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连闪
一
黄仁宇是那种穿越在几个时空中的人，也是一个和时代错位的人。他在他的那个年代，注定是不合时宜的。
黄仁宇年轻的时候是一名远征军新一军的军人，30岁开始进入美国大学学习，40岁才开始学习历史，50岁刚刚开始历史研究。
黄仁宇的过往经历，注定他不可能是一个传统历史研究领域的主流学者。不管是历史学的方法论还是论证结构，包括基本资料，他都和当时世界主流的历史研究方向格格不入。
黄仁宇也没有碰到现在的这个互联网自媒体时代，这让他在当时的声音没有办法传播得更远，他在当时的历史研究圈子里面，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边缘学者。
二
黄仁宇能够进入纽约大学分校进行教书十几年，这与当时社会对他的评价是分不开的。纽约大学不过是一个二三流的学校，相当于我们国内的二本和三本。
黄仁宇在当时也不过是一个二三流的历史研究学者。当时美国大学对一个学者的评定标准和现在中国对一个学者的评定标准差不多都是比较僵化的。
1979年3月，黄仁宇被纽约大学通知被解雇。其实理由也很简单，听他的课程的学生数量不够，他出版的著作数量也不达标。相当于现在大学里边评比教授紧急标准的论文发表数量差不多。
当时黄仁宇一家都陷入了生活困顿之中，他曾经找同事、找学校、找工会、找自己的老师，甚至最后去找失业救济处。
三
黄仁宇曾经对美国的制度大加赞赏，他认为美国的现代理性化体制是最完美的，然而正是这样的体制，差一点埋葬了他的才华。
正像现在我们在反思中国的高校体制培养不出来大师一样，黄仁宇对当时美国的高校体制进行了反省。他坚持了自己的方向，认为必须从更高的层次上去理解中国为什么不能走向现代化。
黄仁宇就停止了找下一份工作，专注于自己的研究。他慢慢明白了，在西方的学术体制里，对中国如何现代化没有人感兴趣，西方的学者更愿意直接把西方的体制搬到中国去。
其实在黄仁宇的骨子里，他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研究现代中国，如何让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这让他和传统的历史研究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也始终没有被美国主流的历史研究界所认可。
四
有人说，黄仁宇的被解雇是美国社会的耻辱，是一个一流学者给三流大学解雇，其实这个也是谈不上的。当时的黄仁宇在学术圈里边是没有地位的，加上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很狭窄的领域。
按照当时美国大学的评定标准，黄仁宇确实是不达标的。当然我们站在现在的历史评价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就像梵高的作品，在生前没有得到认可，死后却价格暴涨一样。
就算是放在现在，黄仁宇的著作也是非常受争议的。有不少历史研究学者认为黄仁宇的研究成果是被高估的，至少不是正宗的历史研究成果。
正像我们大陆人最熟悉的《万历十五年》中的人物一样，所有的一切都是饱受争议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黄仁宇的争议，也许还会持续上百年，甚至更久。
新知传习阁
近30多年来，《万历十五年》及其作者黄仁宇，在大陆可谓红得不可思议。以至于去年的名剧《人民的名义》热播时，在镜头里，高育良书记政务丛脞之余，都不忘数次谆谆教诲大家要勤读《万历十五年》。
黄氏风靡大陆数十年，不要说读书界，在大众中都可能是知名度最高的华人历史学家。按理说，他应该被他所在的美国学术界奉为泰山北斗。可蹊跷的是，早在1979年那个夏天，61岁的黄仁宇就被他所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辞退，瞬间失去了正当经济来源，晚景凄凉。如果不是《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偶然爆红，可以有些版税收入可贴补家用，只怕春深冬寒，日子要更难熬吧。
关于他为什么会被辞退的原因，这些年也有很多议论。以我的阅读体会，有些很有道理，有些可能过度解读了。实际上，1979年，作为学界小人物的黄氏，他的被辞退事件，并没有那么复杂。
黄先生1918出生。他学历史是半路出家，学术生涯开始于知天命之年，甚至是误打误撞走上研究之路。他有生之年，在美国学术界，一直都是郁郁不得志的小人物，著作至今也没引起多大的重视，他当年的被辞退，也不过就是学海微澜。
黄先生是国民党军人出身。曾经参与战争，一度做到中层军官职务。1949年10月，他接到了退伍令，军旅生涯宣告结束。那时的他，其实已经无路可去，台湾没有他的安排，大陆他又是敌属营列不能回去，可以落脚的唯有美国。而要到美国定居下来，唯一的方法也是申请入学。于是，他得偿所愿，终得到密歇根大学接受，1952年9月入学，读的是新闻学。因为英语不流利从事新闻业有障碍，不得已他只好改修中国历史。就这样，10多年后，半工半读中，他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那时的他，已经近50岁了。这些历程，他后来的自传《黄河青山》都有详细的回忆。可以说，围绕他的一生，无论是国是家是个人，都是充满困苦的。很多年前，我打开《黄河青山》，最感慨的就是书中附录的书桌的图片，为了迎头赶上，黄氏真的是学习非常刻苦。
