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荊欣雨
糾結
香港殯儀館外，人人黑衣肅穆。從下午3時開始，專門負責的花店忙碌一週製作出的160多個花圈排滿了整條街道，靈堂入口處是大朵盛開的荷蘭牡丹，裡面佈滿了逝者生前最愛的鈴蘭花。
國家領導人送來的花圈赫然在目。鈴蘭花中央是逝者的遺像，上方的橫額是由倪匡提出，好友蔡瀾在日本紙上親筆寫就的「一覽眾生」。
11月12日的傍晚悶熱，查良鏞的告別儀式遵從了他的遺願，只邀請親友出席，不採用任何宗教儀式，也沒有設置致辭悼念環節，一切從簡。
但規模浩大的名流都來悼念金庸——查良鏞的幾個身份之一。馬雲來了，第二天出殯又來了一次，並送上了「一人江湖，江湖一人」的對子，兩任楊過的扮演者劉德華和黃曉明也來了。來客覆蓋了兩岸三地，遍及全球華人社會的文化、娛樂和政治圈。
五湖四海的讀者也來到位於新界的香港文化博物館悼念金庸。他們在排隊時談論《天龍八部》中的武林恩怨，轉角處隨時可以與壁畫上的令狐沖、袁承志和張翠山打個照面。館內花費數年蒐集來的陳設是金庸武俠世界的完整呈現，15部武俠小說和由此衍生的無數譯本、影視劇、漫畫和周邊產品。出口處的牆上粘貼著來訪者的留言，有一張紙上寫著，「先生：天下無人不識君。」
查良鏞於10月30日去世。大眾悼念的武俠小說家金庸，只是查良鏞的一個身份，他還是一名報人、時評者和政治家。同事和好友則稱他為查先生。也只有相熟的人才知道，一生在多個身份中轉換的查先生的矛盾與糾結。
葬禮幾天後的一個下午，查良鏞的生前好友、60歲的香港專欄作家陶傑坐在海逸君綽酒店的咖啡廳裡感慨，「其實，我不覺得他這輩子非常地開心。」
生病
1995年3月21日早上，香港下了暴雨。
剛辭去《明報月刊》主編的潘耀明心煩意亂地開著車，烏黑的天空壓下來，令人喘不過氣。前一天晚上，他接到查良鏞太太的電話，說查先生要做個心臟搭橋手術。
潘耀明在養和醫院的走廊裡焦急地等待了8個小時。手術不太成功，淤血進入腦部，查良鏞甚至一度喪失了語言能力，「講不出話來，對他打擊蠻大的。後來他們通過找的三個香港最有名的腦科專家會診，清理了，元氣大傷。」潘耀明回憶。
他擔心，查良鏞此前的一系列計劃無法再實施了。這一年，查良鏞71歲，全部武俠小說的修訂已完成20年之久，他沒有再寫的意願；《明報》賣出去了，全部職務都辭掉了，儘管接班人不那麼盡如人意。他該向前看，做些一直以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查良鏞早就有了打算，意外進手術室半年前，他讓秘書一週給潘耀明打兩次電話，叫他來位於香港北角的辦公室聊天。伴著威士忌和窗外港口的海風，他構建了藍圖：創辦一本歷史文化雜誌，從創刊號開始獨家連載他即將創作的歷史小說，再找些對歷史有研究的名家來寫專欄；他名下的明河出版集團也希望可以出版一些金庸著作之外的書目。
查良鏞對潘耀明在《明報月刊》的工作賞識，又知道對方在紐約唸的是出版管理和雜誌學，就邀請他來做總編輯和總經理。
兩個人都很興奮。潘耀明願意繼續追隨查良鏞，不止是因為一簽五年的合同和更加優厚的待遇，還因為他相信查良鏞的創作要邁向一個新的階段，「他對明清史和隋唐史都瞭解頗多。你看他的小說很有歷史感，《書劍恩仇錄》是歷史的大架構，就在清朝嘛，《鹿鼎記》也是。而且我覺得他的文字是很純粹的，繼承明清文風，可讀性很高。」
好友陶傑也肯定了查良鏞一直以來對於歷史的興趣。那個化名為金庸的武俠小說家總試圖夾帶點私貨：《碧血劍》最後附上袁崇煥的評傳；對蒙古史感興趣，《射鵰英雄傳》的附錄一併考證了成吉思汗家族；《鹿鼎記》一開始是想寫成歷史小說的，只不過後來「走樣了」。
