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英哀嘆，歸因於“國民的劣根性”
魯迅先生是中國歷史非常偉大的文學家，他的畢生精力，毅然決然的棄醫從文，都是為了改變中國人的精神，希望用一支筆可以喚醒國人。
在魯迅先生的作品中，他提出：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
他和朋友，時刻在思考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
在《藥》中，魯迅寫了一個被捕的革命者夏瑜在牢裡勸牢頭阿義造反，被阿義打了兩個嘴巴。
不僅僅是魯迅，民國一代的作家，都喜歡寫中國看客，寫圍觀的砍頭/槍斃的中國人。沈從文、巴金、老舍都寫過。
老舍在《駱駝祥子》裡寫到，人們湧上街頭圍觀死囚犯，他們期待犯人臨刑前有“出彩”的表現，不然就會大聲咒罵。
100年過去了，情況並沒有太大的變化，類似的哀嘆也經常能夠訴諸媒體。有失意者打算跳樓自殺，樓下迅速聚集了一群看客，彷彿過年一般品頭論足、吹口哨，大聲呼喊，催促著趕緊跳，看完好趕快去上班了……
02 先進性、劣根性，我們很糾結
我們的文化存在一些很有意思的自相矛盾，剛剛還自稱為禮儀之邦，天朝上國，轉身卻哀嘆國民的劣根性。
我們滿口仁義道德，轉身卻一肚子男盜女娼。就像紅樓夢中的賈府，大概只有那門頭的石頭獅子是乾淨的
03 劣根性，即是人性！
根據史學家研究，，全世界幾乎所有人類，不管是白人、黃種人還是黑種人，其實最早都來自於同一個種群。
幾十萬之前，大家的祖先都是智人部落。如果看基因的話，差異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從這個角度來講，所謂劣根，應該還沒有基因層面。
我們在學習西方經濟學的時候，學習過“理性經紀人假定”的概念，這個概念最早由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關於人類經濟行為的一個基本假定，即作為經濟決策的主題都充滿理性，所追求的目標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西方經濟學所研究的理論的基礎均是從人性出發，而沒有“君子遠庖丁”帶來的困擾。同時，我們可以引申以下，其實不僅僅是經濟決策，人類所有的決策所追求的目標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如果再補充一點的話，所有的利益都是可量化、可衡量的，比如用錢，或者其它等價物，都可以。
說到這想到一個段子：一富豪對一男子說，給你10萬，跟你老婆離婚，男子嗤之以鼻，我們很恩愛，才看不起你的臭錢。富豪接著說，100萬行不行，男子依然斷然拒絕，我們真的很相愛。富豪接著說，500萬，男子沉默了一下，依然回絕，我很愛我的妻子，我不能背叛她。富豪笑了笑，1000萬，男子淚流滿面，痛苦的說，你要對她好一點，不然我不會放過你的……
老夏家出了個革命者夏瑜，他勸說牢頭阿義革命，阿義卻打了他一個耳光。在這個故事裡，夏瑜是一位高尚的人。但是如果把他作為一個理性經濟人的話，對他而言，拯救國民給他帶來的自豪感、滿足感是最強的，甚至於強於對失去生命的恐懼，其實英雄也是理性的，他考慮之後，覺得這個選擇是值得的。
只不過，由於對收益的判斷尺度不同，我們大多人認為是不划算的。就好像一位大學生因為救落水的農民工而遇難，也會有很多人認為不值得。這，只是我們衡量事務的尺度不一樣。
你認為蘋果好，我認為榴蓮好，所以就會給予不同的價值判斷。
再說回“麻木”的看客，其實所有的麻木，都是人成長過程的優勝劣汰結果。阿義為什麼打夏瑜一嘴巴，因為如果聽夏瑜的，阿義大概率也會布其後塵，畢竟你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是高尚的人，好死還不如賴活著，這是人性。
再說，阿義還有正式工作，搞不好還有正式編制，他為什麼要給自己的生活過不去？即使是我這種還算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放到阿義的位置，我也會打夏瑜的嘴巴。
《管子·牧民》有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古人誠不欺我，越是有錢的人，越有條件講道德、講情操，知書達理。
反過來，越是窮人，對於安全需求、生理需求的要求就越迫切，就越沒有底線，因為再假清高命都沒了，所以才會窮山惡水出刁民。
也不是說富人就一定是好人，為富不仁，官官相護的也多了去了，因為慾望是沒有止境的，有的人有錢了會做慈善，因為他覺得有錢並不快樂。有的人卻利用財富與權力勾兌，慾望無止境、無底線的巧取豪奪。龍生九子，各有不同，如果都是好人，還要警察做什麼。
當然，窮人也是好人居多，一方面抱團取暖，互相幫助；另一方面也是沒有作惡的條件，畢竟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平平安安就是福。
所有的劣根性，其實是每一個個體在所處環境條件下的理性選擇。為什麼會甘當看客，那是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當英雄，當收益與成本極不匹配，大部分人都會選擇退而求其次，圖個安穩。
所有的人種均無外乎如此，雖然以色列人現在把阿拉伯人打的抱頭鼠竄，當年德國人屠殺猶太人，那也是幾個德國大兵就可以指揮幾萬猶太人井然有序的進入毒氣室，而沒有人奮而反抗。
博弈論中有一個著名的囚徒困境，共同鬥爭哪怕對大家都有利，保持合作依然非常困難。
04書生做事,三年不成
我非常尊敬魯迅先生，以及其它諸位以筆當劍的諸位先驅，這些偉人們國民教育上發揮了非常巨大的作用。然而，偉大如魯迅，儘管後期依然筆耕不輟，但是被深深的無力感所籠罩的。
轉過身來，再看看中國歷史上歷次的朝代更迭，都會誕生偉大的英雄，留下激盪人心的傳奇故事。原的有劉邦、劉秀、朱元璋，近的就更不用說了，百年屈辱史一朝改寫，豐碑都刻在每一位國人的心裡。
為什麼一個看似強大的朝廷，武裝到牙齒的正規軍隊，卻抵不住一群泥腿子的揭竿而起，在這些傳奇故事裡，我們似乎再也看不到什麼劣根性了。這是為什麼呢？
道理很簡單，無非有二：
1、中國歷史上幾乎每一次的朝代更迭、天下易主，往往都發生在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的年代。不揭竿而起，大概就要去當流民，要餓死了。所以，機會成本很低，那麼成功的概率很小，也比等著餓死划算。
2、打土豪，分田地，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是成大事者之所以成功的精髓所在。中國的老百姓是很淳樸的，只要按時發工資，苦點累點算什麼。只要發餉，旗子一豎，願意跟著走的人多了去了。反正爛命一條，混個肚圓就值了。
書讀的多了，卻往往會認為天下人都應該跟我一樣有愛心、有節操、知書達理、先人後己，做不到就認為國民有劣根性，這可能是讀書人的劣根性吧。
作為一個團隊的leader，如果感覺團隊的素質不行，做事不行，先不要怨天尤人，還是先想想自己是否稱職吧。
畢竟，在同一塊土壤，既有無數的失敗者，也誕生了阿里巴巴、華為等成功的企業。所以說，企業家是這個世界上最寶貴的財產，而書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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