1967年，经过亦师亦友的余英时推荐，黄先生进入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任教，生活渐趋稳定，但是十年后的1979 年的3月27日，他还是接到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被告知裁员。通过《黄河青山》，我们所知道的是，关于解聘，校方给的解释是“人事缩编所致”。
这个理由，虽然黄本人不同意，但应该是最直接的理由，也差不多是唯一的理由。对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状况所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1949以后美国政商两界对大学汉学系投入大量资金，研究中国问题，直接动因是冷战需要。而到了19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解冻，这种强意识形态的研究投入已经慢慢缩减，像黄先生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就是个小学校，相当于我们的二三本，科系缩编迫在眉睫，像黄仁宇这样的中国史教授被解聘是势所必然，更何况他还不是“终身教授”，也不是什么名教授。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很多他同时期的美国华人教授的自传，诸如李欧梵的《我的哈佛岁月》、张光直的《番薯人的故事》、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等书中得到印证。至于韩毓海在他那本乱侃的“奇书”《五百年来谁著史》中，说黄先生遭遇解职是因为他“说了毛主席的好话”，完全是没有根据的突发奇想。
在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解聘之后，黄仁宇从此流离在美国汉学界的边缘。按理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他完全可以“改换门庭”，再到另一个大学教书，不至于要领低保过活。他没办法做到如此，也没有大学抛出橄榄枝，确实还有一层原因在于，他始终都是学界的小人物，著作其实也一直得不到承认。
黄仁宇一生，著作等身，但是他确实没有过硬的学术著作可以在美国汉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学术能力、研究水准、著作价值一直饱受怀疑。他在专业化的汉学界，头衔是明史专家，研究方向是明史，具体是明朝的财政税收制度。在这个研究领域，他虽然有过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但是唯一真正的“学术著作”只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其余像后来让他在大陆声名大噪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等，当时至今都没被认为是“学术”。这是美国的学术体制决定的，他的同行史景迁搞得东西和他差不多，但是大家都知道，史是偶然的例外，况且其名气在美那么大，黄氏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问题还在于，黄先生毕竟是30岁才上美国大学，40岁左右才开始学历史，近50才进入汉学界之人，尽管很勤奋，终究论史学根基，还是比较薄弱，即便是后来出版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这样的“学术著述”，黄氏的学问也依然受到质疑。无论是当时的西方汉学家，还是现在国内的明史研究圈，其实都对黄仁宇的明史研究不感冒。一般都认为，黄氏的书没有达到一定的学术高度，书中概念表述有问题，用词不够精确，史料各取所需，搞“六经注我”，无论是角度、立场，还是结论、观点，都存在很大的瑕疵。
所以，至始至终，黄先生都不曾有过一部有分量的著作，可以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准和地位。比如，他的书屡屡受阻不能出版；比如1975年9月，他带着书稿拜会时任耶鲁大学的亚瑟·莱特，希望得到这位美国首席史学家的首肯时，尽管谈了三个小时，人家也还是看不上他。
可以说，因为研究能力的不得承认，学术公信力的不足，也让黄先生在被解聘之后，再也难找到其他的门路了。
当然还有一个状况，是他军人出身，性格执拗，不知变通，和当时美国汉学界“皇帝”费正清凶终隙末，让他从此载难以翻身。可以说，尽管费正清和黄先生的解雇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和费的分道扬镳，实际上是使得他失去了最后也是最大的奥援。所以葛兆光先生会认为这是很大的因素。
本来，费正清是很看重这位汉学研究的“外来户”的。1970年的夏天，当黄先生在余英时推荐下，初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从事工作时，那个奇热的下午，费正清还亲自到黄的研究室，表示欢迎，让黄受宠若惊，说是“未行弟子礼，先作幕上宾”。
