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困难时期，牧工罗治业、罗守业因不满，在原国军兵痞出身的陈汉歧煽动、策划下，发展到秘密

“二罗”叛乱，严重地扰乱了石嘴山市社会治安，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先后有三个同志牺牲、一个同志负伤。

尽管罗匪依仗熟悉地理，耍尽了手段和我周旋，但终究没有逃脱覆灭的命运。经过4个月零13天的艰苦追捕，“二罗”叛匪于1961年1月8日，在贺兰山小黑沟一个山洞里被我剿匪部队活捉。随之搞清了全案，将其一网打尽，并依法镇压了叛匪罗治业、陈汉歧，消除了一大隐患。

预谋

罗治业又名罗玉玉，贫农出身，自幼随父挖煤，以后给人家放羊。由于长期在山里放牧，练就了一手打黄羊的熟练枪法，自称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罗守业又名罗山存，上中农出身，一贯放羊。他同罗治业是同姓，并非同族，但相互称兄道弟，罗守业总是听罗治业的。他二人都因粮食问题，产生了对社会的不满，后又受到陈汉歧的煽动，逐步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陈汉歧，自幼放牧，1945年至1949年在马鸿逵部当兵，并任过骑兵副班长五年，养成了兵痞习气。解放后，曾一度担任过我民兵中队长。1955年又担任了初级农业社的主任。1956年任高级农业社副主任，后因犯错误被撤职，受党内留党察看处分。1958年调牧场当副场长，1959年因对组织不满，再次被撤职，当畜群防疫员。从此，陈汉歧更加心怀不满。他同罗治业、罗守业二人串通一气，乘暂时困难之机，煽动、串连、阴谋策划叛乱。

从1959年冬，陈汉歧就开始恶毒攻击，到处造谣、煽动群众闹事。

1960年夏收前，陈汉歧同罗治业二人在黑沙沟的鄂托梁上，将钢笔挂在树上，烧香叩拜，笔下铺白纸，风吹笔动，划了一些笔划。陈解释说：“神给降了‘人王’二字，‘人王’在我们俩里面，肯定要出个皇上，‘人王’加在一起是个‘全’字，我们的事情全胜全得。”随后烧香化纸称兄道弟。陈汉歧为兄，罗治业为弟，结拜为所谓的生死之交。

陈汉歧除了利用自己是防疫员的身份，经常同放牧工在一块，以粮食问题为由，进行煽动外，还通过罗治业、罗守业先后串通了简泉农场劳改释放就业人员郑立忠(原国军军官)、韩金元(惯匪)、牧工罗玉全(罗守业之父)、王存保、李风刚、金保保、罗创业、季贵子等人，先后四次开会，进行密谋。并定于1960年农历六月六起事。他们积极发展组织，串连亲戚，收罗一些不满的人，以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郭拴子土匪残余，并规定：谁发展的人数越多，将来事成谁的职务就越大。他们还进行了分工：陈汉歧自封为“军师”，负责河东及石嘴山一带，了解劳改工程支队的地形、民警人数、枪支的配备和部队活动情况；罗治业为“元帅”，负责简泉农场一带；罗守业为“参谋长”，负责潮湖堡一带；金保保、罗创业为通讯员。

在定职会议上，罗创业气焰十分嚣张地说：“好!到扯旗造反那一天，我到石嘴山把人头给你们提来祭旗。”罗治业夸口说：“我给你报功，谁提的人头多，官就封得大。”

陈汉歧自称在河东和石嘴山一带发展了二百多人，由他负责把人带到黄河沿伪装隐蔽，选择星期六下午乘民警劳动之机，他以探亲为名，一举夺取枪支。罗治业自称在简泉一带发展有二百多人。罗守业自称在潮湖堡发展一部分人。他们狂妄地认为：“只要将劳改工程支队攻下，放出犯人去攻打石嘴山兵役局、公安局，抢商店、粮库、银行，再进攻惠农、简泉农场，一直向平罗、潮湖农场发展，攻下银川，放出马震武，两股力量合二为一，加上全区有八个劳改农场的犯人几万人，力量就大了。”

