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活笑笑堂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很多思想的起源時期，也是中華文明正源生成的時代。大爭之世，凡有血氣，必有爭心，為了圖謀國家富強，生存地位，列國也曾進行變法改革。比如魏國的李俚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韓國的申不害變法、秦國的商鞅變法、趙國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都是此類。
當然，變法在秦國之後的，也只有趙國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但是趙武靈王的改革只是主要在軍事領域進行，而商鞅的變法則幾乎涉及秦國朝野社會的方方面面，改革深刻並且徹底。
題主說的有道理，秦國變法之後國力大增，山東諸國有目共睹，但為什麼卻沒人效仿呢？
很簡單，天底下只有一個秦國，一個秦孝公，一個商鞅，一個商鞅變法。當時的秦國剛剛從四代亂政中恢復過來，秦孝公的父親秦獻公為了恢復秦國國力，也曾實行過一系列新政，但是之後為了奪得河西之地，多次與魏國發生戰爭衝突，到秦孝公時期，秦國實際上只剩下一個空殼子了。國庫空虛，人丁稀少，百業不振，軍制落後，“列國卑秦，不與會盟”。秦孝公深感變法強國的必要性，因此開始留心，物色變法大臣。恰好魏國的衛鞅沒有得到魏惠王的重用，心灰意冷，來到秦國圖謀發展，兩人相遇之後，正如天作之合，商鞅以法家思想為指導進行改革變法的宏偉藍圖深深震撼了秦孝公，於是秦孝公決意在秦國推行變法。
然而，變法的困難與艱辛，只怕也只有領導變法進程的兩位巨匠——秦孝公和商鞅才能夠深有體會了。因為觸及到世族大家的利益，以甘龍、杜摯為首的守舊派一直牴觸變法，而商鞅為改革變法大臣，自然受他們攻擊最多。其次，秦國的變法，實際上是從根本上是對秦國進行重塑。用一個比喻來說吧，秦國就像一隻裝東西的瓶子，秦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等所有的一切都裝在這隻瓶子裡。而商鞅變法，則是把這隻瓶子裡的所有東西先倒出來，之後再把新的東西裝進去。
變法強國實際上風險極大，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敗。成功的諸如李俚、商鞅等人，但失敗的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楚國的吳起變法以及韓國的申不害變法，最終都是以慘烈的失敗告終，變法大臣身死，變法舉措更是灰飛煙滅。
所以，變法需要很多的必備條件：其一，局勢允許。秦國的變法，是秦孝公在亂世之中，奇蹟般騰挪出二十多年的非戰歲月，才最終成功的。因此變法需要安定的環境；其二，需要變法大臣，但變法強臣天下難遇。歷史上數得出名字的，也就那麼幾個；其三，君主可以不操持變法，但須對變法大臣給予決定的信任和權力，這一點，除了秦孝公，戰國時候的諸國君主誰也做不到。
秦國的變法，可以說是特定時期下的奇蹟，所有的條件都幾乎具備，故而雖然艱辛二十年，但最終還是成功了。所以說秦國的例子是其他國家無法複製的。便如現在的中國，能取得如今的成就，也算是輝煌無比了，但是現今為止卻還沒有國家能夠複製成功。
可以說，歷史就給了秦國一個強大的機會，而秦國的君臣，則毫不猶豫地抓住了，這才有之後的大一統秦朝。歷史的機遇，真的是妙不可言啊。
（全文完）
小文章大視野
商鞅變法沒法效仿，這是秦國能滅六國的第二大原因。
商鞅變法怎麼效仿？商鞅變法的核心就是壓制貴族權益，讓利給有功者、有能力者。不僅如此，為了保證新制度可以落實，是將包括王室宗親在內的貴族一併置於秦法約束之下。所以秦孝公一死，失去支持者。商鞅就面臨了被貴族報復的局面。以至於死後還被車裂洩憤。可想而知，貴族們是有多恨他。貴族們有多恨，就能說明商鞅變法對貴族的壓制和約束有多大。