此后的几个月，费正清也非常热心地帮助黄先生，甚至连英文写作这样的琐事都费心指导。黄有一篇文稿错拼十次，费用红笔纠正十次，且仔细论述原委。当黄先生提出准备要写一部有关明代财政的专书时，费给了他许多很有价值的建议。这些，都说明，费最初对黄颇有好感，对他的研究能力也有所认可。
但黄军人出身，性格其实并不好相处。我自己，很多年前还听起过一位国内史学老教授谈到有关黄先生的一件逸闻。说是1980年代，黄先生曾回国，参加过一次国内的学术会议，他和黄有过接触，印象极差。认为黄耍大牌，说话行事还是不改“军痞”之态，比如动不动说粗话，比如大家座谈，他是直接“葛优躺”直接将脚伸到茶几的，大陆同行都对他侧目，基本都对他没啥好感。这些说法，大概也不难印证黄先生可能真是性情豪爽不拘小节，不大好相处吧。所以，也很快，他和费的“蜜月”期也只仅仅维持了几个月而已，不管是学术分歧也好，还是性格问题也好，费正清都对他比较失望。1970年冬，黄先生交稿，费的答复是，“我已经用尽了所能‘给你的’劝告了”。后来，黄先生曾写信给费，但无只字回音。
可以说，和费正清的不欢而散，让黄先生在美国汉学界失去了落脚的最后机会。数十年之后，黄先生回忆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时，还用“悲愤交加”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至死不能释怀的。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说“只想着要一吐怨气”。
好在生活多少还是仁慈的，在落职的不久，他的《万历十五年》就在大陆出版，一炮而红，威名至今余烈，封神了。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他的一生，真是传奇，乱世荒山中，可以牵出无数的话题来，一齐佐证历史与岁月的残酷，及深情。
2018，12，6，晚
刘愚愚
最近的一些文章，又开始炒作黄仁宇被解聘事件。我这里先辟几个谣，然后再说明下背后的真实原因。
辟谣
1. 有人说黄仁宇是从纽约州立大学退休，英文维基就这样讲，不少媒体也采信了。
其实，维基是为尊者讳的说法，毕竟黄仁宇自己觉得这样的事情很不光彩。但其实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不是届龄退休，也不是提前领到养老金而退休，而是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NewPaltz，NewYork)所解聘。”
2. 有人说黄仁宇是因为考核没有通过，发表数量不够，教学情况也不理想。
这也是以讹传讹的说法，主要是对美国教授制度不了解。当时，黄仁宇当时已经是终身教职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正教授，到1979年春季为止，已在纽约州立大学连续任教十年，一般称为‘终身’教职。”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员，正常情况下就是铁饭碗了。随便做什么研究，教什么课。其中的理想，就是为了让资深地教授，可以心无旁骛地追求自己的研究。当然，如果发生了重大学术违纪，学校还是可以开除的——当然黄仁宇也不是这种情况。
3. 还有人说，黄仁宇是因为得不到费正清的支持，所以才被解雇。
这就更是乱讲了。费正清一个哈佛的教授，怎么就管到纽约州立了。黄仁宇的学校虽然不咋地，相当于国内二三本吧，但再怎么样也是一个独立运行的大学。而且，黄仁宇在历史系供职，他是历史系唯一东亚方向的教员；决定解雇他的人和东亚研究没有任何瓜葛——事实上，他们也看不上东亚研究的教授。总之，费正清能量再大，和黄仁宇的解雇没有直接关系。
那么，为什么黄仁宇遭到解聘呢？
黄仁宇自己讲了，就是大学缩编了，美国史、欧洲史以外的人都不要了：
“我被解聘时，是纽普兹唯一教授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的老师。和我同期被资遣的还包括教拉丁美洲历史、俄罗斯历史、中东历史的教师。而教非洲历史、印度历史，还有一位教日本历史的资浅教师，则在1976年被解聘。留在纽普兹校园的，是十三位全职的历史系教师，全都教美国史、加拿大史及西欧历史。”
也就是说，这个大学决定，不是北美、西欧历史的教员，统统不要了。黄仁宇自然被裁员了。
这时黄仁宇已经62岁了，再找工作，再申请研究经费本来就比较困难了。这个时候，他发表数量不够，和费正清等大佬之间的分歧，使得他很难再谋到一份教职。
在野武將
其实黄仁宇之所以会被美国的大学辞退，主要还是与他自己的生平作为有关。我们不妨从黄仁宇的生平说起。
黄仁宇1918年出生于长沙。18岁以前，黄仁宇都是在家乡度过，后来，他就读于长沙很有名的一所中学。1936年，十八岁的黄仁宇考进天津南开大学工程系读书。
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开始全面侵略中国。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黄仁宇没有继续读他的工程系，而是决定去中央军校读书，成为一名军人，保家卫国。1943年，黄仁宇加入了著名的中国远征军，开始在云南同日本军队作战。但不幸的是，他在缅甸的一次战役中身负重伤。年轻时候的黄仁宇，本来打算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发誓想做中国的拿破仑。可是，因为这次负伤，黄仁宇只好离开军队。
