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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汪精卫等人逃离重庆，借道昆明，前往河内，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汪精卫曾经是一名反清义士，有志青年，孙中山先生的接班人，居然沦为卖国贼，这实在是令人唏嘘。
汪精卫沦为汉奸和他自身的性格是分不开的。软弱和妥协几乎是所有资产阶级文人的通病，汪精卫性格懦弱，优柔寡断，骨子里缺少那种刚强意志。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人民大量被屠杀，后方官员却“乐不思蜀”，原本大呼中国必胜的汪精卫直接“倒戈”，大肆宣传与鬼子谈判合作，才能救国，这种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也注定了汪会沦为汉奸。
1925年是汪精卫最辉煌的时刻，他在高层的拥护下，登上了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但好景不长，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被迫辞职出国，在手握军权的老蒋眼里，小汪什么都不算。自此，蒋汪进行了数年的政治争斗。老蒋军权在手，占据上风，小汪最后只好与蒋合作，当了个二把手，但这对于权利欲极强的汪精卫来说，心里自然不会舒服。
在九一八事变后，国府高层就出现了很多亲日派，所以才间接导致东北轻而易举被鬼子侵占，还签订了一些丧权辱国的协定，这才助长了鬼子气焰，以至于小鬼子全面侵华。然而这时的汪精卫没有看清小鬼子侵华的本质，他甚至还认为中日本是友邻，日本是不会对中国造成伤害的，所以他想到了“曲线救国”。反观老蒋，看清鬼子侵华本质，坚决抗战，拒绝汪精卫的求和之策，难道老蒋不知道小鬼子有多厉害？原来他是在“苦撑待变”，果不其然，二战爆发后，形势突变，中国抗战最终走向胜利。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小鬼子扶持下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汪逆成功当上“主席”，彻底沦为卖国贼，四年后死在了日本的手术台上。
兵说
若才华撑不起梦想，梦想就要变质
汪精卫的一辈子，形象地说明了什么叫“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他的经历，就好像一个品学兼优的优等生，走上社会后却无法适应，逐渐堕落，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他人长得帅气，风流儒雅，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
他非常有才气，熟读四书五经，曾经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而他的宿敌蒋介石，连童子试都没有考过。
他还颇具英气，年轻时就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革命陷入低潮时，他更是效仿荆轲，北上刺杀摄政王载沣。被捕后，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自此，声名鹊起，政治资本也更加雄厚，逐渐成为孙中山的“如身之臂”。在孙先生病重时，成为全权发言人，并草拟了孙先生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此后不久，他就迎来了权力的顶峰，成为国民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有功劳、有地位、有脸面。可惜的是，这个顶点，他再也没能突破。顶点之后，就是下坡路。
他虽然身居大位，如愿做了国民党的领袖，但他才华却不足以撑起领袖的梦想。与党内小弟蒋介石相比，他既缺乏军事实力，也缺乏驾驭各派的政治手腕，陈立夫曾评论他"书生难成大事"。因此，在两人的较量中，汪精卫节节败退，不到两年，就被蒋介石挤兑的下了台，出走法国。