查良鏞還曾拜訪過《張居正》的作者、湖北作家熊召政，雙方談了很多對明史的看法。他去世後，潘耀明從倪匡口中得知，早在上世紀70年代，查良鏞就有過寫歷史小說的想法，那時他想寫黑旗軍——清末的一支地方武裝軍。潘耀明才領悟，寫歷史小說不是當年突然的興致，而是「本身人生的一個願望」。
23年前的那個4月1日，按照早先的計劃，潘耀明帶著秘書入職了，即便此時查良鏞的手術已過去10天。令他沒想到的是，查良鏞在醫院住了大半年，出來時的身體狀態大不如從前，辦公室不再天天去了，一週只能去個一兩次，歷史小說，很難有精力再寫了。
「因為（寫）歷史小說要找很多資料，不是武俠小說嘛，天馬行空。寫歷史小說，你要做很多研究，甚至還要（實地）考究，需要大量的精力來還原歷史，他寫不出來。」潘耀明認為這是查良鏞晚年的一大遺憾。
辦雜誌的事，也就「意興闌珊」了，彷彿文人間的默契，查良鏞再沒提過。在潘耀明看來，這是因為查良鏞的個性很強，一張嘴，一支筆都十分謹慎，總是經過計算才肯表達觀點。晚年整理社評，耐心好得很，不到一切置辦完美絕不出版。就連在家裡與友人玩梭哈（一種撲克遊戲），也要經過深思熟慮才肯下注。他做不到的事情，便從此不會再提。
新工作迅速變成了閒職，沒什麼事情做，潘耀明就幫查良鏞回覆些讀者來信，整理文件，「熬著」，他形容，「那個局面非常尷尬，他很難過，我也很難過。」一年後，他不好意思繼續待下去，回到了《明報月刊》。
心結
身體恢復了幾年後，有一天，查良鏞向一位好友請教，內地有大學邀請他去教授歷史，該不該去？這位好友勸他，何不去教中文寫作或新聞傳播，中國歷史很多人都懂得，你畢竟是個寫小說出身的。
他聽了沒說話。1999年，查良鏞進入浙江大學，出任人文學院院長，並擔任博士生導師，招收「歷史和文學」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查良鏞對做學者的執念，或許與他的武俠小說屢遭批評有關。胡適曾在1959年臺北一次主題為「新聞記者的修養」演講中說，「現在有許多報刊都刊武俠小說，許多人也看武俠小說，其實武俠小說實在是最下流的。偵探小說是提倡科學精神的，沒有一篇偵探小說，不是用一種科學的方法去求證一件事實的真相的。」查良鏞隨即在《明報》發表社評《最下流之胡適之》，此後一生未提過胡適。狂人李敖也曾嘲笑金庸武俠品格低下，並抨擊其做人「偽善」。王朔則說過金庸小說十分媚俗，「讀了一天實在讀不下去……情節重複，行文囉嗦。」
所有批評過查良鏞寫武俠小說不入流的人，他都記在了心裡。他有著民國文人的那種隱忍，從不反駁，但在他心裡會記著，君子報仇，幾十年都不算晚，也正因於此，浙江大學的邀約有著極大的吸引力。
過了千禧年，身為浙大博導的他，開始頻繁向媒體提及自己的另外一項工程浩大的計劃：用白話文和小說體寫一部《中國通史》。
他的自信和雄心在那些年的採訪中隨處可見，「如果你將來看完了我寫的《中國通史》，你就會了解我的歷史觀了。我試圖採用一種新的觀點，以中華民族的角度和觀點去寫歷史，以前的歷史書都是從漢族人的觀點和角度出發。我認為中國歷史和中華民族的偉大恰恰在於團結。」
「他一直比較遺憾的是，他做不了一個專業的歷史學者。他跟柏楊非常的好，柏楊死以前，他還到臺灣去看他，因為柏楊寫過《中國通史》，他是很佩服的。」陶傑說。