暴露

1960年8月13日，黄渠桥公社(当时系石嘴山市辖区)永胜大队(即燕子墩乡)放羊工李风刚被罗犯密封为通信员后，陈汉歧、罗治业威胁他不准告密和叛卖，否则用石头砸死他。他越想越害怕，跑回家里偷偷啼哭，其父李宗祥(地主分子，因反革命罪劳改，于1959年特赦释放)发现后追问究竟。李风刚即将陈汉歧、罗治业企图叛乱的情况及参加成员如实告诉其父。经过劳改多年的李宗祥，懂得了与人民为敌，只能是死路一条。8月15日他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永胜大队党总支书记马贵福。马当即向黄渠桥派出所所长王月亮同志报告，王立即向惠农县检察院副检察长何生藻同志作了汇报。何生藻会同王月亮连夜冒雨奔赴永胜大队，听取详细汇报后，立即向石嘴山市局报了案。8月25日，公安局指派黄渠桥派出所民警韩怀森和黄渠桥法庭书记员马丙明二同志，在永胜大队牧场支部书记姚X×的带领下前往贺兰山王泉沟牧场，找李风刚进一步了解情况。此情被罗守业发觉，并在火树湾找到罗治业、金生华，告诉了派出所来人情况，他们预感到事情可能败露。决定先下手为强，乘机夺取来人的两支短枪，然后设法夺取来黑水沟打黄羊的民警的全部枪支。商定后，即派金生华先去木头井上圈韩、姚、马三人落脚地侦察。并约定：若姚、韩、马还在，就在门口招手，后面的人一拥而上，两人按住他们，一人下枪。但当金赶到下圈时，韩、马已经离开了。

驻石嘴山市沙巴台地区的民警二大队四中队，于8月22日派参谋南自立带三名警士，佩带四支长枪，一支短枪，前往贺兰山黑水沟一带打猎，夜宿在黄渠桥永胜大队牧场的羊圈房内。罗治业正是这个羊圈的牧工。南自立同志在接连三天上山打黄羊时，都相约罗治业随警士一起去打羊。25日晚上7点前，南和罗陆续返回羊圈。罗治业表面伪装跟随他们打猎，企图抢夺韩、马枪支未遂中途溜走。当晚他们打算再夺这里民警的枪支，而打猎的警士们却毫无察觉，回来后随便将四支长枪立在羊圈小屋的墙根，短枪挂在墙钉上，便动手做起饭来。这时，罗治业乘机钻入屋内，偷偷地将一支“七九”步枪持在手中，正在做饭的南自立突然想起子弹还压在枪膛里，便指示警士樊进孝赶快进屋下掉，以防走火。正当樊进屋之时，罗治业见有人进来，立即端枪扣动扳机，樊进孝当场中弹牺牲，子弹穿过樊身又擦伤了南自立的臂部。警士们听到枪声，见樊进孝已倒在地上，便四下散开。“二罗”趁机抢走长、短枪三支，卸掉剩余的两个步枪的枪栓，携带子弹和两口饭锅及粮食等物向深山逃窜。南自立和警士们由于已完全解除了武装，无法和“二罗”作战，等他们逃走后，才进屋去拿枪。这时，发现枪、弹已被抢走，剩下的枪也被卸去枪栓，眼看着叛匪钻进深山跑掉。

“二罗”夺枪上山的同时，又指派罗玉全下山找陈汉歧，通知陈将山下的匪众马上带到简泉山头上集合。

韩怀森、马丙明二同志从贺兰山下来，当晚，住在永胜大队牧场(王家庄炼铁厂)。深夜，罗玉全和杜金全从山上跑来，直奔牧场，敲开门就喊：“不好了!玉玉和山存打死解放军，抢了枪跑到山里去了。”韩、马闻讯当即采取了果断措施，将在牧场住的十几个人全部集中起来，由畜牧场场长杜生华控制，一个也不准出去，封锁了外界同山里的消息。随即又迅速派民兵将首犯陈汉歧捕获，送黄渠桥派出所。安排就绪后，他二人骑着自行车到简泉农场，向农场党委书记刘君器报告，并马上向市局报了案。市局立即向石嘴山市工委、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党委报告了“二罗叛乱”的情况。市工委专门召开会议，紧急通知各公社、企事业单位派出民兵，各把关口，连夜沿贺兰山一带布置岗哨，进行了严密封锁，切断了罗与贺兰山的各种联系。

追捕

“二罗”叛乱上山为匪的事件发生后，在石嘴山市工委领导下，于8月25日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区公安厅副厅长彭林伯亲任指挥，区公安厅处长董怀月、石嘴山市副市长王杰、简泉农场党委书记刘君器任副指挥，并抽调民警、民兵一百七十余名参加清剿工作。指挥部下又分设了军事清剿、侦察、预审三个小组。