得意要看淡，失意要看开。但汪精卫就是看不开，他的失败和堕落，很大程度上就源自志大才疏，看不清或者不愿意看清自己的位置。 其实，蒋介石还是很重视他这位党的元老，给他安排了党的副总裁、军队的副主席。但是，尝到了最高权力甜头的汪精卫，宁肯胳膊肘往外拐，也不甘于屈居人下。
当抗战打响时，他抛出了“和平救国”论，意图“挟日制蒋”，希望借助日本人逐鹿中原，重回权力顶峰。从此，他就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之路，“革命志士”的人设陡然崩塌，“国人皆曰可杀”的大汉奸形象呼之欲出。
当然，人性是复杂的。现在很多人找了很多历史细节，试图证明汪精卫是一片苦心，是给蒋介石背了黑锅。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不管你的出发点有多好、心愿有多美，大节有亏，就一切白搭；一玷清议，则终身不齿。不管有多少理由，有多少迫不得已，做了汉奸就只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权力是一副毒药，用的好，能治病，用不好，能自杀。汪精卫性格软弱，优柔寡断，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缺乏政治家的勇气和担当，却要命的染上了权力的瘾，更可怕的是，他人生的后期完全丧失了人格和国格，为了权力，不惜卖国。
当才华撑不起梦想时，需要的是胸怀和品格，否则，只能自取其辱，甚至自取灭亡！
后人可不戒之？
饮水君
汪精卫被以“汉奸”二字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似乎是无可辩解的。本文是客观的对汪伪统治下的地区的经济做一个分析。
搭班子：中日战争初期，随着南京政府的沦陷，主要的全国性组织都随着蒋介石撤往重庆。日本因为自己的占领区的民间管理特别困难，而汪精卫在跟蒋介石争权失败后正好无地区可以统治，所以日本跟汪精卫一拍即合成立了伪政府。日本把在中国占领的大部分地区，逐渐的都归属于汪伪政府管理。
客观的讲汪伪政府建立了有效的基层组织，建立了层层管理的秩序，从而保证了汪精卫占领的地区政治比较安定，经济比较平和，社会突发性恶性事件比较少。某种程度上来说，老百姓能够比较安稳的生活。
但是随着战争的进一步扩大，日本需要通过汪伪政权收集到各种粮食和军用物资，所以，盘旋在老百姓头上的税收还是比较重的。但不管怎么说，老百姓还是有饭吃，个人经济状况不比开战前恶化。上海还是舞照跳，马照赛。
1943年2月，汪伪政权最高国防会议第四次会议通过《各地方经济局组织原则》，决定在汪伪统治区各省、特别市、行政特区及苏北行营管辖区域，分别设立经济局，管理地方经济事务。原各地建设厅主管之工商事项划归经济局掌管，裁撤特别市社会局。此外，还组建了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建立了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和物资调查委员会。商统会、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物资调查委员会是汪伪物资统制的三鼎足，其中商统会的规模与作用最大，成为华中沦陷区物资统制的中心。经过以上的调整与设置，汪伪战时经济管理机构基本确立。
定战略：汪伪政权还制定了“战时经济政策纲领”。
1,关于生产方面。《纲领》提出要发展农工生产。“改进农业技术，兴修水利，拓辟耕地，以求食粮及其他战时主要农产品之充分的增产”，开辟矿藏资源“以确保军需工业之发展”，“使军需及主要民需工业之原料及燃料能得便利之供给”关于物价方面。为平抑物价，打击囤积居奇，
2,《纲领》主张，改善运输机构，“免除一切不必要之耗费”，尽量减少生产者与消费者之中间阶段，“以免除居间者之不当利益”，“以严格的法律制裁取缔投机居奇”。
3,关于节约消费方面。《纲领》提出要限制或禁止各种奢侈品的生产，对“一切不必要之消费应予以取缔”，并决定“逐步并分别实施定额配给制度”。
4,关于金融方面。《纲领》提出，“通货政策应与生产力之增进相配合，以求币值之稳定”，“健全金融机构，使金融力量逐渐集中，以与经济政策其他部门相适应”，企图逐步实现币值的统一和稳定。