浙江大學的博導之旅很快演變成一場紛爭。查良鏞的博士生和社會輿論都對他感到失望，不滿其教學方式，質疑其學術資格。《成都商報》當年的報道指出，「作為導師的金庸極少過問學生們的學業，除了帶他們參加過『華山論劍』、『南湖論劍』這樣的活動外，師生雙方一個學期只見一次面，每次聊幾個鐘頭，而正規的授課則從來沒有過。」而學術界不少人則指出，查良鏞沒有正規博士學位，不具備指導博士生的能力。
2004年，深圳的一次採訪，查良鏞賭氣般地說道，「我在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收了幾個博士生，不夠好，我現在也不教了，還把院長的官辭了。我這個人當官，不行。拜師，我很願意；讓我教別人，我就不願意，也教不來。」
在之前勸過他的朋友眼裡，這種結局是意料之中的，也強化了他心中對於學者夢的遺憾。人生信條是「做人要爭氣」的查良鏞在第二年遠赴劍橋大學讀歷史，很快他就獲得了碩士學位，2010年獲得博士學位，碩博論文都是關於唐朝的皇位繼承製度。
80歲高齡去國外讀書，在另一位朋友看來，這是屬於查良鏞的糾結。「因為你放不下，你才去追求嘛……我們當時都勸他了，我說查先生，博士生街上到處都是，金庸只有一個。」
陶傑則更為直接，「他有一個心結，早年寫武俠小說，被許多學者看不起。60年代，伯克利比較文學教授陳世驤作為一個學者，寫信說喜歡看《天龍八部》，後來書再版的時候，他（特意）把信附在書後面，那是一個情結。」
「他去帶博士生吃了虧以後，（心想）『死活都要在劍橋念個博士回來，給你們這幫王八蛋看，你說我不懂。』這是一口氣，這也是他看不開的地方。」陶傑說。
金庸劍橋留學
報人
查良鏞晚年的另一個遺憾，是由他一手創辦的明報集團，在他離開後，很多方面都背離了他的理想，明報集團員工張紹元說，「《明報》後來在香港的立場，是他所痛恨的。」
一個經常被忽視的事實是，查良鏞的主要身份是報人，其次才是武俠小說家，財富積累主要靠辦報紙，而不是收武俠小說版稅。
1959年，查良鏞與中學同學沈寶新合夥創辦《明報》，加上後來《明報晚報》總編潘粵生做助手。為了在香港激烈的報業市場中生存下去，查良鏞起早貪黑，不斷創作武俠小說在副刊上連載以吸引眼球，又以不同化名發表社論時評，才支撐報社勉強生存。1962年，大批內地難民湧進香港，《明報》成為香港為數不多的報道媒體，因此獲得了一大批讀者。《明報》逐步以知識分子作為目標讀者進行改版，1963年達到了日均銷量5萬份，徹底脫離了早期的財政困境。
在《明報》上發表的社論時評，多為對內地和國際局勢的觀察，寄託了查良鏞的家國情懷和政治傾向。他有民族主義情懷，但不狂熱，又重視少數民族，總希望可以在政治中找到一個平衡。對此，常有香港左派攻擊他為「牆頭草」，還曾一度到《明報》辦公室放火，逼得他去新加坡避難了一陣。
1996年，《亞洲週刊》主編邱立本和幾位同事去查良鏞家裡做採訪，談香港即將回歸的種種事宜。那一天，查良鏞很堅定地認為北京不會「搞垮香港」，也不會做任何傷害香港的事。前香港媒體人張寶華也記得與查良鏞討論過香港問題，「今天看來，他當時對香港的很多看法都很有遠見。」
查良鏞有他自己的處世之道。他常跟下屬說，不要拼命，有些犧牲是不必要的。辦報紙要學會「天氣冷了多加一件衣服，天氣熱了就脫掉，原則不能變，但表達的方式可以變」。
那些曾追隨過他的員工們喜歡憶起他在《明報》時的往事。「他把我叫到辦公室，親自寫一份聘書給我。」潘耀明在還未辭去三聯書店職務的情況下就接下這份聘書；查良鏞不善言辭，在電梯裡遇見人都羞於打招呼，對待下屬，他總希望下屬可以自己發現問題，來向他反映，而不是由他指出。假設問題實在嚴重到不行了，他便會遞一張紙條：某某兄，這個可否考慮這樣。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浙江大學的博士生無法適應他的「指導方式」。他不喜歡人家寫文章用成語，常講「用你自己的方式，淺白，不要故弄玄虛」。