搜剿开始，集中了大部分兵力，采取了“坚壁清野，安点设哨，军事大搜剿”的方针，对贺兰山区域的大小山沟、峻岭、石洞进行了反复的搜剿。为了迅速捕获叛匪，指挥部抽调一百六十余名干警和民兵，组成了六个搜捕小组和一个机动队，采取蹲点守候、流动清剿、迂回围剿、化装侦察等战术，同时还发动群众帮助侦破。很多牧工带头进山引路，对贺兰山区域的中头沟、红水泉子沟、花石墙、黑石洞、钻头梁、柳木子沟等十几个沟、梁、岗、片进行了全面的搜查。但是狡猾的“二罗”，由于熟悉地形，采取转移、伪装等手段，一次次从我撒开的网中溜掉，搜剿一周未曾捕获。

为了总结前段搜剿工作的经验，进一步研究叛匪的活动规律，早日活捉叛匪，指挥部先后多次召开了全体剿匪指战员和各组组长动员会、座谈会，重点分析了罗匪活动规律，确定了搜剿重点地区，重新调整了力量。在军事搜剿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和当地牧工紧密配合，先后搜查了贺兰山北部方圆二百余里的大小山沟及50处羊圈，111个羊群，调查访问了牧工二百一十余人。经过近二十多天的艰苦工作，虽然没有发现线索，但为熟悉情况，改进战术，动员群众，捉拿匪徒打下了基础。

随后，搜剿部队进行了短期整训。根据调查了解掌握的情况，按照石嘴山市工委的指示精神，指挥部重新分析了敌情，决定改变全面搜剿的办法，有重点地组织力量，集中兵力对地形复杂、百洞千孔、悬崖峭壁的红山梁和大小柳木沟、四郎沟进行严密搜查。剿匪部队兵分两路隐蔽前进，同时行动。

9月26日5点30分，剿匪部队从简泉出发，上午9时全部到达目的地并派出前哨组，迅速进到指定地点，控制了制高点。上午11时全部出动搜剿，预定下午4时左右，南北部队在山顶会师。各路部队按原计划先后分头向指定地区围剿。下午3时许，南路搜剿的先头部队前哨组长崔喜喜同志带领陆占杰、苗万禄同志从四郎沟沿着陡坡向上搜剿。正当崔喜喜搜到四郎沟半山腰时，躲藏在约二十公尺处的一个暗石洞内的“二罗”开枪打伤了崔喜喜同志。崔忍着剧痛连发六枪，但未击中敌人，而陆、苗又距离较远，罗匪趁机逃窜。待后面部队听到枪声赶来，叛匪已不见踪影。由于当时雾气很大，几米之外即看不清人影，虽经追击数里，却未能捕获罗匪，叛匪再一次漏网。

被匪徒打伤的崔喜喜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加之治疗不及时，下午6时，抬下山就停止了呼吸。

指战员们决心“为崔喜喜报仇，一定要活捉叛匪。”他们奋不顾身攀悬崖，登绝壁，一鼓作气，先后搜索了中心地区的峻岭、深沟十余处，控制了重点庄园十余处，挖出罗匪新老巢穴五个，搜缴各种凶器、赃物五十余件。其中：子弹28发、刀子2把、手电简2个，以及被褥、衣服、食具、粮、油、肉等，断绝了罗匪的后路，为短期内消灭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叛匪老巢被端，无食品和衣物来源的情况，9月28日指挥部再一次进行了明确的部署：凡是叛匪有可能去寻找食物或抢夺羊只的地方都设了暗卡，调配了力量。

负责王家庄一带围剿任务的公安局长赵龙同志，根据罗守业岳父家住这个村，罗匪有可能窜下山来寻找食物的情况，做了周密的部署，将罗的岳父调离，布置生产队长、民兵张明福和两个武装民警隐蔽在其家，让张冒充罗的岳父在家守候应付。

29日夜罗匪来到了王家庄。他们想在这里搞些吃的东西，并打探消息。“二罗”相互掩护，偷偷来到罗守业岳父家窗口，轻轻地敲了几下，藏在屋里的张明福学着罗的岳父的腔调小声问：“谁呀”!来人答：“是山存。”“你们来了几个人?”“我同玉玉两个，快开门呀!”已经问明是罗匪无疑后，张回过头来对炕上的两个民警小声说：“是‘二罗’来了!”两个民警急忙拉开枪栓，惊动了罗守业，尽管张明福一再喊，罗也不敢进屋，反而要张出去说话。眼看“二罗”要识破内幕，站在张身后的民警沉不住气，慌乱中扣动了冲锋枪的扳机，一梭子弹打在叛匪对面的门框上，罗匪掉头便跑。慌忙中，掉到门前的水坑里，连手中的“七九”步枪也来不及拿就抱头鼠窜了。躲在外屋南墙根的罗治业，听到枪声也急忙扔掉下山时在田里偷来的一袋玉米棒，没命地逃走了。