随着组织和纲领的建立，汪伪政权在经济上获得一定成就。在当时的亚洲四小龙的之中，汪伪统治地区占有一席之地。
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满足了日本人所要求的停战条件，才使日本没有继续向蒋介石发动大规模进攻，蒋介石政府才得以喘息。这就是汪精卫一再强调的自己的所谓的”曲线救国”的重大贡献。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因为经济上的稳定，其政权下的人民也多少得到喘息的机会：敌占区人民在汪精卫政权下的生活还过的去，基本生活物质供应稳定，市场物价平稳，没有听说老百姓吃不上饭，大量饿死人的事件发生。而蒋介石"还都"以后，倒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卫时代还下降了一块。
汪精卫政权也不断的在跟日本人争权夺利。汪精卫在访问日本的时候，提出了逐渐的由自己政府全权管理所在区域的要求，日本也逐渐的接受。这样在汪伪地区基本上还是实现了中国人管理中国人。
上面是对汪伪统治时期，其所占领地区的一个客观的经济分析。但无论如何，汪精卫投敌叛国，成为民族罪人。所以无论其多努力维持自己所统治地区的经济运营，汪精卫也将作为历史上的民族罪人，永远被钉在民族的耻辱柱上。
重庆汤姆
汪逆精卫是千古罪人，遗臭万年，这个没得洗；被挫骨扬灰也是罪有应得，这个没得说。
但是嘛，你用电视上那种“对日本人卑躬屈膝，一口一个太君，见到鬼子快完了又对八路赔笑，脸上还贴着狗皮膏药”的猥琐形象套用汪精卫这个等级的人自然也不太合适。
汪精卫成为天下头号汉奸有两个原因：一，他的权力欲很重，他没有争斗过蒋介石，心里一直愤愤不平；日本人来了，汪精卫把这当作一个投机的机会，傀儡就傀儡嘛，至少事实上是老大，也有那么一点权力。
二，汪精卫已经完全丧失民族自信，主张与日本人合作；今天的人可能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大家可能会想当时的中日国力对比非常悬殊是不假，但中国并不是没有一战之力啊，咱们好歹也歼灭了一百五十万日军（击毙五十万），可是你再往前想想看，抗日战争之前，中国与列强的哪次战争不是以惨败告终？而且抗战初期中国屡屡丧城失地，抗战毫无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怕了，认为与其打个你死我活，还不如和日本人合作，汪精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国史拾遗
汪精卫其前半身的政治态度和蒋介石是完全一样的，都是秉承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态度，而且和日本人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因为蒋介石和汪精卫是孙中山的正统接班人。而孙中山当初搞辛亥革命的时候，日本人还是辛亥革命里一个不小的股东。孙中山与日本政界有很紧密的关系，而汪精卫和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政治遗产与他的政治态度。
我们知道后来汪精卫成了大汉奸，而蒋介石好歹是跟日本人打了几年。为何？
汪精卫和蒋介石的政治态度的一个分界点，是1932年日本的515事变。
蒋介石虽然在此之前与日本人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是蒋介石是一个有底线的人。说白了就是：长城以北给你无所谓，长城以南必须是中国的。
但是515事变中，天皇指示少壮派军官把首相犬养毅给干掉了。犬养毅是什么人？他是孙中山的挚友，是蒋介石的恩人，是日本政党政治的代表。正是日本政党政治的干预，才让20世纪初的日本没怎么打仗。犬养毅都死了，很明显日本是要扩军打大仗了。关于这一点不做过多论述，如果你有空能够查阅民国时期的一些原始资料就会发现：国民政府正儿八经开始备战对抗日本，是1932年才开始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蒋介石是在515事变之后才真正感受到来自日本人的威胁，所以他在918事变和128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简直就是天经地义。
