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是一個大分裂的時期，在長達百餘年的歷史中，因為烽煙不斷，士兵這個行業就迅速被炒熱了起來。雖然這個行業競爭激烈，完美踐行了達爾文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理論，體系內新陳代謝的速度驚人，但是也經不住龐大的市場需求，照樣是從業者前仆後繼，這浪花就算死也得死在灘頭上。這種經久不衰的熱潮讓筆者聯想到了高中時，老師在填報志願時告訴我們，可以迴避IT這種眼下熱門的行業，提高錄取成功率，因為四年以後這股市場熱度就會減少，熱門行業不一定是熱門行業。到如今十多年過去了，老師誠不欺我，這個行業確實有東西少去了，可惜少去的不是熱度而是從業者的頭髮。
那麼軍人就是魏晉代名詞了？當然不是了，你覺得公牛的基石是喬丹還是戴眼鏡的格蘭特？還是紅頭髮的羅德曼？都說幹髒活累活的娃容易習慣性的被忽略，要不這20年來金球獎得主怎麼會只有卡納瓦羅一個後防獨苗。
魏晉時候的人也明白這個理，自然有許多有（愛）文（吹）化（牛）的讀書人選擇專研學問，時不時聚在一起辯論（嘮嗑）。這樣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一種風氣，後來的人把這種特徵稱之為魏晉風骨，把這批人稱作魏晉名士。
魏末晉初，三足鼎立的局面結束，短暫的大一統時期到來，這為思想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同時，司馬氏取代曹魏，則是兩種意識形態的更替，為何這麼說呢？
這得從曹操的出身說起，曹操的祖父曹騰是中常侍，說學名大家可能不明白，這個官職白話點說就是太監主管，曹操的父親曹嵩是曹騰的養子。曹操雖然家境並不貧寒，但是出身閹宦，仍然屬於寒族。一個人的成長環境自然對一個人的性格價值觀的養成有著重大作用，曹操不僅年少時任俠放蕩，不以儒學為務，到長大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其施政綱領也代表了寒族的利益。曹操認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也可能揹負著儒家觀點中的不仁不孝、貪汙欺詐的汙名，因此曹魏時期舉賢薦能，標準是才，而不是東漢以來的以德任人，往深了看這就是與過往的儒家豪族劃清界限。在曹魏鼎盛時期，儒家豪門只能避其鋒芒，選擇放下身段與其合作。而司馬懿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司馬懿在一個人均壽命只有四十來歲的亂世足足活了七十三年，一邊唱著倔強一邊用超凡的生命力在曹魏主少國疑的時候奪取了政權，重現了東漢時儒家豪族統治的鼎盛局面。曹魏倡導節儉，西晉貪戀財貨，曹魏唯才是舉，西晉注重門閥，曹魏抑制地方豪強，西晉則以豪族為統治基礎，正是寒族與儒家豪族，曹魏遺老遺少與西晉王侯將相之間意識形態的激烈對抗催生了魏晉思想的激烈碰撞。
而在這文化繁榮時代，名士似乎和軍士一樣多，有因為顏值留名史冊的潘安，據說他出門一趟，太受歡迎以至於連老太太都要把早上剛買的水果往他車裡扔，好端端一個美少年一下子就能畫風突變成水果攤小老闆，至於說為什麼不扔錢，筆者想了想大概是扔錢太俗，容易歪樓成為打發乞丐的畫風。
潘安審豬
說過好看的，那接下來就要輪到有錢的了，西晉顯宦都是門閥世家，入仕晉升的道路早已鋪好，沒有了拼搏動力的他們自然全身心的追逐財富。石崇這個司馬家佐命功臣石苞的第六子，靠著劫掠商隊，白手起家，成為整個帝國數一數二的鉅富。他富到什麼程度，據說他和擁有著皇家庫藏支持的皇帝舅舅王愷鬥富，每一次交鋒都是壓倒性的大勝，王愷飯後用糖水洗鍋，石崇便用蠟燭當柴燒；王愷做了四十里的紫絲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錦步障；王愷用赤石脂塗牆壁，石崇便用花椒。
無敵的石崇
所以說在魏晉時代，要紅起來，還真不容易，相貌好的帥不過潘安；口袋多金的富不過石崇；你說你有才，人家左思寫的三都賦讓洛陽的紙價都起來了；你說你海量，人家劉伶喝酒能從亂性喝到懵逼，再從懵逼喝到亂性，過程中說不穿一件衣服就不穿一件衣服，露著一身五花肉跟你說ALL IN。
然而正是這百花齊放（網紅輩出）的年代，有著那麼一波人他們意識到團結就是力量，一個不行咱們七個上，硬是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個流傳千年的IP，知道為什麼現在Produce 48、NINE PERCENT、火箭少女101一個比一個火，人數決定熱度啊，我們玩下的都是老祖宗玩下來的。