心灰意冷的他决定去美国继续读书深造。1964年，也就是黄仁宇46岁的时候，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后，黄仁宇开始在美国大学里教书。不过，因为黄仁宇早年当过军人，上过战场，这些经历让黄仁宇意识到，作为历史学者，他的职责不能仅仅是给学生上课，还要注重历史对现实的影响。所以，黄仁宇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一般美国老百姓都能看得懂的写作方式，为报纸写专栏文章，还四处到各地方为大众进行演讲。这些经历，锻炼了黄仁宇的文字写作的能力，所以，他晚年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这样有份量的作品。
可是，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黄仁宇花费大量精力写专栏文章，就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去做历史研究。因为长期没有出版自己的研究著作，1979年夏天，黄仁宇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解聘。已经61岁的黄仁宇瞬间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也让黄仁宇在美国学术界抬不起头来，被人歧视。
为了赢回尊严，黄仁宇加快了《万历十五年》作品的写作，而且，他下决心要让自己的作品既有思想，也可以吸引人读下去。1980年，《万历十五年》正式出版，出版之后立即在美国成为畅销书。后来被翻译引进中国，人们甚至把黄仁宇和写《还珠格格》的台湾作家琼瑶相提并论，称他是“历史界的琼瑶”，可见他的书流传之广。
我们设想一下，假如黄仁宇在61岁的时候，没有被美国大学解聘，可能他的《万历十五年》还要拖延很多年才能出版。黄仁宇的经历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很长，我们不能在乎一时的得失，只要一个人愿意朝着一个方向努力，不放弃自己的目标，总有一天，他能有所成就，赢得大家的尊敬。我想这也是黄仁宇坎坷的一生，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兮兮说事儿
由一本书的畅销所引发的思考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中国可算是家喻户晓了，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这本书“卡夫卡式”的梦幻笔法，既让他们读来颇感轻松惬意，也满足了他们对明代历史的好奇心。
（《万历十五年》稳居当当网历史类畅销书榜首）
而伴随着这本书的畅销，本书的作者——黄仁宇也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当中。
俗话说，每一个人光鲜亮丽的背后，总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隐情。黄公也没能例外，因为就在《万历十五年》这部书于1976年问世的前夕，黄公被他所任教的纽约大学分校辞退了。
而更让他感到苦恼的是，当他试图询问原因时，对方含糊其辞的加以回绝。那么黄公为什么会被美国大学辞退呢？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受到了“石油危机”的影响，国内经济不景气，所以才要进行裁员。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可是笔者认为，黄公之所以会遭遇教育生涯的“滑铁卢”，与他个人也有很大的关系。而通过其回忆录《黄河青山》与葛兆光等大师的解读，我们逐渐找到了答案。
（葛兆光先生）
考核不过关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大学，对任教教师多采取一种较严格的考核制度，在这项考核制度中，既有对教师的科研成果作出一定硬性要求的内容（例如在一定时间内要发表几篇论文，写几本书等），也有定期调查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来作出黜用抉择的相关规定，而黄公毫无例外中招了。
因为，自经余英时先生等指点撰成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后，黄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发表过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成果，而黄也隐约感到了这样一种危险。但命运似乎又为他打开了一扇门，机会来了。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他与费正清的相识之后，当他结识了中国史研究学者费正清教授后，经过一段时期的交往，费决定帮助黄。于是，在费等人的帮助下，他们为黄争取到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资金支持，但他必须拿出相应的“东西”来。
