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不是顺风顺水，也不管时间赶巧不赶巧，漕船到了临清，都得落篷靠岸。
靠岸是为了捎带一样东西，这是朝廷定下的惯例，到了通州卸船时，那东西要和漕粮一起检验交货的。捎带的这样东西是临清的砖。可不要小视了那一块块大青砖，偌大的北京城，从巍峨的宫殿到雄伟的城墙，还有郊外那明清两代的帝王陵墓，都是用它建造的。所以老辈子的人们说：“北京城是漂来的。”从哪儿漂来的呢?当然是临清。
在临清，大运河接受了它最值得夸耀的荣誉：为中国最庞大的皇家建筑群运送青砖。在它所有的荣誉中，这无疑是最骄奢浮华的。以往的那些荣誉大都从属于世俗生活中的日用衣食，即便是艨艟如风，帆樯如云，一俟进入京师，也很快就被消化得了无痕迹，不可能留下什么令人瞩目的场面之物。皇宫是皇权的象征，无论是外在形制还是精神隐喻都必须是坚固不朽的，临清的砖恰恰具备了这样的品格。这里的土胶中夹沙、细腻而无杂质，俗称“莲花土”；烧砖的柴草一律用的是豆秸，烧出来的火泛淡绿色。胶中夹沙的莲花土，在淡绿色的火焰中熔化、颤抖、澎湃，最后凝固为青黑色的临清砖。临清砖敲出来有一种悦耳的金属声，这种金属声也一直是检验其质地的重要手段。叮当，叮当，在明清两代的五百余年中，这种悦耳的金属声就这样从临清一路向着京师传递，带着某种庄严的仪式感。其实，临清的砖从一出窑就伴随着一种仪式感，烧制好的成品砖，经严格检验后，每一块都要用黄裱纸封住，用小拱车推到专门的皇砖码头，乘北上的漕船带走。船到通州后，要将砖全部卸下来，撕掉黄裱纸检验，然后再用黄裱纸封住送往北京。到了北京的工地上，还要一块一块地磨，磨得严丝合缝了，再放在桐油里泡，最后才会定格在大殿或城堞上。经过这样反复挑选的临清砖，它的视觉形态是老成且傲慢的，而所谓华丽，也是一种静穆中的端庄与持重。在我看来，它有点像老杜的诗，沉雄且流丽，表面上一点火气也没有，却蕴含着内在的历练和成熟。它的魅力就在于那点苍古的风尘气息。新出窑的临清砖肯定不会有那样的气质。
砖窑的烟尘在运河两岸傲慢地升腾着，如果是夜间，甚至在十里八里以外也能望见窑火的光焰，那是临清最醒目的标记。旷野上充斥着喧哗与骚动，窑工们的身影有如鬼魅一般，他们蓬头跣足，脸上总是带着长年不褪的烟火气。在临清，这样的窑场有数百座之多。如果你在别处犯了官司，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到窑场上找一份活干，在这里你不用担心官府的追捕。由于砖窑是直接为朝廷服务的，窑主和窑场拥有相当的特权，他们都有朝廷赐给的黄马褂，完全可以把地方官不放在眼里的。每座窑场门口还划有禁区，悬挂着朝廷赐给的虎头牌和水火棍，凡有私闯窑场或在窑内闹事者，用此棍打死勿论。因此，这一带流传着“打架上宫窑”的说法，意思是不论你闯了什么祸，只要往窑场一躲，就可平安无事。当然，前提条件是你必须有一身好力气，因为窑主并不是慈善家，他们看中的是从你肌肉和筋骨中能榨取的剩余价值。每一块成品砖，朝廷付给窑主工价银二分七厘；如挑出哑砖，每块折价一分七厘；不堪用者，每块折价一厘八毫。这些钱大部分落入了窑主的腰包，分到工匠手里的为数极少。工匠们只管牛一样地干活，他们其实比流放的苦役犯也好不了多少。每一块青砖都有枕头大小，五十来斤重，脱坯时必须是一次掼成的整块，不能添补的。这还仅仅是脱坯。从挖土、筛土、滤泥、踩泥，到装窑、搬柴、挑水、出窑，可以想见，一块成品砖中要渗入多少壮汉的汗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窑工就这样用当地廉价的泥土和豆秸，还有更为廉价的汗水和苦难，烧制了一座世界上最壮丽的宫城。我们无法知道，在成年累月的简单劳作中，他们会不会有某种艺术创造的快感甚至成就感。窑火映红了临清的天空，也熏红了窑工的眼睛，那是一种见了风就流泪却能穿透熊熊烈焰感受窑膛呼吸的眼睛，就像常年颠簸在大海上的水手，他们或许看到原野上盛开的鲜花会晕眩而在风暴中却镇定自若一样。燃烧的豆秸发出短促有力的爆裂声，那淡绿色的火焰有如锐利的刀锋。土坯一车车地送进窑膛，经过那刀锋的雕琢，推出来的是灼热的青砖，汗水滴在上面，腾起白色的烟雾，那烟雾中有一股带着咸味的男性气息。
