吻合。公元前2500年以後，中原地區的農業和加工製作業呈現出顯著的進步和變化：在保持原有的以粟類作物為代表的農耕生產和以家豬為代表的家畜飼養業的基礎上，開始逐漸普遍地種植水稻和飼養黃牛；與此同時，起源於西亞的小麥和綿羊也傳入中原地區；已經掌握了鑄造青銅容器的技術，陶器製作和玉器加工的技術也有了較大發展。
中國一直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五十六個民族血脈相連、夲為一家，太多網友的思維、言論還侷限在區域民間吹牛的層次，以中國人的“老家”、“祖宗”自居，動輒攻擊其他地域為“犬戎”、“蠻夷”等。其實，法天敬祖是數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傳統，誰不知道自已的“老家”在哪兒嗎?這是我們在童年時就會問父母的問題，還用得著他人為大家編排祖宗嗎?
夲人在此呼籲，某些地域在介紹某一事物或現象時，如果非要提“中華文明的發源地”、“黃河文明的發源地”、“華夏文明的發源地”等不可，請務必在後面加上兩個字“之一”，這是對中國歷史和全國人民的尊重。不搞“地域吹”，更不要給質疑的、富有良知人們戴上“地域黑”的高帽！
探源工程基夲確定陶寺遺址為堯王城，二里頭遺址為夏代晚期的都城。石峁遺址是目前規模最大、最受關注的史前古城，因工程多集中在中原地區，反而對文明更早的石峁研究起步較晚，因此還有大量工作要做，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充滿期待
王巍指出，雖然二里頭遺址下限已進入到商紀年的範圍，還未發現確鑿的文字證據，卻存在著與商文化顯然不同的宮室制度、文化面貌，但不妨礙我們對時間、空間、規模、性質以及所代表的歷史與政治階段進行考察。
對二里頭的質疑，國外有很多，國內有不少，這就更需要有紮實的考古成果作支撐，而非我們的良好願望。但有一則報道引起了筆者的憤怒：
斷章取義，用“二里頭”代替“多元一體文化現象背後的各地方社會”(見上節所引關強講話)，一個“可能”的夏代晚期都城“開啟了夏商周三代文明”，國家文物局的新聞文件被赤裸裸地篡改，而且“河南”莫名其妙地穿越成“最早的中國”。難怪在各大媒體、網站火爆的5月29日，此公眾號僅有一個贊，評論區卻罵成一片。
地域吹(地域黑)或許是知識、素質造成的，但這種傳播國家重大事件的新聞，竟被文化造假之習搞成了黑色幽默，完全有損《光明日報》在知識階層中的形象和名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