黄自然积极准备，他用两年半的时间仔细阅读了《明实录》，并作成了关于明代财政研究的书稿。但是，他有关明代财政的研究并未得到费的认可，这件事也最终不了了之。这些书稿未能及时结集出版，而高校考核的大网也趁势收紧了。
（黄公晚年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黄为书稿找不到出版社而焦虑时，学生们又“造起了黄公的反”。黄所执教的大学中，学生们不仅对中国史课程内容兴味索然，还难以理解其晦涩的“大历史”等理论和分析方法。
笔者认为，这或许与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有关，但它们的确使黄的处境更加艰难了。这场风波没过多久，黄便遭遇了失业的挫折。所以，学术成果未达标与学生抵制的共同作用，无疑是黄被辞退的一大重要原因。
跟费正清等没搞好关系？
葛兆光先生在阅读《黄河青山》的过程中，认为黄之所以被辞退，与他和费正清等存在极大的学术分歧有关。
（“中国通”费正清先生）
黄认为，在与费等共事过程中，他发现其分析问题多喜采用“显微镜式”的研究视角，而缺乏“宏观的眼光”。但黄认为，自己的研究方法，则在二者之间找到了极好的平衡。黄既关注上层政治体制的运转，也重视底层社会与上层的互动。黄期望用“数目字”来管理社会，以避免过多的资源被浪费。这些观点或多或少都与费等产生了一定的冲突，而费对黄有关明代财政研究的一系列观点的反对便是这种分歧最好的反映。
（这些曾被费等冷落的书稿，后汇集成了《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
于是，这种学术上的分歧逐渐波及到了生活，双方关系出现了降温，而这种降温也影响到了其上司对黄的考核，所以在葛兆光先生看来，这也是一间接之作用力。
黄“说了毛主席的好话”
韩毓海教授在他的大作《五百年来谁著史》中曾提及，黄公遭遇解职之辱是因为他“说了毛主席的好话”。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的确，黄在《我相信中国的前途》等书中曾多次阐明自己对当下中国进步与开放的信心。
（韩著《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书影）
而在黄的其它一些研究或随笔中，也不乏有他对于中共组织动员机制的赞叹。可是，笔者认为，黄对中共的认识等，本身还是其“大历史观”研究方法的一种应用，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与其支持不支持中共的政策无关。换句话说，“说毛主席的好话”这一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学术上的分歧，所以韩这一观点还需具体看待（但不管怎么说，韩的观点毕竟丰富了我们对于黄被解职这一事的认识，韩的研究也对我们进一步了解黄的治学特点意义极大）。
参考文献：黄仁宇《黄河青山》 三联书店 2013年6月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三联书店 2006年6月
葛兆光《黄河依旧绕青山》——《本无畛域—书评七篇》 海豚出版社 2010年11月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 九州出版社 2011年11月
历史研习社
美国大学有句话，叫：“不出版就出局”或“不发表就发霉”。黄仁宇先生就对这句话有很深的感受，他就是因为这个受到了“奇耻大辱”，那就是被大学解聘。
据黄仁宇在自己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的回忆：后来爆得大名的《万历十五年》一书1979年12月才被耶鲁大学出版社接受，此时他已被任教的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解聘半年多了。
这是为什么？是黄仁宇的学术水平不行吗？不，这是因为距黄仁宇1974年底在美国麻省剑桥出版《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已经5年多了，期间他一直没出书。按照美国大学的FTE(Full Time Equivalent) 考核来说，这是严重的不合格。此前黄仁宇出版过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但那些偏门的学术论文发行量极少，据黄自己说，他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只卖了850本，哪像在中国一卖就几万本的成绩。
这5年中，黄仁宇不是没写书，他还是很勤奋的。他写了一本《中国并不神秘》的著作，渴望能在出版后吸引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充当教科书；可是，他失望了，他找了好几家出版社，都没人出版。他把书稿寄给中国学权威费正清，希望费正清能写篇序，促进此书的出版。可是，费正清说，“我比较希望你请杜艾特·柏金斯写序”，等于变相拒绝了给他写序。
1976年，黄仁宇着手写作《万历十五年》一书，他自认写出了新意，可是在出版时又遇到了麻烦：商业出版社觉得这适合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学出版社又觉得这内容应该由商业出版社推出。所以，直到1978年6月份他被解聘时，这本书仍未出版。