1991年，明報企業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1992年，傳媒業頹勢已現，查良鏞也到了退休的年紀，他決定找一個理想的接班人，便將明報集團控股權轉讓給商人于品海，套現了10億，辭去了明報企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職務。他希望繼續參與公司決策，在明報大樓仍保有辦公室，但到了1994年1月1日，他辭去了名譽主席，徹底切斷了與明報的聯繫。
「後來（明報）有很多事情，查先生已經控制不了了。幾乎可以說是被架空了。他乾脆辭掉了，那麼對他心理上打擊也是蠻大的。」潘耀明回憶。離開了查良鏞的《明報》，從文字的水平、評論的角度，到新聞的採編水平，都變了味道，副刊更是不堪入目。陶傑指出，明報是個品牌，就像星巴克、迪士尼，這其中的秘方只有查良鏞會調。更重要的是，《明報》作為查良鏞政治觀點的輸出平臺，如今與他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馳，這令他感到失望。
大概10年前，張曉卿（明報現董事長）提到把明報交回給查良鏞來主導，查良鏞提出了一些嚴苛的條件，雙方沒有談妥。一位前下屬認為張曉卿做了錯誤的決策，因為查良鏞「懂得用人，會用人，懂得政治，他能夠妥協，而不出賣一些原則」。
「他成就是不得了，憑一隻筆寫出了一個武俠王國，而且還成就了一張報紙。一個人一輩子能夠幹好一件事已經很了不起了，他幹成了兩件，而且都留下很深遠的影響。武俠小說是他一個人能夠控制的，明報非得要幾百人來工作不可，所以那個保不了。」陶傑說。
「雙駕馬車，最後只有一駕馬車，一匹馬活著，另外一個沒了。這是命，就像他的兩個兒子，死了一個，剩了一個。我估計他後來也算了，得相信命運吧。」陶傑說。
生命最後的十幾年裡，查良鏞從來不看《明報》。
1989年金庸在明報大廈辦公室
放下
查良鏞去世一週前，陶傑到醫院去探望他。人過九十，查良鏞想念家鄉，喜歡與幾個朋友講上海話，陶傑當時就用上海話，跟他彙報今天是幾月幾日，中美領導人最近的動向，貿易戰的最新形勢。喪失語言能力一年多，但聽到這些，查良鏞的眼神是亮的，「他非常關心的，嘴巴說不了，所以很慘。這麼有思想的人，想象力這麼豐富的人，到最後說不了話。」
陶傑感到很難過。近幾年，查良鏞的第三任夫人林樂怡擋掉了大部分訪客，朋友圈僅限於陶傑、倪匡、蔡瀾、李純恩和張敏儀等人。大家在一起，有時聊京劇，有時講上海話，聊《大公報》的往事、逝去的梁羽生、正宗的杭州菜——查良鏞不喜歡吃小餛飩，認為那是給以前大戶人家的下人吃的。
他仍喜歡看書，即使住院時也會看著書入睡。去電影公司看了《色·戒》，他很喜歡，也希望李安能來拍他的武俠。可惜，李安少年時代的臺灣，金庸小說仍是禁書，等到他拍過《臥虎藏龍》，也未再透露出拍武俠的想法，「所以很多時候都是有緣無份，失之交臂。」陶傑說。
最常談論的，還是時政。查良鏞一直關心中國在發生什麼，一年多前，他還叫友人帶來政論的雜誌。年輕時，他也有過從政的願望，也曾在1950年北上，試圖到外交部謀一份差事，但碰了壁，被喬冠華指出「應去讀人民大學的幹部培訓班」。這才使他意識到自己香港式的思想行為，恐怕入黨都很困難。