但是汪精卫跟蒋介石不同。汪精卫这人没啥底线，而且有很强的权力欲。在他眼里实际上做个日本附庸国的首相也不是问题。所以当汪精卫败于国民政府内部的派阀斗争之后，他就想借日本人之手夺权。
可以说蒋介石把汪精卫逐出国民政府，是蒋介石一生最大的功劳。我们设想一下，如果77事变之后，掌权的是汪精卫为首的一派，那还抗日个屁啊，估计直接带着各路军阀投降日本做日本附庸国了。
贞观防务
青年时代的汪精卫，是个极具爱国心的进步青年，也曾经为民族自由战斗过，在激流中奋斗的汪精卫，作出过不怕牺牲的勇敢事迹，曾经是一个被人敬仰的革命者。
汪精卫真正的改变，与两个女人有关，东条英机的小妾和冈村宁次的女儿。早在1936年的春天，汪精卫与东条英机心爱的女人黛子在富士山美丽的樱花下相遇了，美艳的黛子，一眼看到汪精卫，就神乱意迷，她被汪精卫的美貌争服了。身着和服，秀发飘扬的黛子，与汪精卫微笑招呼，看着樱花下温情的黛子，汪精卫礼貌地回应着，汪精卫的日语超过八级。那一天，汪精卫与黛子共赏樱花，心旷神怡。
黛子并没有放手，约了汪精卫晚餐。汪精卫不知道黛子是东条英机的女人，那个晚上，烛光里，黛子握紧了汪精卫的手，黛子把汪精卫带回了自己富士山176号别墅。那一夜，黛子有了从未有的幸福。她不再想起比自己大20岁的东条英机。
在半年的接触中，黛子再也离不开汪精卫，她怀上了汪精卫的孩子。汪精卫回国前夕，黛子痛不欲生，一定要跟随汪精卫。汪精卫实在无法带她回国，约定立刻回来团聚。而回国后的汪精卫，在上海一住两年，偏偏认识了在上海留学的冈村宁次的女儿智子，当时她的中文名字叫陈灵。智子爱上了汪精卫。
1938年10月，在汪精卫的日本朋友川岛龟雄的劝说下，汪精卫去了日本。黛子见到汪精卫，快乐中无法隐藏内心的伤感，怀里抱着她和汪精卫生下的儿子。那一夜，汪精卫与东条英机相遇了。原来汪精卫走后，东条英机发现黛子怀孕了，面对东条英机的枪口，黛子只能如实说出她和汪精卫的恋情。老谋深算的东条英机，让黛子生下孩子，又让川岛龟雄引诱汪精卫去日本。
东条英机控制了汪精卫，一心爱上汪精卫的智子，通过冈村家族在日本的势力，对汪精卫进行了营救，当冈村宁次得知自己的女儿爱上汪精卫，恼羞成怒，智子宁死不屈，要嫁就嫁汪精卫。冈村宁次严加看管，智子以跳楼相抗。在智子母亲的劝说下，冈村宁次只有放过女儿。消息通过日本军部传到天皇那里。日本天皇亲自见了汪精卫，在达成交易后，日本天皇放汪精卫回国了，并答应戴子和孩子的安全，与东条英机脱离夫妻关系。
汪精卫成立的伪政府，身边一直有一位美丽的日本女人，她就是智子，为汪精卫生下一个女儿。日本投降之前，汪精卫看到大势已去，就安排智子回到日本，当时汪精卫把大量黄金秘密偷运日本。回国后的智子与黛子生活在一起，盼着与汪精卫的团圆，直到汪精卫死后，两人一直未嫁，汪精卫在日本的儿女，成为日本富商，后来进入日本政界。
白这个颜色
在日本知识界，把一个人思想的前后突变或180度颠倒称之为“转向”，这是一种贬义的说法。这也类似于有人说的，从左翼轻易地就变成了右翼，浮萍无根，思想与行动的切换毫无痕迹。在20世纪，这样的实例太多了，读读历史一抓一大把。在日本有专门的对这种“转向”进行研究的专著。这或许是因为20世纪是一个激进思潮狂涌的时期，很多人都被这个时代怒潮所卷起。至于汪精卫，当然也不例外。从少年时敢于冒险刺杀晚清大臣，到中年时冒天下之大不韪竟与敌人合作，“甘愿为奴”；从参与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到1927年武汉分共，前后转变不可谓不大，立场转变似乎轻而易举。
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也是革命的世纪，因此对战争与革命的“否定”与“否定之否定”就成为时人的基本思考方式。中国在20世纪的抗争，尤其在抗击帝国主义法西斯战争所出现的三种形态，也就非常具有典型性。当然也要站在整个20世纪的世界史背景下看待。
当北伐即将胜利时，“党权”衰落，干不过“军权”，所以当时很多人要骂蒋介石是新军阀，他们的对策就是要兴起“党权复兴运动”，目的就是要以党治（制）军，制约蒋。可惜枪杆子才是硬道理，何况1920年代的政党组织还是一个“弱”组织形态，没有下基层。因此很快“宁汉合流”，造成大革命的挫败，给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以严重的幻灭感。后来历史的走向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大挫败感所刺激的，从理论的武器到真实的武器的掌握，都是基于此。