都說商鞅是法家，可是我怎麼看到了法制的影子。法制與法家只有一個區別，法家只是用法律來治民，而法制是將一切人等納入法律約束之下。就算秦孝公本人不受約束，那僅此一人例外的話，其法制程度已經很高了。
秦法通過壓制貴族利益，讓利於有功者，不僅吸引了更多的能人流向秦國，還將整個社會的能動性調動起來。秦國強盛的原因不是秘密，就是這一條。可是別的諸侯國效仿不來。那些諸侯貴族們願意壯士斷腕嗎？願意對自己動刀子嗎？不願意，你怎麼效仿呢？你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秦國強大起來。我們的很多典故總把秦國說得兇蠻跋扈，然而這麼一分析，你發現，那些汙名秦國的人才是人肉吃貨。秦國是後發諸侯，自然更願意付出代價，貴族們再恨商鞅，畢竟也從了，所以秦國成功了，就這麼簡單。
如果非要選一個偉大的改革家，古今歷史，在能獲知的人物中非商鞅莫屬。
國病
第一各國都有各自變法， 如魏之吳起，韓之申不害，楚之李悝，趙之趙武靈王。當時百家爭鳴，各國的治國理念以及學派都不一樣。
只是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了。失敗的再也不敢談變法，也不會有人去敢變法，因為那些國家都是保守派的天下。 剩餘的國家，在變法後國力增強，開始與秦針鋒相對，然而軍事失敗後，也基本完結了國內變法的環境，保守派又佔據了上風。
第二那時一個國家的變法多數取決於領導人的意志力以及壽命。楚國的變法失敗就是領導人在變法三五年就死掉了。縱觀各國領導人在位時間長的屬於保守派，時間短的變不了法。
第三 等各國變法後和秦逐一較量後，同樣也失去了可以變法的外部安全環境。秦變法時各國實力相差不多。
看心情聊情感
戰國時期，各主要諸侯國都先後進行了改革。從時間順序上看，魏國的李悝變法最早，秦國的商鞅變法最遲，再加上商鞅變法呈現出效果還需一段時間，這時候可能秦軍都開始攻城了，所以，效仿就有點“來不及”。
縱觀各國變法，思路竟然驚人相似，基本都是圍繞發展農業經濟，強化君主權力，整頓吏治，削弱貴族勢力，提高軍隊戰鬥力，可以說，商鞅的那一套在當時並不新鮮，比如商鞅有“二十等爵制”，李悝有“食有勞而祿有功”，吳起有“三世而收爵祿”等。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秦國成功了，而其他各國最終被兼併？實際上，戰國變法裡，除了燕國噲任子和韓國申不害變法成效不足外，其他各國的變法都值得肯定，魏國，齊國，趙國都在改革後迅速強大。
不過，商鞅變法是戰國諸侯變法裡最徹底，最成功的，這也是為什麼秦國最後能一統天下的原因。商鞅變法成功除了商鞅本人的策略正確，國君的大力支持外，更為重要的是秦國的“底子差”，改革前的秦國是諸侯裡經濟最薄弱，地理最偏遠，人口素質最底下，文化傳統最淺薄的，因為它是一個歷史不夠悠久的新諸侯。但就是這樣的情況，卻恰恰對改革最為有利，因為舊貴族和舊傳統的阻力會小的多，“包袱”少，成功幾率就大。
文史觀察
我覺得這個問題邏輯上有點顛倒。
秦國確實是因為商鞅變法變得強大，但秦國可是最晚變法的國家
魏國在公元前400年左右第一個開始變法，就是著名的“李悝變法”。魏國的地理位置不好，四戰之地，但是因為變法，成為戰國前期的強國。接著其他諸侯國才開始效仿魏國開始變法。商鞅原來也是在魏國尋找機會，但是魏惠王拒絕了商鞅，於是去了秦國開始了著名的“商鞅變法”。所以不是其他國家不效仿，而是秦朝效仿的其他國家。
那問題來了，為什麼秦能最後變法卻能統一全國呢？
相比其他六國，秦國在最西邊，戰略位置非常好，易守難攻，基本只有他打別人，或看別人之間打，很少有來打他的。
這個戰略位置的優勢還可以從後來的漢高祖劉邦那體現出來。
劉邦最初想定都洛陽，張良勸他，洛陽雖好，但是四面受敵，不是用武之地，秦在關中，三面自然險阻，只有東邊面對諸侯，諸侯有變進可攻，退可守。
一句話點醒劉邦，也想起當時自己成功的奧秘，所以定都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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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不三不四藏