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冷战导致中国历史还不是热门学科，美国大学生们选修了黄仁宇的课程，但去上课的寥寥，黄仁宇不得不挨个给学生写信，劝他们要么别选修，要么人按时来。当时的大学生正是自由主义思想盛行，谁听他的呀。
那么，恶果来了。一，黄仁宇已经5年没出版过著作；二，黄的课程很少有人选修。按照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的FTE考核规则，得分很低，所以黄仁宇被解聘。
黄仁宇通过黄苗子把《万历十五年》推荐给中华书局。经过审查和润色，《万历十五年》中文本于1982年5月在中华书局出版，初版就印了275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轰动了海峡两岸。黄仁宇的思路和文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学术书籍写作风格，可谓功不可没。
迷楼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很简单，他不符合美国大学的要求。
在美国，任何行业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也会有不断的考核。
以美军招收新兵为例，想要进入部队，就必须进行一个考试。然后，根据分数的高地，给你区分具体的岗位。以海军为例，核动力舱的维修士兵分数最高，炊事兵、理发兵分数最低。
同时，和美军签订4年合同以后，定期就有严格的考核，无论男女老幼都必须参加，上到五星上将，下到普通大兵。如果考核不及格，就是降级甚至赶出军队，一切应该享受的退伍福利也就没了。
这种制度，让美军大兵时刻保持一定的斗志和水平。
军队如此，大学当然也是这样。
对于大学教授来说，有最低程度的三项要求：论文数量、出版数量、学生对老师的评价或者选修课的数量。
但黄仁宇写书是不错，学术方面就差了，教课更是不行。
从提交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以后，黄仁宇常年没有什么高质量论文出版。
就出版来说，必须是学术性著作，而不是小说或者通俗著作，所以黄仁宇出的书都不算。
更倒霉的是，黄仁宇讲课能力不强，学生上课感觉枯燥乏味，对他评价不高。
于是，根据美国大学的考核标准，黄仁宇就被取消了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三流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
美国不是中国，不会开个后门，送个礼就有办法，人家管你是谁，考核不达标就完蛋。
最后送一个小故事，给大家乐一乐。
金庸原本被剑桥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但是他想要申请攻读一个真正的博士学位。校方告诉他不用了，因为荣誉博士排名在一般教授和院士之上，地位比校长还要高，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读博士。但是金庸不同意，还是坚持攻读一个博士学位。既然如此，校方就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由二十多位教授审核他的论文题目。
金庸最初打算从匈奴问题入手，因为中国学者认为在汉朝时，卫青、霍去病跟匈奴打仗，匈奴兵败，就远走欧洲。但西方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匈奴实在东亚、西亚和中亚独立发展出来的一个民族。二十多位教授当中有一位正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用匈牙利语发言，金庸只好说自己不懂匈牙利语。教授说这些资料已经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了：“如果你去匈牙利，我可以推荐你。你可以念三年匈牙利文再来研究这个问题。”金庸说自己因为年龄问题，恐怕有心无力，只好放弃这个题目。
金庸又想到写一篇有关大理怎样成为一个国家的论文，读过《天龙八部》的人估计都有这种印象，觉得金庸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他还是大理的荣誉市民，他觉得西方学者对大理方面的研究应该了解不多。但是二十多位教授听完金庸报题后，其中一位叽里咕噜说了很多话。
金庸又说听不懂，教授说自己讲的是藏文：“本来南诏立国是靠西藏的力量来扶持的，所以大理等于是西藏的附属国。后来唐朝的势力扩张过去，才归附唐朝。大理跟西藏的关系是很深的。”金庸既然不能用藏文来查阅资料，只好打消研究大理国的念头。
选来选去，金庸的博士论文选定了写安禄山造反，导师选定的是研究唐史的专家麦大维——貌似这个题目不用再去学一门语言才算完事。他论文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按照传统讲皇帝的皇位应该传给嫡长子的，实际上是哪个有兵权，哪个会打仗，就传给哪个。说白了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谁兵权在手，就是谁能做皇帝。麦大维赞同他的基本论点，说你这个意见可以写，尽量找点历史根据。外国论文好像跟中国论文没有关系的，不像中国大学这样糊弄了事，他们写论文，一定要有历史根据，不能主观臆断，需要钻故纸堆，阅读整理大量的文献资料，寻找论据。所以金庸的论文写的很辛苦，闭门写了两年多时间才完成。