中国的现代，核心追求就是要挣脱主奴的枷锁，把人从奴役的状态解放到人的状态，把国族从被压迫的状态解放到独立自主的状态。
例外状态
汪精卫优柔寡断性格懦弱，才华不足以支撑梦想。
汪精卫确实是有志青年，在民主革命的初期。他加入中国同盟会，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发表了多篇文章抨击梁启超等，受到了孙中山的嘉奖。
之后在南洋各地成立同盟会分会，积极筹备起义善款。而他人生的转折点，在于刺杀摄政王载沣。特别是在1920年前后，筹备国民党一大工作。跟随孙中山北上，负责起草孙中山遗嘱等。
如此一个好青年，究竟是什么让他一步步走向了堕落的深渊?
其实一个人的成就，与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汪精卫虽然出生书香世家，熟读四书五经，曾经还中过秀才。但是父母早亡，寄宿在哥嫂家中。
汪精卫的少年生活，可谓是在拘谨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很少有欢乐的时光。在长年累月的压抑生活下，造成了汪精卫的性格懦弱又优柔寡断的特点。受到儒家思想熏陶，还包含有“恭、恕”的理念。
但是这些一直埋在骨子里，没有表现出来，直到被外力压迫。汪精卫与黄复生在1910年前后，于北京开设照相馆，实则暗中计划谋杀摄政王载沣。事情败露后被捕，在狱中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绝响。
本以为必死无疑，没想到被肃亲王善耆所救。南昌起义之后，更是被袁世凯赦免。此次死里逃生，终于把他骨子里的性格表现出来。
一方面绝处逢生的失而复得，更加珍惜生命。另一方面对清王室保留感恩之情，特别是肃亲王善耆。再者他当初拥护孙中山的想法没有改变！种种情况加在一起，让他骨子里的懦弱、优柔寡断得以发展，为后来的堕落埋下伏笔。
在国父孙中山去世后，他也迎来了人生巅峰，坐上了国民党的领袖。但是他无法认识到自己才华，不足以撑起自己的梦想。与蒋介石对抗了几年，被迫一退再退。
中山舰事件爆发后，汪精卫感觉威信受损，很快引咎辞职。在这之后就养成了但凡遇到不利，不是装病就是出国的习惯。广州事件爆发，他受到国民党各派谴责，宣布隐退出国。指挥不动张学良，又抱病赴德国就医。
九一八事变爆发，汪精卫找到与蒋介石合作的机会。刚刚担任行政院院长，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当即给了汪一个下马威。虽然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呼声高昂，但是汪看到的只是日本强大，看不到我们的勇气。
1932年5月，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同意下，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议》。其中离不开汪精卫的极力撮合，他害怕打仗。
1935年6月，汪精卫又同意签订了何梅协定、秦氏协定，把我们对于华北的主权让给了日本侵略者。同年6月他被王亚樵派人刺杀，侥幸躲过一劫，但也留下了隐患。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汪精卫又极力与日本言和。也是这个时期，他的媚日情绪特别明显。在这前后的过程中，陈璧君和周佛海两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每当汪精卫左右摇摆之时，他们两人都会从中篡夺亲日。
Δ汪精卫与妻子陈璧君
可以说，汪精卫之所以从一名有志青年沦落为卖国投敌分子。主要是其优柔寡断，懦弱的性格导致。他虽然也有才华，但是他的才华不足以支撑得起他的野心，让他不得不选择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
史之策
他不是汉奸，只是不好的言论倒向了他那边。