從政失敗，他回到香港，友人總結他真正的政治觀點，「露在水面上的只不過一成，水底下的有九成。」可以明確知曉的是，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世界並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樣發展，甚至令他感到失望至極。
終其一生，查良鏞的本質是個熱愛自由的人，他不喜歡被人家管，但是熱愛自由的同時也一定要生存，因為不生存就沒法談自由。於是他學會了跟現實妥協，以極大的純真對現實抱有期待。
少年喪父，中年喪子，可人死已不能復生。他非常有錢，也很有地位，儘管擁有了這些，他骨子裡仍是個士大夫，愛人民、土地和文化，心繫廟堂。「他的痛苦就在這兒……他覺得西方的民主不適合中國，但是有什麼辦法，他又想不出來（別的）。」陶傑說。
他看重生存和身段，能忍，年輕時會把對現實世界的不滿寫進小說中：現實世界中，辦報紙被香港左派圍攻的孤獨和憤慨演變成《倚天屠龍記》裡張無忌被八大門派圍攻光明頂和《天龍八部》中喬峰蕭峰契丹漢人兩面不是。
一位友人說：「楊過、張無忌、喬峰、令狐沖、韋小寶都是他的不同的人格的折射，或者他理想的，他追求的……他怕人家看他的小說中毒，每個人都要做郭靖，所以弄出個韋小寶來，有時他又覺得這樣不太好，他自己也不確定，內心很多徘徊，掙扎。」
晚年時，種種遺憾湧上來，沒有寫成歷史小說，在浙江大學沒有當好博士生導師，在許多人眼裡仍算不上一個學者，一生的心血《明報》最後背離了自己的初衷。查良鏞如何與這些遺憾自處？在朋友們的描述裡，他很糾結，一會兒是「他放不下」，「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一會兒是「很多都看破了，老實說看破了」，尋不到答案時，「就信佛啊」。
上世紀70年代，查良鏞曾虧本辦過一本佛教刊物《內明》，沒什麼人看，也不了了之了。但他的小說中隨處可見佛教的影響，晚年也與星雲大師有過會面。他倒不是真的皈依佛門，一生都喜歡漂亮的姑娘，他只是在某些事情上，試圖看破，才會向佛祖尋求一個答案。
與陶傑的聊天在傍晚時分結束，他不斷感慨一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很多人都走了，夏夢去世了，沒敢跟查先生講，怕他會傷感，李敖去世了，他也不知道，但「他（知道了）應該挺開心」，陶傑笑了。
「這個人有很多缺點，不能把他神化，但是他在那兒，他就是民國堡壘留下最後的那一壘。」陶傑說，「他那種修養，跟人說話的那種形態，都是現在看不到的……現在你問我……你知道嗎，沒意思。」
在位於柴灣的明報工業大樓的一間辦公室中，掛著查良鏞的一幅字，字體乾淨利落：看破、放下、自在。人我心，得失心，譭譽心，寵辱心，皆似過眼雲煙，輕輕放下可也。
生命即將走到盡頭，查良鏞還有一件放不下的事，他希望可以在老家海寧去世，但沒能如願，他也想過死後可以安葬在澳洲，後來那裡的房產被賣掉了，也不成。
11月13日，他的遺體在寶蓮寺火化，那裡用的是柴火，整個過程要花8個小時。蔡瀾在給亦舒的信中寫道，「燃燒時發出濃煙，我們各得檀香木一塊，排隊走過火葬爐，把檀木扔進洞中。張敏儀因眼疾，要不斷滴眼藥水，這次也不顧煙燻痛楚，將整個禮儀行完。」
查良鏞的骨灰被夫人帶回了家中。生前的種種遺憾，也隨著他一同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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