言歸正傳，這個被當做魏晉名士代表的團體有一個響亮的名字——竹林七賢，顧名思義自然有七個人組成，C位的當然是高富帥中佔得高這個屬性的嵇康，嵇康身長八尺七寸，考慮到歷史的誇大，換算過來也至少是一米九多，在那個時代絕對是巨人，一曲廣陵散更是千古絕唱。
而另外六人則有前文中所提到以酒量見長的劉伶，憑藉《思舊賦》留名的向秀，吃得開朝堂和鄉野兩邊的王戎，達則兼濟天下的山濤，寫出《詠懷》的阮籍，把直柄琵琶彈成自己代名詞的阮咸。
竹林七賢
這七個人放蕩不羈，好清談，主張越名教而返自然，當時所謂名教就是以官長君臣之義為教，這是入世求仕的主張，而所謂自然就是指崇尚自然，活出本真，避世不仕的主張。前者的支持者以支持司馬家的儒家豪門為主，而支持後者的無疑是留戀曹魏，不想與司馬家合作的人，可以說當時人物對名教和自然的不同主張代表了不同的政治主張。
追根溯源，我們可以發現清談的興起，源自東漢末年黨錮名士遭到政治迫害，士子們將吐槽紛紛從原來評議朝堂用人改為討論人倫鑑別，從有具體的攻擊對象變成抽象的比喻。
魏晉時期的清談雖然承自東漢，卻也有自己的特點。
具體來說，魏晉清談，可分前後兩個階段，前期清談相比東漢更為深入，主要辯論的是政治上真正出現的問題，前文已經詳細解釋了西晉初期意識形態的不同，以及關於老莊自然和孔孟名教的對立。掌權的豪門大族好比執政黨，決定了國家政策走向，然而鄉野之外有出身寒門的士子作為在野黨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此時的清談好比政治集會，是寒門表達自己立場的一種具體形式。
既然是在朝和在野的區別，豪門大族自然也對持有不同見解的寒門士子心有忌憚，其中首推竹林七賢，七賢之中又以嵇康的政治主張最為激烈，作為曹操曾孫之女的丈夫，嵇康對於司馬氏的統治採取的正是後來印度領袖甘地的政策——非暴力不合作。然而兩者的後果卻截然不同，司馬氏的心胸遠遠不如某個腐國的統治者，甘地採用了最原始的方法——絕食來抗議，連吃頓飯都要換身裝束的腐國人哪受得了這種威嚇，只好讓步。而嵇康就沒有這麼好運，司馬家先招安，後逮捕，明示其不孝不仕，違背孔孟名教的罪名，QWER一套連擊，輕易就殺了清談領袖。
嵇康撫琴
而竹林七賢雖然尚存六人，但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只能紛紛自保，向秀選擇入仕，舍自然而從名教，山濤本是司馬氏姻親，一直就出世入仕，王戎作為有名的牆頭草一早就倒向了名教，劉伶放浪形骸，借酒避禍，阮籍、阮咸叔侄則與統治者虛與委蛇，再不評論時事人物，將清談之風徹底轉變為完全抽象玄理的研究，至此，西晉清談正式進入後期階段。
而隨著王戎、王衍這類位高權重而又貪慕名士虛榮的人執掌朝政，名教和自然在理論上對立也隨著當權者的重新解讀而消失，名教產自自然規律，自然也反哺了名教的完善，就此名教自然相同說成為清談的核心，政見上的不同者從此再無理論依據對司馬家的政策提出質疑，以王氏兄弟為首的利益既得者也可以安心享受著朝堂的富貴和竹林的風雅。
然而對於國家來說這卻是莫大的災難，試想一個國家的當權者，滿嘴跑火車，通篇虛無縹緲，不屑實幹，就好比打遊戲時一頓操作猛如虎，一看位置在掛機，那要是還能贏不是大腿太強，就是對手太菜。然而遺憾的是，整個西晉可能擁有著中國歷史上最弱的腿。
缺乏常識的晉惠帝
晉惠帝作為歷史最有名的智力不在線的帝王甚至沒有獨立的思考和生活常識，而他的一幫兄弟外戰外行，內戰內行，你方唱罷我登場，一場八王大亂鬥打的那是跌宕起伏。恰恰是這幫筷子腿卻遇上了最不應該匹配到的對手，以匈奴打頭的五胡不僅擁有絕對的武備優勢，而且還開啟了外掛，依靠著融入了中原先進軍事經濟思想的領導團隊攪的北方大亂，就此開啟了中國歷史上最長最慘烈的大分裂時期。
司馬家的內鬥-八王之亂
諢名《魏晉奇葩說》的《世說新語》中寫道：“恆公入洛，與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王戎、王衍為代表的要員均崇尚玄學，位居務實的位置，卻追求虛無渴望天下的美譽，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整個朝堂皆以浮虛為榮，以實幹為恥。一旦這種把酒言歡，琴瑟和鳴的林下風流原封不動的挪到森嚴肅穆，以經世致用為己任的國事之中，西晉以來宣揚名教和自然相統一的烏托邦就會迅速破滅，動亂的因子會在其中迅速孕育，西晉的敗亡雖然有諸多原因，但是後期階段只論玄學的清談作為其中的一項，難辭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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