夏天是窑场最繁忙的季节，在充沛而热烈的阳光下，砖坯很容易晒干。而且那日头总是不落，一天几乎可以干两天的活。在整个夏季，窑工们就那样打着赤膊，让汗水和泥土充当身体的保护色。为了补充汗水的消耗，他们要不时捧起水钵喝水，那是真正的牛饮，有如夸父饮于河渭。在那个漫长的夏季里，他们总共要喝下多少水呢?运河的水位一天比一天低了，码头上的石阶一级一级地露出来，石阶上的苔藓晒成了尘埃一样的浅灰色，航船也显得艰涩了。北方干旱的夏季，是被窑工枯渴的大口喝出来的吗?秋天是喜忧参半的季节，艳阳秋里，寒蝉声中，到处是成熟瓜果的香气。这香气是储藏在大地中的，现在它们被释放出来了。附近的农家开竿打枣了，“梆梆梆”，“梆梆梆”，爆豆子似的热闹。听着这样的声音，想象着枣林中落红如雨的壮观景象，窑工们干活时也多了几分兴致。但如果天公不作美，遇上连绵的阴雨，便常常十天半月的没个消停。脱坯的窑工们窝在工棚里，心情也像天气一样阴郁，因为他们一天不干活，窑户就一天不开工钱。为了养家糊口，天气一放晴，他们就得用加倍的劳动把耽搁的活儿补回来。等到窑工们脱下的砖坯足够烧制一个冬天，冬天也到了，西北风刀子一样刮过来，天地间一片萧索。这时候，脱坯就停止了。窑户当然不会让他们闲着，除去装窑和出窑，他们得抓紧运泥。窑场附近已经被掘地三尺，有如一块搜寻过细的考古挖掘现场，静静地敞亮在冬日的阳光下。窑工们要驾上大船，到远处把泥运回来。一船一船的莲花土堆在窑场里，有的像埃及的金字塔，有的像古罗马城堡的穹隆。它们在风雪中等待着来年春水的滋润，也等待着在豆秸那淡绿色的窑火中，变成具有金属质地的青砖。
青砖是让进京的漕船捎带走的，遥望着运河上漕船的帆影，窑工们会想到京师那些巧夺天工的宫殿和陵墓吗?在他们的想象中，那里的生活或许就像现代人在相声段子中引用的几句吕剧唱词：“听说包公要出行，忙坏了娘娘东西宫。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小民百姓想象中的奢侈，也无非是大饼大葱管够罢了。远方的帆影在视线中渐渐淡出，融入了北方那单调而高远的晴空。窑工们知道，那白帆下的每一艘航船上都载有他们制作的青砖，不会多也不会少，每船四十八块。砖的正面和反面都烧制着字迹，除去州府和年号外，还有一些人的名字。但那些名字从来不属于他们。
临清博物馆里陈列着不少这样的青砖。说是陈列，其实只是胡乱地放在一张长条桌上。我曾仔细拭去上面的灰尘，在昏暗的灯光下辨认过那些字迹。例如：明临清厂窑户孙岳造，作头于其。再看这一块：大工，嘉靖十年秋季窑户高雄为登州府造。这里的“大工”是指用于建造皇宫的，区别于建造皇陵的“寿工”。所谓“为登州府造”是指朝廷摊派给登州府的指标，由登州府出钱，请临清的窑户负责烧制后再运送京师。
还有：丙申年窑户赵贤作头赵才造。康熙十五年窑户畅道作头郭守贵造。几乎都是一般格局，那上面只有窑户和作头的名字，而亲手制作青砖的工匠是没有资格把名字署上去的。中国历来的政治学说到底就是名字学，谁的名字取代了谁的名字，这一般叫做改朝换代或权力更替；谁的名字排在谁的前面，这是强势群体内部的利益分配；而什么人的名字该出现在什么地方，则体现了一种社会秩序。这些都是很有讲究的。出力流汗的窑工们自然不配有千古留名的资格，就像现在写论文的人，名字反倒排在最后，而写报告的人绝对不会享有署名权一样。
只有这一块是个例外：嘉靖十五年窑户罗风匠人郑存仁。这个叫郑存仁的工匠好生放肆，他竟敢僭越规格，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名字署在青砖上。该人是何出身?有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一贯表现怎样?社会关系都有哪些?所有这些可惜现在都无从追查了。其实也大可不必追查。他或许只是出于一个劳动者自尊意识的觉醒，因为他觉得那青砖中有自己的汗水和指纹，理应署上自己名字的。为什么窑户和作头可以署名，自己就不可以署呢?因为他们的财产、地位、名望吗?可那和署名有什么关系?署名只是体现了一种堂堂正正的负责精神，作为一个劳动者，他理应为自己的产品负责。但他恰恰忘记了，所谓负责也是要有资格的(不然为什么称官员叫“负责人”呢?)，而他根本不具备这种资格。因此，我怀疑那批署有郑某人名字的青砖后来根本没有运往京师，其原因就在于他所犯的“自由化”错误。据博物馆的同志讲，这块砖是从乡民的墙基下发现的，这就对了，因为那里才是他可以负责，也大致可以容许他署名的地方。
其实，即使是窑户和作头，他们的名字也不可能进入京师的大殿或地宫，因为在施工前的磨制过程中，他们的名字都要被磨得了无痕迹的。本来嘛，帝王的大院里要那些名字干什么?是树碑立传还是邀功请赏?反正都不合适。那里只容许一个人有名字，而且还只能用代号——“朕”或者“皇上”，其他人都只能合用一个名字——奴才。那么就统统磨去吧，包括那些州府名称和年号。但临清土那固执的坚韧，还有临清工匠那带着咸味和男性气息的汗渍是永远磨不去的。当然，磨不去的还有史书上这样的记载：烧造之事在外，临清砖厂以供营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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