戰國時期有三次變法浪潮，第一次是魏文侯用李悝變法和楚悼王用吳起變法；第二次是秦孝公用商鞅變法、韓昭候用申不害變法和齊威王用鄒忌的整肅吏治；第三次是燕昭王用樂毅變法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秦國變法特點有四個
第一窮則思變。戰國初期秦國經歷四代亂政河西函谷關盡失，雖然有獻公的新政但是秦魏長年拉鋸戰使秦國居七雄之末。反之就像富庶的齊國，在商鞅入齊切對商鞅的才能有深的瞭解後卻不任用。
第二外部刺激。秦魏相鄰，魏國在變法後國富軍強。在秦魏大戰中深刻體會到變法深刻變化。就像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一樣，在感覺到敵人的強大後，對其優點進行學習。
第三雄主明臣。秦孝公雄明兼具，慧眼識才，同時又有公子虔的竭力擁戴力量。反之吳起在楚國的變法缺少擁戴變法的勢力而夭折。
第四，成功的改革家。商鞅是徹底的法制派代表，有為萬民立法，為天下創制的經緯之才。韓國的申不害因為不能按捺擴張的野心而引火燒身。
總結：變法的是指對國家的法令制度做重大的變革，是對利益的重新分配，，這樣必然會剝奪很多既得利益者的權利，而既得利益者在社會上基本都是社會高層的，控制著很大一部分的國家力量，要把他們搬倒，國家必然在短期內會元氣大傷，長期以後走勢還是個不定數，長遠看發動變法的國家會發展的更好，但短期存在極大的風險，再聰明的君主都很難權衡，發動變法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雄主明臣；二是就是被逼入絕境，無路可走。所以在動盪的戰國，能去深徹變法的只有偏處一隅，不被別人重視的秦國，山東六國也只是在原有的制度法令上進行一些改良，還真心不敢深度變法。
萬源同歸
我認為主要有兩個方面:
1、要有足夠賢明的君主，戰國初期，秦國特別弱小，之所以最終能一統天下，很大原因在於秦國連續遇到好幾位優秀的君主，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雖然商鞅提倡法制，但是在那個時代，如果君主不支持，根本做不到法制，所以其實還是人治，這樣沒有好的君主，如何能夠實現變法。
2、商鞅變法實際上是損害了貴族的利益的，在那個時代，各國貴族在本國的勢力都很強大，要想變法，就要和這些貴族對抗，這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事情，我們看到，即使商鞅遇到秦孝公這樣的君主，最終卻也免不了車裂而死，所以，各國君主不一定是不想變法，而是不能變法，一個處理不好，可能就會發生動亂，這種後果是他們承受不了的。
盛唐小民
秦國的商鞅變法主要有兩點：獎勵耕戰、實行郡縣制。
獎勵耕戰結束了貴族世襲政治，使庶民有機會通過軍功改變命運，郡縣制則改變了貴族的分封制。
這在東方六國看來就是一個另類，是東方六國的貴族們所不願意看到的。另外，秦國本身就落後於六國，所以六國不會去模仿一個被他們認為是落後的國家的。
即使秦亡後之後，名將世家的項羽依然想恢復分封制，後來劉邦擊敗項羽，建立漢朝。
秦始皇的功業最終通過劉邦完成了。
舉個例子，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歐洲，法國通過大革命建立共和制，這在當時的歐洲就是一個另類，因為其它的國家都是君主制，所以反法同盟很快就建立了起來，最終拿破崙戰敗，波旁王朝復辟。
拿破崙不是秦始皇，法國無力一統歐洲，而秦始皇在拿破崙的2000年前做到了，並使中國的大一統延續至今。
心向青山
文|小河對岸
秦國在戰國前期還比較弱小，經濟、文化、軍制等各方面都很落後，以致被東方諸侯視為戎狄。秦國在戰國前期，經常被魏國吊打。最慘的一次，要屬前389年吳起以未有軍功者五萬，兼車五百乘，騎兵三千匹，而大敗秦軍五十萬，盡奪秦國河西之地。
秦孝公繼位之後，痛定思痛，重用商鞅而實行變法。開阡陌、行縣制以加強中央集權，並實行“獎勵耕戰”、“利出一孔”的政策，驅使秦人必須以敵軍的頭顱換取功名富貴，以刺激秦人對戰爭的渴望。自此，秦軍出關征戰天下，便鮮有敗績。致使東方諸侯畏秦如虎，皆謂秦軍為虎狼之師。