李怀宇访问金庸，问了这个问题：“大家都觉得奇怪，你已经过了八十岁，为什么还要到剑桥大学去读书？”金庸回答：“因为剑桥大学有学问的人多，教授虽然只研究一种学问，但是一门功课很复杂的问题他都了解。”写小说只是玩玩，想要做学问，问题就很多了。
萨沙
看到这个问题，突然想到现代几位文人、学者在美英的学习、工作生活。
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庚子赔款从清华赴美的闻一多，毕业典礼时，一般都是男女学生并列去领毕业证，可是却没有一个白人女性愿意携手中国留学生。梁实秋在美国遭遇车祸，尽管并非责任方，依然被判付170美金的罚款。
老舍也是这一时期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讲师，饱受歧视。《二马》应是锥心之论。
这些尚未成名的受此待遇也就罢了。六七十年代，张爱玲在美国两所高校短期任职，一是1967年在赖氏女子学院翻译《海上花列传》，很快职位不保；一是在柏克莱加州中国研究中心，一年期满遭解雇，生活再度陷入困顿。她的失业和黄仁宇其实有很大相似处，都比较闲云野鹤，都触及冷战期间中美禁忌，都没有与上司处理好关系，性格都偏怪异加清高自许、目下无尘。
胡适晚期在美国也是穷困潦倒，懊悔当年没有储蓄的习惯，终日以茶叶蛋为主食。后来连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也没有保住，他还维持着自己一贯的绅士风度，将工作事无巨细地交接给后来者。张爱玲在回忆胡适先生晚年的文章时，也是流露出对他苍凉运命的惺惺相惜。
纵观黄仁宇被解雇一事，兹以为和以下几点相关：
首先，它是中美关系的阴晴表。黄仁宇以《万历十五年》闻名，其意义在于影响了国内人文学者的研究。他开启的研究范式缘于个人的历史经历及后来的美国深造。在《黄河青山》这部个人回忆录中可知，黄仁宇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是世界二战中的一个格局，启动于1942年，中美英三方联动，那也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飞虎队、史迪威，这些都是熟悉的历史名词。西南联大也有很大一批学子作为翻译官加入远征军。它可以抵扣学分，而且美方还为参加远征军的中国大学生提供求学深造的便利。但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动，《别了，司徒雷登》，留在域外的华人境况非常不佳。
其次，与黄仁宇的个人研究领域有关。作为人文学者尤其是历史学者，它很难像工科一样保持中立，而需要阐述个人立场。在冷战思维下，美国各个基金会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稍不谨慎，即会触雷。作为冷门学科，研究基金本来有限，处理各种纠杂的关系也非常不易。
知识分子个人的原因。目前国内也有不少流走的学者，体制内的问题古今中外皆然。黄仁宇个性有很大的问题，虽然在国外受教多年，其实思维模式还是脱不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至于所谓没有通过高校的各种考评，没有专著之类的，个人认为对一个教授而言，都只是借口。国外教授本身就是终身教职了，如不出意外（性侵、剽窃之类）。
又是乌鸦的杂酱面
害死人的KPI？
随着《人民的名义》的热播，高育良再次捧红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而作者黄仁宇也又一次走入了大众的视野。现在，大家对他的评价是教授、学者、大历史学家，但是，大师也有往事不堪回首的时候，今天，就说说黄大师被学校辞退的故事。
1976年，在后来大名鼎鼎的《万历十五年》出版的前夕，纽约大学分校将黄大师扫地出门。
理由有这么几条：
1.教的课无足轻重，可有可无。
黄大师在美国教中国历史，当时还是冷战时期，真是冷门中的冷门，这门课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属于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偏门。学生们也是这么看的，学这么课也许是想混几个学分而已，据说黄大师惨到要请学生喝咖啡听课，但学生都不来上课的地步。
2.学校考核达不到。
美国大学对教授的考核实行大数据管理，按照听课的学生数量、专业背景和课时数来考核，黄大师这种边缘课程根本达不到及格线。再加上，那几年黄大师处在学术爆发期的前夜，也没有什么能拿的出手的学术作品，人家资本主义不养闲人，给他下了逐客令。
3.人际关系没处好。
美国人虽然不像中国人这样讲关系，但也是门派林立。黄曾经在费正清主导下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员，但是，他们搞不到一起，当然，他们是君子之争，主要是学术分歧。后来，两人关系转淡，费是学术权威，他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黄的上司对他的考核。