一，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喜欢失败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当权绝对是这个民族的的悲哀。
对自己不自信，对自己家人不自信，对自己的国民不自信，对人类前途不自信的人在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决然不回倾尽全力。甚至因他一人中途放弃而集体事业掣肘，这种行为就是背叛……
相反逆境中的坚持和信念，即使失败，我们也会给予一定赞赏。
二，搞政治，愚蠢也是恶，是大恶
就汪精卫而言，就算他是是一心向善，一心为求天下同一饱，一心为国为民，一心追求解放全人类。于是他选择了曲线救国，选择了忍辱负重，选择了加入大东亚共荣圈这个更适合中国的发展方向……
他或许认为军国主义的日本不会如此残酷的压迫中国百姓，掠夺中国的资源，甚至会保护中国利益，或许他认为日本会抛弃军国主义，走上和平发展道路，无私扶植中国走上民主富强之路……
但事实上是汪精卫高估了在末日来临前军国主义者疯狂后的底线，错估了世界大国的形势，低估了中华民族面对殖民侵略的抵抗意志……
再看他的行为造成的客观后果，分化了国民党，动摇了相当部分社会精英的抵抗意志，建立日伪政府，组建几百万伪军部队，让中华男儿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自相残杀，客观上对中华民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或许历史上没有汪精卫，还会有周佛海，还会有太多人打着各种正大光明的口号加入侵略者的政府。
中华民族汉奸何多，谁叫我们包容，谁叫我们人多？
再假如汪精卫又多活了二十年，亲历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最后的挣扎，亲历了日本从
南京长春
等地的撤离，他会在日本军国主义垮台前再次叛变日本吗？背叛不背叛，他都很尴尬，这就是愚蠢的背叛者自导自演的丑剧……对待政治活动中的失败主义者和愚蠢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历史对其定义向来就是这么残忍——汉奸。一见大宝误终身
汪精卫从一个反清义士、全民偶像、国民党新星到汉奸国贼，有一个蜕变与异化的过程。这其中既有他的性格因素，也有蒋介石的压制和国民党权力结构的问题。
汪精卫的名字，如同无法填海的精卫，有价值理想也有失落与毅力。他政治倾向变化很多元，非常有争议，有一个从宠儿到叛徒的角色转变过程，令人愤恨也令人惋惜。
民国时，精英界称他为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孙中山晚年对他也非常欣赏，无疑是一个典型的有志青年。
1925年，孙中山去世时期他作为政治遗嘱的执笔人，早期可谓是国民党内的政治新星与佼佼者。 
在民国革命的大潮流中，汪精卫一头扎进中国现代政治的大风大浪之中。在政局变幻中，不断边缘化，他政治生命的成败，选择的谬误，呈现着历史的深度和人性的复杂，也令人深思。
没有军权支持的汪精卫，似乎是一个无头苍蝇，只能在政坛上嗡嗡叫罢了。汪精卫内心世界非常丰富，有强烈的表现欲和旺盛的权力欲，故而和蒋介石斗争失败后，逐步自暴自弃，失去了曾经的理想与道德。
如果说汪精卫这个人坏到透顶，似乎也不不符合历史事实。说他幻想曲线救国有道理，就对不起千千万万厮杀的将士。
总体来说，汪精卫大义有亏，难以翻案，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之上。汪精卫在民族生存最艰难的时刻，没有坚持战斗到底的勇气，反而投向日本的怀抱，影响恶劣，非常可叹。
１９４０年３月，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汪出任所谓伪行政院长、代国府主席，以 “汉奸”的身份终结了政治生涯，走向汉奸国贼。
时代突变，汪精卫在历史进程面前也是非常渺小和卑微的，历史的复杂与幽微，隐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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