落网

罗匪再次漏网后，行动更加诡秘。尽管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又经过二十多天的艰苦搜剿，仍然找不到“二罗”的下落。

根据自治区党委的指示，指挥部再次改变军事方针，重新整训和部署队伍，采取分片包干，组织小组深入贺兰山各放牧点和附近各厂矿、牧场、农村社队，深入发动群众，作深入细致的工作，并化装组成45人的“测量队”、“勘探队”、“打猎队”等，活动于贺兰山各个山岭沟壑，侦察搜索。同时又派出了由何泽然处长等九人组成的“整社保卫组”，对匪徒经常来往的平罗安家寨子、简泉和石嘴山的王家庄、任家庄四个生产队，结合整社保卫工作，在当地党委和支部领导下，全面发动群众，查清郭拴子和罗治业两次叛乱的底

子。另外，又组织了由赵龙局长、何生藻副检察长等15人组成的调研、侦察、预审组查清与“二罗”有关的案情。

为了防止罗匪逃窜，11月27日至30日，赵龙同志又带领十余人的工作组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巴盟，同内蒙古地区配合，根据以往和近期所掌握的“二罗”匪伙的嫌疑线索，进行了积极而细致的追查。鄂托克旗地区从11月以来也集中了二三百人的武装和民兵力量，对卓子山进行了全面的搜剿。

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广泛地发动群众，动员参战指战员献计献策，使各项侦察工作进展顺利。由于整社保卫组同志的积极努力，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检举揭发出与罗匪有牵连的人和嫌疑分子114名。对其中证据确凿，参加“二罗”预谋叛乱的33名罪犯，予以拘留、逮捕，对有嫌疑的81人交由群众严密监视。这样就卡死叛匪一切联系和活动范围，清除了其耳目，使叛匪寸步难行。

在这种情况下，“二罗”行动更加隐蔽。他们昼伏夜出，偶尔得手偷宰羊只，深夜下山偷盗毛驴、山芋等物用来充饥。从9月28日两次漏网后的三个月里，“二罗”渺无踪影。但是狐狸的尾巴终究是要露出来的。1961年1月6日下午4时，曾参加过“二罗”预谋叛乱，后主动向政府报告的牧工李风刚，又带着侦察“二罗”行踪的任务重回牧场。这天，他正在苦水沟、西叉沟找羊，突然发现了躲在这里的叛匪罗治业向他追来。追出近千米后，李机灵地摆脱了罗匪，迅速跑到靠近山边的简泉农场耐火厂报信。该厂张瑞岱同志迅速骑自行车到指挥部汇报，当即集合了一百余名干警飞速奔赴现场，但“二罗”叛匪已经转移，从山洞中搜出了驴皮四张，山芋六七斤，步枪子弹十发。虽然没有抓到罗匪，但却重新发现了线索。指挥部当机立断，连夜布置好暗哨。第二天(1月7日)，百余名剿匪干警和部分民兵对附近的苦水沟、三角井一带进行了细致的搜索。8日又将全体指战员分为三路，向大小黑芦沟、郑记沟等地进行搜剿。下午4时30分庞维珍和强亮功两同志带领的中队搜剿到小黑沟时，有人突然发现半山上的一个小洞内有一闪亮光。他们立即进行严密监视，又听到洞内有拉枪栓的声响。警士金自成同志当即鸣枪报警，全体指战员听到枪声后迅速赶来，团团围住洞口。此时，被堵在洞内的罗匪企图继续负隅顽抗，作最后的挣扎。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活捉叛匪，庞维珍、赵龙等同志反复向洞内喊话，动员其缴械投降，争取宽大处理。相持两个半小时，直到下午6时30分，“二罗”在内外夹攻下，才被迫将枪从洞口扔了出来，共缴获了步枪1支、子弹14发，手枪1支、子弹27发，烙锅1口、干驴肉10斤和粮食、食盐、砍刀、水壶等物。

1月8日生擒叛匪罗治业、罗守业之后，连夜进行了审讯，挖出了隐蔽很深的同伙杨长和、刘兴和等五人，对其依法实行逮捕，消除了隐患。同时对与此案有牵连的人犯逐一进行清理，该释放的释放，该解除嫌疑的解除嫌疑，查明参加这次预谋叛乱的案犯共34名(逮捕判刑33名)，分布于石嘴山的黄渠桥公社、平罗县的大武口公社、简泉农场。

全案审理清楚后，1961年3月25日下午2时，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黄渠桥镇召开了公判大会，对“二罗”一案进行了公开宣判，判处罗守业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陈汉歧、罗治业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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