那麼，秦國因商鞅變法而強盛，而商鞅變法的措施又不是機密。為何其他諸侯，卻不效仿秦國的商鞅變法呢？
其一，商鞅變法的核心思想是“利出一孔、獎勵耕戰”。而這種變法措施也只適宜秦國那種社會結構較為簡單、經濟較為單一的國家。而魏、齊、韓等諸侯國的手工業及商業等都極為繁榮，其變革的方向就不可能是“利出一孔”。比如“利出一孔”的思想最早見於管仲的《管子 · 儲蓄》篇，其中寫道：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
但是，管仲的改革措施卻是通過一系列“通貨積財”的手段，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甚至將娼妓行業都納入了官營。齊國在管仲的治理之下，商業昌盛、百姓富足，而齊地也是我國先秦兩漢時期最為富裕的地區。而富裕的地方，其謀生的渠道就比較多，故而對戰爭就失去了很大程度的興致與依賴。
商鞅正是利用秦國的貧窮落後，將“斬敵首與功名富貴”相掛鉤，才激發了秦人的戰爭熱情。而東方各諸侯國，其手工業及商業等都較為繁榮，就不可能自斷經脈而實行“利出一孔”的政策。
其二，效仿商鞅變法會動搖東方諸侯的統治基礎。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都紛紛實行不同程度的變法，以加強中央集權。而加強中央集權是以打壓宗族力量為代價的，而宗族的力量原是各諸侯國的統治基石，各諸侯國都是在兩者之間尋求一種平衡。而秦國的商鞅變法對宗族力量打壓最為徹底，這固然極大地加強了君權，但也使得失去宗族力量拱衛的“君權”變得更加脆弱。秦朝後來過早滅亡，亦與此有很大的干係。
其三，商鞅變法是以對外掠奪為基礎的。任何變革都是對利益的重新調整與劃分，其必然會觸犯既得利益者，而既得利益者本身又往往是實權者，這就是變革的最大阻力所在。就像一塊蛋糕，你無論怎麼分，都會有人不滿。唯一能安撫各方的辦法，就是將蛋糕做大，以讓各方都儘量滿意。而商鞅變法的成功，正是與秦國對外戰爭的勝利是相輔相成、互為促動的。假使，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接連幾場戰役都以慘敗收場，那麼，商鞅變法也就自然夭折。
而秦國實行變法之後，接連幾場大勝，也與秦國的地理優勢及其抓住了機遇密切相關。秦為四塞之國，易守難攻。正好趁魏、齊兩國爭霸，魏國慘敗，其西線力量防衛空虛。秦國又以欺詐之術大敗魏國，才奠定了秦對魏的軍事優勢。而東方諸侯都是四戰之地，不允許存在某國超強的局面，而很容易遭到他國圍攻，五國伐齊便是例證。所以，秦國後來的成功，也並不足以證明秦國的商鞅變法就優於東方六國的變法。
而商鞅變法還有一個弊端，就是對掠奪頗為依賴。其兼併天下的過程，就如同不斷地併購資產，其資產是累積的過程。而一旦天下一統之後，情形就倒置了，秦國本身過於殘暴而與六國故地結怨頗深，且秦國較東方六國落後，商鞅那一套措施並不適宜東方六國的土壤。以致秦國起初併購過來的良性資產全轉化為公司壞賬，而秦帝國卻不能再通過戰爭的手段以獲得利益，反而要燃燒帝國的脂肪去各地平叛，結果連原本沒有起義的秦、巴蜀之地也被六國故地的起義所吞噬。
歷史聞知社
不請自來，發發感慨，莫要見怪😊
歷史上變法，指對國家的法令制度做出重大的變革，而變革勢必要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古代封建以地主階級為核心而組成政權，而變法的一般性目的是富國富民，即充盈國庫和安撫百姓，加強中央集權，而造成的後果是分了中層地主階級的蛋糕，這些人能痛快地答應嗎?很難,而這些人往往擁有話語權和煽動性，所以變法雖利於民卻難以推行。所以縱觀變法歷史，很難持久，變法起於某君主和某位大臣的一段時間，而最終君主死變法改，比如商鞅，王安石，雍正，戊戌變法等等。
所以變法是君主自身痛並快樂的一種行為，是討好貴族階級維持統治還是富國強民破而後立，需要莫大的勇氣和抗壓力，並非是一時之興。
個人愚見，歡迎各位歷史大家補充討論。