4.与主流研究格格不入。现在大火的《万历十五年》，你说他是学术著作吧，既不是断代史，也不是专题论文，文体上也不伦不类，不够严肃。所以，这本书写完之后，没有人愿意出版，直到5年之后才最终问世。实际上，黄大师的研究当时并没有得到美国主流历史学界的承认，即使后来《万历十五年》获得了连续两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但这也没有帮助黄大师再获得教职。
他的书在国内火起来，也是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他的研究更适合中国人的趣味，也就是“以史为鉴”，而不是“求真”。黄大师属于半路出家，46岁才获得博士学位，他在大陆红起来时已经79岁了，3年后，他就去世了。
饮水君
黄仁宇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及流畅的运笔，撰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史学著作，主要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书，将宏观视野的大历史观引入到国史研究中去。
可以说黄仁宇先生在这些书中的大历史观，为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空气。
可为什么在学术上如此前卫独特的黄仁宇先生，那时还会受到美国大学辞退呢？
1，求学逢战乱，学成逢冷战
黄仁宇先生是一个很有理想抱负的人。年轻时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由于抗战爆发，黄仁宇决定辍学加入了国军。
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
他最初的志向是要当中国的“拿破仑”。
在战场上他立过不少战功，还险些丧命。1943年参加中国驻印远征军，直至抗战结束，后被送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
因为黄仁宇先生认真钻研，刻苦学习，获得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1968年任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在美国属于三流学校）。
黄仁宇教授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期间，正好遇到中美关系处于冷战的时期，美国在各种宣传上，对中国也很歧视，对黄仁宇先生的特殊身份也不怎么认可。
美国的年轻人对中国的历史更是不怎么感兴趣。
黄又急于把自己的大历史观灌输给美国的学生们，导致了美国的许多大学生不选修黄仁宇先生的课，即便是选休了他课的学生也不怎么去上课。
而美国学校极为重视专业的经济回报，收益不好的科目就会遭遇淘汰。
在1979年，黄仁宇先生收到纽约州立大学分校通知被学校辞退了，这一锤让当时的黄仁宇教授精神和生活都处于非常窘迫的状态。生活上曾一度靠社会福利救助度日。
2，入乡未随俗
在美国大学任教，对教授也是有考核要求的。首先是学生对老师的评价很重要，另外就是课被选修的情况，再一个就是学术论文出版的数量和质量。
美国大学对教授有出版书的要求，而黄仁宇教授在任教期间，学术论文和书籍五年都没有被美国主流媒体发表过，黄仁宇教授的学术论文在美国被拒。
后来在中国却很火，说明了他的写作风格和观点当时没能随美国主流媒体的要求来写，入乡未随俗，不符合当时美国的主流学术标准，所以才遭遇辞退的窘况。
3，“情商”不够，前程陷泥淖
因为学术上的分歧，黄仁宇教授没能很好的与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里面泰斗级的人物_费正清教授们处理好关系。
还经常与他们开撕，不断在报刊杂志上批评他们的观点，于是美国主流的一些历史学家们都不认同了黄仁宇先生。
没有了好的人脉的帮衬，也就失去了在美国历史学界的地位，以至于他的《明代财政艺术》被搁置很久，没能如期出版，《中国并不神秘》一书也是“胎死腹中”。
所以说黄仁宇先生在纽约州立大学分校当教授时，不是没有写出书籍，而是因为他“情商”不够，没有很好的处理关系，让他的书当时得不到主流人士的帮助。
受制受限不能正常的出版，所以才受到了美国约州立大学分校（美国三流大学）的辞退之辱。
4，政策研究上，站队偏向于中共
韩毓海教授在他的作品《五百年来谁著史》中曾提及，黄仁宇教授遭遇解职之辱是因为他“说了毛主席的好话”。怎么会有这么一说呢？
确实，黄仁宇教授在《我相信中国的前途》等书中，就很多次阐述了自己对当时中国进步与开放的信心，他的一些其他研究和随笔也有很多对中共机制的赞许。
可见在冷战时期，美国也是注重政治倾向的，与他们观念相驳的理论就会受到打压受到排斥。
因此从某一方面来看，黄仁宇教授在美国大学被辞退，也正是中美关系晴雨表的一种体现。
5，祸兮福所依
遭受美国大学辞退的黄仁宇教授，因为生活所迫更加快了他写书出书的步骤，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是他被学校辞退后半年后出版的，后来又出版了《中国大历史》等很有历史价值的书籍。
不过这些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已经开始解冻回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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